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陈垣先生曾大力倡导史源学研究。史源学的要义，是追寻史学论著的史料来源，检验立论的依据，考证其中的讹误。半个世纪以来，史源学不但在历史学界享有盛誉，而且扬起学术规范化的风帆，驶向邻近学科的学术港湾，产生广泛的影响。[i]当然这主要讲的是对汉族文献研究的影响。对于蒙古族文献的研究上，采用史源学方法的为数不多。不过早在1978年蒙古国学者沙·比拉在他的专著《蒙古史学史》中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研究“帝国时代的蒙古史学史（十三——十四世纪）”的有关著述《圣武亲征录》、《元史》时就断言，它们的资料来源中有不少蒙古文资料，蒙古人的历史知识影响着这些汉文史籍的编纂。[ii]在托忒文历史文献的研究上，学者们也同样很少关注“史源”这一问题。

史源学的核心是个源字，强调追本穷源。本文探讨的问题也是一个源字。不过，笔者的研究可能与陈垣先生倡导的不尽相同。我们寻求的“源”主要不是“追寻前人史学论著的依据，找出其中史料征引、判断、推理等方面的失误，并分析其致误之由”，而是探讨两大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有关卫拉特历史的史料文献的“源”。即清朝的文献与托忒文历史文献之间的源流关系。

一、 清朝有关托忒文的机构

卫拉特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1599—1662）于“鼠年（1648）冬创制了‘明了的文字’”——托忒文。[iii]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朝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托忒文。清廷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去解读、翻译这些托忒文信函。如他们在与这些部落交往中，也使用托忒文转译谕旨。清廷不仅需要有官员解读托忒文信函，而且需要有人专门将谕旨等翻译成托忒文，以便与这些政权进行交往。而这样一种职责显然是由内阁担当起来了。

内阁作为中枢机构的又一个重要部门，与托忒文有关的主要是蒙古房。《清会典》中记载到：

蒙古房，侍读学士，蒙古二人；侍读，蒙古二人，掌翻译外藩各部文字。内扎萨克及喀尔喀四部落、阿拉善、额济纳、青海蒙古用蒙古字。科布多伊犁之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用托忒字。回部用回子字。西藏用唐古特字。遇有陈奏事件及表文，皆译出具奏。其颁发诰敕及敕赐碑文匾额，武英殿蒙古字长方书签并各体印文，及奉旨特交事件，皆翻出缮写。

中书，蒙古十有六人；贴写中书，蒙古六人。掌习竹笔字以供译写。蒙古字以朱笔书之，其托忒字、回子字、唐古特字各传该馆人至蒙古房译写[iv]。

内阁除了需要懂得托忒文的人才翻译来自卫拉特各部的托忒文文书之外，还承担着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例如在乾隆朝解决了准噶尔事务以后，在承德避暑山庄立了《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此碑就是汉、托忒、满、藏文几种文字合璧的[v]。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设在故宫东华门和西华门的下马碑上所刻的六种文字之一就有托忒文。在乾隆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将伊犁等处碑文内蒙古文均改为托忒文[vi]。

下面的奏折，就反映内阁的这种职能的：

 第一份：

“吏部为移事会事文选司,案呈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内阁抄出 大学士忠勇公传等奏称,为请旨事查从前缮写托忒字样、谕旨及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其鄂勒忒侍卫巴朗缮写不及者，是令内阁蒙古堂中书常有协同缮写。常有在阁年久出派仓差，此际奉有内庭交出托特字样、书章及所降哈萨克阿布赖等托特字样、谕旨。因常有无暇，令伊子候补贴写笔帖式开泰缮写。臣等看得开泰所写托特字画尚属洁正，开泰现今既系候补贴写笔帖式，请将开泰即授为内阁额外贴写中书，行走几日应行缮写托特字者均令伊协同巴朗缮写。遇有缺出坐补贴写中书等因于乾隆二十四年二月二十日具奏。奉旨：

知道了。钦此。[vii]        

第二份：
    方略馆为知会事，奉总裁中堂大人谕：嗣后凡有应行纂入方略之托忒及蒙古等字奏折，并所降谕旨各件，俱交与蒙古堂音译，奉此为此知会署收。掌官·安庆
    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一日注册来文并存前件[viii]

以上就是清廷内阁处理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情形。根据《清会典》以及上面所引奏折文书档案，内阁蒙古房主要承担的是缮写托忒文文书、碑文、牌匾等职责。即他们主要承担的是有关托忒文方面的技术性的工作。前面我们在讲到军机处的职掌时讲到军机处有关哈萨克等中亚及西域诸族所拟写的不少托忒文敕谕。而这项具体工作却是由内阁办的。

“查得颁发哈萨克、布鲁特及外部落敕书缮写托忒字之处甚多，俱由内阁承办，臣等恳将现考一等之候补笔帖式塔番布量加鼓舞作为中书,暂不给予俸禄仍食本身钱粮分在内阁行走三年，期满，如果行走优善，缺出俱行坐补。考列二等之德尔格楞圭酌成作为笔帖式，仍食本身钱粮，在理藩院学习行走三年，期满，遇有本旗缺出再行坐补伊等之缺，交该学照例挑选少年聪敏者顶补其余。

……

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七日[ix]。

军机处还兼管方略馆与内翻书房。军机处的方略馆纂修方略等书，以军机处档案为基本材料，军机处全部档案均存方略馆库中。清朝在与准噶尔的战争每告一段落后，为了标榜武功专修了几部有关这一战争的方略类史书。如《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这些都需要托忒文方面的人才。上述第二份奏折即是明证。

此外，几部重要的官修史书的编纂均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对此我们在第二个问题中将进一步阐述。

而内翻书房，掌谕旨、书、文翻译事物。……自设翻书房后（设置军机处后或乾隆初年成立的。）凡各衙门由内阁抄出之谕旨须译汉文或翻满文者都送翻书房翻译。[x]这就是说托忒文的翻译工作是由内阁蒙古房完成的。

以上清朝有关托忒文方面事务的开展概括起来有两点：第一，清朝政府为了处理与卫拉特蒙古及中亚地区诸民族的事务。第二，编纂史籍。[xi]

统治的需求使得清朝开始有意识地培养托忒文方面的专业人才，而这一任务就成了理藩院的职责。清王朝特设理藩院来管理蒙、回、藏各族事务，其中也包括卫拉特蒙古。咸安宫蒙古官学、唐古特学及托忒学就是理藩院（部）培养译才的学校，一般也被称为“咸安宫三学”。张德泽及赵云田、张永江在他们的专著或论文中都谈到过蒙古学、唐古特学[xii]，在此就不赘述了。但是就“托忒学”方面研究的还未见到。托忒学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托忒文的教学工作了[xiii]。这样到嘉庆朝《大清会典》有关理藩院的资料当中就有了有关托忒学的记载：如“蒙古房，员外郎，蒙古一人，掌蒙古翻译（如托忒字、回字、唐古特字、俄罗斯字，则由各馆各学翻译）。”[xiv]托忒学学员定为八名，产生于察哈尔八旗，每旗一名。如果人数不够，托忒学可由八旗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咸安宫学生、国子监官学生、亲军、护军、前锋、领催、马甲内挑选。让他们学习托忒文文义。学习年限是五年。

二、 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的几部清朝官方史籍的编纂

笔者认为清朝为了编纂史书，在有关卫拉特历史信息、托忒文历史文献的搜集上做了很大的努力。通过采集文献、探访知情者，清朝建立起了纂修卫拉特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库。其中，有些以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形式保存了下来，有些则从托忒文翻译成了满文、汉文。不管如何，这部分史料来源详实可靠，并且通过祁韵士这些重要文献史料被宫廷之外的史学家所获，像张穆这样的史学家就得以利用这些宫廷档案为资料的史籍。“祁韵士曾经担任过乾隆时国史馆纂修官，又精通满文，能见到国家所藏满文档案。他的著作历来为治史家所重视。尽管对一些问题，如哈布图哈萨尔到阿克萨噶勒代之间的世系，他也未说清楚，但土尔扈特、和硕特与准噶尔、杜尔伯特并非同出瓦剌脱欢之后这一点，则是明确的。以后张穆的《蒙古游牧记》，赵尔巽主持撰修的《清史稿》，都是采用这种说法。[xv]”

所以，有清一代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记载在世界卫拉特历史研究中备受关注绝非偶然。像伯希和的研究就是以清代几部官修史籍为研究对象考察卫拉特历史中的一些问题，他的成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其中《西域图志》、《西域同文志》、《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这三部史籍可以说是清代最有代表性的官修史籍。

《西域图志》，傅恒等奉赐撰。始纂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完成初稿。其中乾隆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等文章尤为学术界称赞。是书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光绪十九年和二十九年石印本。

《西域同文志》，此书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由于卫拉特蒙古人的历史影响，使得西域地区尤其是天山北路的地名、山川名无不打有卫拉特蒙古方言的烙印，所以用托忒文来标记这些地名就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从《西域同文志》的内容及形式看可以说它是一部词典类的史籍，它的编撰应该是在为此后大规模方略等类书籍的编纂做前期准备工作的。此后，有关卫拉特内容的史籍编纂中的人名、地名应该都是以此书的翻译为准绳的，如《平定准噶尔方略》等。《西域同文志》中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包括天山南北路准噶尔部人名，包括绰罗斯、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卫拉特各部的人名，以及受蒙古语影响的西域地名。尤其详细罗列了卫拉特各部的世系。《同文志》对卫拉特蒙古的世系具奏最详，所以学术性很强。不像《表传》等只是列入了投靠清朝被封官加爵的卫拉特人的世系。对此，学者们在以往的研究中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我们认为这部分的资料来源是对搜集上来的用托忒文撰写的系谱等的缮写，而不是转译。缮写托忒文字的就是反复出现于前面奏折中的中书成泰。这本身就说明其资料来源属托忒文档案文献无疑。此外，清代文献资料的内容也说明对托忒文历史文献的利用。如山西大学师道刚先生也认为，祁韵士负责编辑《西域同文志》，新疆各地送来的资料由他“总司校核”[xvi]。就系谱方面而言，《西域同文志》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六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在写到辉特部世系时讲道：“辉特属，为阿睦尔撒纳扰乱，谱系失传，远派莫考。所收仅阿勒达尔和硕齐、额尔克台吉以下两支，其旧驻青海之扎萨克辅国公公格一支”[xvii]。这就是说，辉特部的谱系资料由于战乱遗失，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清朝拥有其他卫拉特部落的谱系资料。据此可以相信在此书中作者利用了托忒文系谱材料。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全书一百二十卷，其中与卫拉特蒙古关系最密切的有三十四卷。即阿拉善厄鲁特部总传、青海厄鲁特部总传，西藏总传、杜尔伯特部总传、和硕特部总传。《表传》成书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祁韵士主纂。续修表传为嘉庆十七年撰。是书以部落立传。每一部落为一表传，记其建功端委，传派之亲疏。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部落地界，则据皇舆全图。书成后，以满、蒙、汉三种文体刊印。该书因材料来源可靠，体例严谨，备受中外学术界重视。

《皇朝藩部要略》十八卷，祁韵士撰，刊行于道光十九年。书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然后分标各藩事迹。由于作者曾为国史馆纂修，主持过《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编纂工作，因此使他有机会涉猎大量宫廷档案。是故书中材料丰富，内容充实，论述多别具一格。其中有关厄鲁特史的记载，主要集中在第九卷——十四卷、十七——十八卷。但其余各卷也有不少记述。

三、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对清朝官方史籍编纂的影响

我们在研读了上述几部文献后可以发现它们有关卫拉特蒙古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均以叙述卫拉特蒙古各部溯源为主线。其中重点介绍各部的系谱。并且各种系谱之间具有一致性。

系谱在历史研究中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系谱，历史研究只能是乱麻一团。可以说，系谱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最基本的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特别是我们在构筑王朝史以及政治史时，尤为如此。在研究卫拉特历史时也是这样。通过系谱，我们才能构建卫拉特几大汗国的历史，如果不清楚系谱世系，历史学家们就会显得手足无措。即使有一大堆资料，也只能望洋兴叹。就拿卫拉特而言，我们对于十七世纪以前的卫拉特历史——瓦剌史研究至今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阐述，这就在于卫拉特蒙古没有能够在自己的著述中把自己的这段时期的系谱建立起来，有的只是一些传说。到了托忒文产生以后，系谱的记述流传成为可能，这样在乾隆统一西域后才有可能通过托忒文文献的记述及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对卫拉特蒙古人历史进行了解。

《西域图志》中写道“由是博采前文，旁搜古籍，溯乌林之世，裔绪不坠于脱欢。”如乾隆在《西域图志》序中还写道：“准噶尔回部之人皆在廷执事，而国语切音译外番语又甚便且易。我诸臣驰驱往来其间目睹身历，非若耳闻口传者比，俾司校勘而正其讹传，其正较仆婢耕织之间为尤详，且厄鲁特语朕亦因暇而习焉……” [xviii]从中可以看出乾隆对卫拉特方言之重视，此书的撰成应该利用过某些托忒文历史文献。  乾隆在其御制的收入《西域图志》中的《准噶尔全部纪略》一文这样写道：“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xix]

而《王公表传》取材以库贮红本及《实录》为准，参酌理藩院所存世谱。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些官方史籍其实在有关卫拉特历史的纂修中毫无疑问会充分利用当时清朝所拥有的卫拉特历史方面的资源。那么，他们究竟是如何获取这些资料信息的呢？

1634年（天聪八年）林丹汗去世以后，后金爱新国成功地招抚了林丹汗所统察哈尔本部，持续四个多世纪的蒙古汗统遂告终止。1636年（崇德元年）漠南蒙古诸部首领汇聚盛京，奉后金皇帝皇太极为天聪可汗，接受了满清的统治。而对卫拉特人的统一却是在一个世纪以后告罄的。清朝对于卫拉特人了解的愿望也是在这以后才付诸于行动的。其标志就是一系列著作的问世。而在这以前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在西域的统治，清朝一直无法问津这一地区，由此也限制了对这一地区历史现状的了解。对于清朝早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我们可以从《清实录》中了解到，清前期对于卫拉特人的历史知识很欠缺。从部落名的变化就可反映出。“厄鲁特——俄一鲁特——厄鲁特”、“厄鲁特四部——四俄一鲁特——厄鲁特四部”。就是说，起初交往中也碰到了如何称呼的问题。后来就以“厄鲁特”称呼。当然这种称呼并不准确。到了崇德四年已卯（1639），就没有“俄一鲁特”的称呼，开始有了“厄鲁【特/得】”的不同写法。[xx]随后代之而起的是“准噶尔”这一称呼。不过，这两个称谓一直用到“平定”准噶尔部。

《清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九月壬午，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御制准噶尔全部纪略文曰：“自古无不志外夷，而实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语不通耶，得什一于千百，加以鱼鲁亥豕，其堪信者鲜矣。兹者平定准部，止封达瓦齐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驻将军镇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准噶尔四卫拉特者，绰罗斯部、都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是其辉特一部本附庸于都尔伯特，后土尔扈特窜归俄罗斯，故别辉特为一部，仍称四卫拉特云。……”[xxi]

乾隆这篇“准噶尔全部纪略”的完成，标志着清朝有关卫拉特蒙古人的认识——历史知识的扩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纪略中叙述四卫拉特的历史变迁，其中主要叙述了准噶尔部的起源到灭亡的历史。对于卫拉特的称谓及其组成的记载都反映了卫拉特人的客观现实。即告别了由“厄鲁特”或“准噶尔”来统称四卫拉特各部的状况。由于这篇纪略价值很高，所以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对此进行了注释[xxii]。而他的著作也对西方学者研究卫拉特历史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我们依然要问乾隆是如何获取这些信息的？其信息的最初文本是什么呢？

清朝在乾隆二十三年把西域纳入其版图后，就开始了一系列的修史活动。王俊义、黄爱萍谈到，“提起清代的边疆史地学，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道光、咸丰年间乃至延续整个晚清历史时期伴随纷至沓来的边疆危机而盛行的‘显学’。但实际上，边疆史地学虽然大盛于晚清时期，其发轫却在乾隆、嘉庆年间。十八世纪中叶，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前后一百余年的努力，清朝统治者终于奠定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疆域版图。随着“大一统”的实现，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治理相应提上议事日程。统治阶级迫切需要了解边疆、认识边疆，以便更好的管理边疆，巩固边防。乾嘉时期兴起的边疆史地学，正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xxiii]由于准噶尔汗国在西域地区统治，清朝在叙述这段历史必然要谈及卫拉特的历史，这样就需要有关的资料。此外，在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期间还有一些卫拉特王公贵族投靠清朝并被封官加爵，官爵得以世系，清朝把他们编入了钦定的史书中。这样就需要有关他们的部落及家族的资料，清朝的档案文献告诉我们，清朝为此做了不少工作。下面的几篇档案就告诉我们乾隆获取卫拉特历史资料的途径。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请在伊犁地方查找厄鲁特史籍片

伊犁办事大臣明瑞奏：听说在札噶斯台埋藏有厄鲁特人的经文史籍，派去苏成、海春阿两人去询查，但是没有找到。以后还要多加留意，注意在伊犁地区继续查找厄鲁特经文、史籍。

皇帝批：知道了[xxiv]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根达锡等厄鲁特源流折

察哈尔都统巴尔品奏遵旨询问了驻察哈尔及呼伦贝尔厄鲁特旧部的根达锡及丹毕有关事宜。巴尔品问：“你们是否会写托忒文，你们是厄鲁特旧部，应该知道厄鲁特的起源，会托忒文最好写好呈上。如果保留有旧的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就呈上来。”根达锡回答：原来有一部，但是已在伊犁遗失。我们不会写托忒文，但是冒陀略懂托忒文。这样冒陀就写了有关厄鲁特起源的史籍呈上。[xxv]

以上的档案明确说明了清朝官吏奉皇帝之命在伊犁札噶斯台搜寻托忒文历史史籍的情况，遗憾的是没有搜寻到。第二条奏折是清朝在驻扎察哈尔与呼伦贝尔的厄鲁特旧部中搜寻有关卫拉特史籍的情形，其结果也是没有收获，不过却有一位名叫冒陀的卫拉特部人用托忒文写了一部有关厄鲁特历史的史籍呈上。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比较明确的有关清朝搜集托忒文史籍的记载。

“准噶尔全部纪略”开篇也说明“军机大臣等，遵旨将准噶尔家谱进呈”。[xxvi]这种时间上的一致，以及乾隆在文中的“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无纪，故就亲询实事书之，亦以便方略纂叙也。”的说明，可以说乾隆利用了卫拉特蒙古人用托忒文撰写的家谱等资料。除了搜寻卫拉特蒙古的书面历史文献以外，他们还注意记录卫拉特蒙古人的口述资料。

当清朝接受归降、招抚卫拉特部时都会询问卫拉特诺颜有关其部的起源及家族世系，其中应该不乏用托忒文记录在档加以利用的资料。例如，下面这份奏折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奴才除将查询土尔扈特等脱出俄罗斯之大略缘由谨具奏闻外，并向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一一询问，将土尔扈特家谱绘制一份，一并恭谨奏览，伏乞圣主睿鉴。为此谨奏。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奉朱批：真是如此，一善事也，无可置疑，知道了。钦此。（月折档）

附：阿玉奇后世之系谱[xxvii]。

庆桂奏有关绰罗斯台吉系谱事宜折

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十七日侍郎、副都统臣庆桂等谨奏，遵旨询问绰罗斯台吉散达克，尔原居于准噶尔何地，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达什达瓦等，如何排背？谁与谁近？散达克告曰：“我始祖哈喇忽剌，哈喇忽剌有三子，长子巴图鲁浑台吉，次子墨尔根岱青，三子楚库尔。楚库尔之子阿南达，阿南达之子色布腾，色布腾之子巴彦珠尔，巴彦珠尔之子散达克我自己。我高祖楚库尔与巴图鲁浑台吉、墨尔根岱青为同胞兄弟，噶尔丹策凌则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噶尔藏多尔济，亦是巴图鲁浑台吉之二世孙矣。计算辈分，噶尔丹策凌、噶尔藏多尔济，为我叔辈，达瓦齐、达什达瓦与我同辈。我原住沙喇伯勒，我妻因系巴图鲁浑台吉之髻。虎年我与舍楞、沙喇扣肯一同进入俄罗斯，住于土尔扈特游牧，前年冬天，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等，往此前来之时，我等一同前来矣。噶尔丹策凌、达瓦齐等辈分近。另将辈分疏者造册，一并恭呈御览。谕曰：抵达京师后，对照绰罗斯家谱而奏之。

    钦此。

（土尔扈特档）[xxviii]

福隆安奏渥巴锡等讲述土部历史折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xxix]

从上面罗列的档案摘抄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种信息：

第一，  拉特蒙古人的历史知识无疑影响着清朝。由于前朝“明朝”没有留下较为系统的有关卫拉特人的历史资料，所以清朝只有依靠卫拉特人才能获取有关他们的资料，尤其是近百年的历史信息。

第二，  清朝获取到了卫拉特蒙古人的不少口述资料，主要是系谱资料。而由于卫拉特蒙古自古以来就有口述传承自己部落家族系谱的传统，所以这些资料非常珍贵可信。

第三，  命令通晓托忒文并且了解部落历史的卫拉特人记载他们自己的历史。

由于厄鲁特人，即准噶尔部以及辉特部在清朝的统一战争中损失惨重，不仅其人员所剩无几，而且文化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包括其部有关历史史籍。所以在清朝档案中多次出现搜寻厄鲁特部史籍，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像杜尔伯特部由于归附清朝免于杀戮、和硕特部、土尔扈特部则是在准噶尔汗国灭亡后回归故土的，他们与准噶尔、辉特之间的不同经历，使得清朝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取到他们的系谱或其它有关史籍。上述档案记载无疑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总之，清朝官方史书的编纂受到了卫拉特蒙古人历史知识的影响。而这些史籍近现代乃至现在依然是卫拉特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翻译介绍给了世界各国热衷于研究清史或卫拉特蒙古史的学者。所以，探讨这两大史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对推动学术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