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撰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并于绍兴元年（1190）首次在漳州刊行，合称《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便有《四书》这个专名。到了元代，仁宗在皇庆二年（1313）下诏恢复科举，制定以《四书章句集注》策试。明清两带沿袭了这个成制。于是这部编著就长期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 《四书章句集注》行世以后，渐渐有些学者采《朱子语录》附于《章句》或《集注》之下。这种体制发端自真德秀，后来增益而为《四书集编》一书[1]。当风气一开，仿者效尤，据《四库全书·四书大全·提要》记载：“祝洙仿而足之，为《四书附录》。其后蔡模之《四书集疏》、赵顺孙之《四书纂疏》、吴真子之《四书集成》，皆荟萃众说，以相阐发，而不免稍涉泛滥。惟陈栎《四书发明》、胡炳文《四书通较》为简当。栎门人倪士毅又合二书为一，颇加删正，名曰《四书辑释》。至明成祖永乐中，诏儒臣胡广、杨荣等编集诸家传注之说，汇成一编，赐名《四书大全》。御制序文颁行天下学校，于是明代士子为制义以应科目者，无不诵习《大全》，而诸家之说用废”[2]。《四书大全》包括《大学章句大全》一卷、《或问》一卷、《论语集注大全》二十卷、《孟子集注大全》十四卷、《中庸章句大全》二卷、《或问》二卷，共四十卷。虽然是书与《五经大全》并颁，但当时的程式实以《四书》义为重，这样便使明代的读书人把《五经》束之高阁。自此，他们所研究的只是《四书》，所辨订的亦只是《四书》而已。因此，在明人心目中，《五经大全》远不及《四书大全》重要，就是后来《四书》的讲章浩如烟海，也是滥觞自《四书大全》一书。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书大全》说“由汉至宋之经术，于是始尽变矣，……有明一代士大夫学问根抵，具在于斯”[3]。 由于《四书章句集注》束缚读书人过久，渐渐亦产生经义不依朱注为高的现象。这种风气在明末十分盛行，入清后更形成两个反应。第一，顾炎武等学者提倡返回汉唐注疏；第二，吕留良等则盛唱程朱之学，希望使经义能一字一句重返朱注。虽然两派学者的取经不同，但他们的主张都是针对明季经义讲章的风尚而提出的。 戴名世继吕留良以批选八股文著称于时。“凡所作，贾人随购而刊之”[4]。而“海内学者”，“转相购买，几于家有其书”[5]。“时文发明远近”[6]，“文字流传江南”[7]，“举业之家，辄多以文章相示”[8]，请求批正。甚至出现“书肆中嫁名借刻”[9]的现象。可见戴名世对清初八股文影响之大。他不但对吕留良推崇备至，而且隐然以继承者自居。在经义方面，明世和吕留良一样主张以朱注为依归，而且进一步提出“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10]的口号。然而，他对朱棣所颁行的《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深表不满，认为两书所采取的注疏不够纯正，可以说犯了“是非互陈，邪正并列”的毛病。由于它们是科举取士的标准，因此使“学者睻瞀莫辨，而虽显背于朱子之旨，亦与朱子并以为不利”[11]。明世平生有三大学术志愿，第一就是欲重订《四书、五经大全》，并立志日后“入山著书，首当从事于此”[12]。 戴名世许下这个志愿，除希望订正《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的驳杂外，更希望借此补救脱胎自两书的讲章对经学造成的破坏。他指出“举业家”虽辨称“经之旨浩博，士不能徧观而尽识”，因而“为之汰其繁而标举其大略”，编成讲章，“期利于场屋”，但以讲章为学问，却时“苟且之见，谬悠之说，穿凿破碎之论，深入于肺腑而不可救药”[13]。其次，讲章的流行，亦象征了传统经学的败坏。他说：“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讲章时文之学，盖讲章时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圣人之遗经，掇拾于秦火之余，汉、唐儒者，其为训诂箋 疏，不啻数十家，皆未能尽得圣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讲章之徒，曾不能窥汉、唐之藩篱，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奥，何其惑也？《六经》者，文之本也。周、秦、汉、唐以来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归，未有不一者也。时文之徒曰：‘吾无所事乎此也’。其说至于苟且以从俗之好，而以是为奔走势利之具”[14]。另一方面，名世认为明中叶以反朱注的风气，同样对经学有害。他说：“自周之衰至于今，入学既摈焉，圣人之道，扫地无余，独幸有其书尚存，而学者大抵皆浅陋，不能申明圣人之意。自汉之训诂箋疏，已失其旨，而学宫所立《五经》家，皆无当于大道之要。盖道莫著于宋，宋之时不能用之，至有明而显。嗟夫！其言虽显于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举之文无由进；而科举之文，非宋氏诸儒之说辄斥不收。夫非宋氏诸儒之说不收，其意岂不盛哉？而学者第借其说以为进之阶，问其何以学？曰科举故也。则即其终学之日，而固已叛宋氏诸儒之道矣。然当时学者习其书，犹貌为其言，竞竞不敢失坠。至于正德、嘉靖以来，诸儒纷纷而起，良知家言最行于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宋氏为贤，于是横议之祸流为门户，天下亦自此多故矣”[15]。既然《四书大全》和《五经大全》不够醇粹，时文之徒从事朱学又有名而无实，王学之徒的反朱亦流弊丛生，因此戴名世要提倡纯正的朱学来廓清经学支离破碎的弊病。他说：“昔者经之有训诂也，所以解经也；今者经之有讲章也，所以便为举业者也。经自遭赢氏之祸，经几亡矣！至宋氏诸儒出而经之大义始大明，……后世有起者，无以复加矣。功令士各治一经，而兼通《四书》，皆奉宋儒之书为宗，学者竞竞守之而勿失，则亦何容其赞一辞而参一见？乃举业家有所谓讲章者……有志君子所为悼经学之榛芜，欲一举而扫除廓清之而无遗者也”[16]。所以，他在三十一岁时已立志“取《四书》、《五经》之训诂箋疏，而去诸家之背谬与其驳杂迂讹者，重订为一书，而窃附于宋儒之后”[17]。八年后，当他透露自己三大志愿时，又以“重订《四书》、《五经大全》”列居首位。 虽然是这样，戴名世到了五十三、四岁时才开始实践上述志愿，编纂《四书朱子大全》一书，而且这项工作并不是由他发端的。他在《四书朱子大全序》中说，“《四书》义读，取朱子一家之言，为了采掇荟萃，以类相从。而附于《章句集注》之下，盖发端于程君凤来；而余之属笔，则在乙酉、丙戌间。后因简帙重繁，又属程君去其重复，正其讹舛。丁亥，程君举以归余，余更略为出入，而后其书乃为定本。程君于是锓之于板，以广其传。明年（康熙四十七年即1708年）春二月，刻且成”。名世在这篇序文中除叙述编纂的经过外，还提出“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的口号，并申述他的意见：“余以谓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今之尊朱氏，即所以尊孔氏也”。“诸儒之说，其庞杂割裂而疵谬使学者眩瞀莫辨，而误其所以，汰而去之，固其宜也。然其中不无可采之论，至当之言”，“原不能出乎朱子涵盖之内”，“固亦有所弗暇及也。譬如一堂之上，众说喧呶，纷纭攻讦，苟非穷理之深，析义之精，听之焉能无误哉？”“学者但明于朱子一家之言，而诸儒之说，是非邪正，自了然于胸中，而不为其所乱。”可见，名世提倡朱注，不外希望学者能择取一个较精确的入门途径，不致受“众说喧呶，纷纭攻讦”的现象困忧而致无所适从。其次，他编《四书朱子大全》的目的，正如朱熹纂辑“周、张、二程之意，以为《近思录》”一般盼望学子，“得此而心玩焉，亦足以得其门而入”，而绝不愿意他们“惮烦劳，安简便，以为取足于此而可”[18]。还要指出，戴名世并不是盲目服从朱熹的学说，而且亦能提出怀疑。他在《读易质疑序》中就说：“《易》之理至程《传》而明，至《本义》而益大明，然而年湮世远，师传歇绝，自晚周至宋，凡千余年，伊川（程颐）、考亭（朱熹）钻研反复，得其不传之意，而著之为书。其书出于草创之际，岂无十之二三与文王、周公、孔子之本旨不相比附者？” 戴名世既对《四书朱子大全》寄予厚望，所以对该书的编纂，极为认真，就是在它刊行以后，仍不断增补审订，以补其中的不善。即使在“《南山集》案”发生以后，他虽身系囚牢，仍没有放弃这项工作。肃穆称“先生坚苦力学，晚益深造自得，不肯一刻离书。在狱中约计二载余，以昔所编订《四书朱子大全》镌板行世，尚以为未尽也。后取原书增损，条记简端，硃墨淋漓。盖此书羽翼经传，为程、朱功臣，故殷勤为后学计尤攻”[19]。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戴钧衡为名世搜辑遗问，编成《潜虚先生全集》十四卷。集内有《潜虚先生年谱》一卷，不知是否戴钧衡所作。年谱作者说曾见戴名世亲手硃笔批识的刻本，该本简首有“另换他人名字亦可”一句，也是名世亲笔写的。年谱所称刻本，可能就是明世在狱中所用的本子。当时，他既陷文字狱之祸，应该料到自己的著作难逃禁毁厄运。如果年谱作者所见的刻本真的是名世在狱中所用的，这句识语会不会暗示这本书若能流传后世，则请获得该书的人代为传布，倘若政治环境不容许他的著作流传，则可换上他人名字，作为掩饰，好使该书不致失传呢？无论怎样，在戴名世被杀后，《四书朱子大全》就不行于世了。 “《南山集》案”还未定谳，清廷已著令把“《南山集》板烧毁”，并且行文各省，将“名世所造之书，查出烧毁”[20]。在这样的情况下，《四书朱子大全》势难幸免。可是，在乾隆朝禁书的时候，名世的著作名列禁毁书目中只有《南山集》、《孑遗集》、《忧患集偶钞》、《意园文集》、《戴田有全集》、《戴田有集》、《戴田有四书文》、《戴田有时文》八种，《四书朱子大全》竞未见录[21]。《潜虚先生年谱》是此后最早提及此书的文献。谱中“（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条云：“《四书朱子大全》一书，予向未之见。庚子（道光二十年，1840年），先生之族孙□□以是示予。刻本甚精好，上下方有硃笔批识，或涂乙，或增补，皆先生亲手写。盖刻既成后，先生逐年加校，有未安者仍复审订，将以重梓也。先生获罪，此书遂不行于世”[22]。在年谱作者以后，只有马其昶称见过这书，他在《戴南山先生传》中说：“尝见先生所辑《四书朱子大全》，独取朱子一家之言”[23]。但这样简略的记载，对我们认识这书无补于事。1934年，《安徽通志》馆刊行《安徽通志稿》一书，其中《艺文考稿·集部十六·别集类十五·〈南山集〉》说：“名世有《四书朱子大全》，已著录。”但令人失望得很，《四书朱子大全》其实并未著录于书中。事实上这部书甚少传本，甚至到了1959年贺珏发表《戴南山及其思想的初步考察》一文，还把《四书朱子大全》归入“今已不传，或未发现”的作品之列[24]。 笔者因为研究戴名世的缘故，曾向多方面追查他的著作下落，终于发现北京图书馆藏有《四书朱子大全》的刊本，后来更得阅据该刊本制成的微型胶卷。微型胶卷所摄《四书朱子大全》一书，并无扉页及序跋，不知是原书本缺，抑或摄影时漏去。全书共为四十卷，所分卷数与《四书大全》稍有出入。如在《四书大全》中，《大学章句大全》、《大学或问》各占一卷，《中庸章句大全》、《中庸或问》各占两卷；但《四书朱子大全》却以《或问》散入《章句》内，而《大学朱子大全》和《中庸朱子大全》各分为上、中、下三卷。至于《论语朱子大全》及《孟子朱子大全》各有十四卷，则与《论语集注大全》和《孟子集注大全》的卷数没有差别。 在《大学朱子大全》、《中庸朱子大全》、《论语朱子大全》和《孟子朱子大全》各首卷第一页，都刊有编纂校订这姓名，抄录如下： 桐 城 戴名世 原编 钱 塘 程逢仪 重订 歙 县 程 崟 吴县 张士俊 归 安 江三锡 休宁 程文炘 同定 据前引戴名世《四书朱子大全序》，该书由他属笔后，“因简帙重繁，又属程君（凤来）去其重复，正其讹舛”，因此“钱塘程逢仪”应即程凤来。 戴名世在《四书朱子大全序》阐释编纂该书的义例说：“余是书一以朱子为主，其于朱子之书，一以《集注》、《章句》为主。至于朱子他书，与《集注》、《章句》互相发明者，采其精要，集而次之，而务一其旨归，其于诸儒，概弗之参载焉”[25]。据北京图书馆藏本的微型胶卷，《四书朱子大全》确系纯用朱熹的说法为注疏，而且戴名世等并无任何按语评说。同时书中对所征引资料的编排，也和上引序文所说没有出入。 清代厉行文字狱，许多杰出的思想家不但身罹惨祸，而且所有著作受到禁毁，以致生平事迹与思想学说淹没无闻，更使后世的学术研究者困难重重。就戴名世来说，诚如贺珏指出：“研究的材料，主要根据他的文集—《南山集》。戴名世的其他文字和著述，如《四书朱子大全》、《周易文稿》、诗集《齐讴集》等今已不传，或未发现……这就为我们今天考察这位历史人物造成重大困难”[26]。有鉴于此，所以特地写成这篇文章，报告《四书朱子大全》的下落，并期望戴名世其他的著作能陆续被发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