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先生被公认为“正史派”的代表人物,他研究明清史多取官修正史,亦即《明史》、《明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清实录》,旁及其他官私著作,稽考苴补,以求明备。《满洲开国史》堪称典范。
如所周之,满洲在明初称建州卫,后又析为三卫,其中建州左卫为清世直系所自出。清自认之始祖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及其父挥厚,在元明两代均受中央政府官职;满洲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得力于明廷的扶助。可见,清之先世始终受明廷统治和管辖。然而,自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1635年)之后,清太宗皇太极出于灭明和建立满族一统天下的目的,“捏造满洲国名,尤讳建州,不认臣服于明之史实”。清朝前期,清统治者为镇压社会上的“反清复明”活动,继承了皇太极的衣钵。如清高宗就明白说过:“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虽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縻各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清末民国初年,一些清朝遗老和守旧派为抵制革命,为挽救或恢复清朝统治造舆论,更是耍尽心思,捏造假状,以泯灭其祖先事明之史实。这就使清朝建立之前的满族历史及其与明朝的关系呈一片黑暗。
有鉴于此,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所说:孟森先生“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孟森先生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详细分析史料,精湛考证,其具体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以一书为纲,余书为订补。例如,在考辨奴儿干都司卫所时,以何乔远的《名山藏》为基本书籍,广征博引了十余种书籍,最后终于核清了一百八十四卫。即使这一百八十四卫,清统治者在《钦定满洲源流考》一书中,任意增减,其数总为一百八十三,则少去一卫。对此,孟森先生说:“核其卫名,乃少於会典所载者凡五卫,多出於会典所载者凡四卫,以期故与明志分道而驰。细考所少五卫之名,即是建州三卫又加奴儿干一卫、斡朵伦一卫。其去建州三卫者,自为隐蔽其先世之曾受卫职。益之以斡朵伦者,斡朵伦乃清始祖布库里雍顺所居之地,亦为清代切身之关係。又益之以奴儿干者,奴儿干卫与奴儿干都司同名,由设卫而扩之为都司,既欲隐没奴儿干都司,不得不并匿奴儿干一卫。又觉选出此五卫而去之,恐读者一与明志核对,觉其所少之数,适为建州等与清代关係之地,未免露骨,又为捏造四卫,添入其中,遂致蒙混纠纷,不可究诘。”他还指出:“今更核其所添之四卫,乃乌拉卫、哈密卫、额埒卫、弼勒古河卫,共四名。”这四卫也多有其谬误之处。“凡此皆为抽去建州卫名,遂并《明史》《志》文而翻异之。”孟森先生总结说:“所云满洲源流,於明以前未名为建州时,叙述尚明,独于明代之源流,则故为紊乱,以掩建州设卫之痕迹。故知《源流考》非考明其源流,乃使人因考而无从辨其源流而已。”
第二,以明清两代所撰史书及朝鲜实录相对照,“对读之自明”。清之为明时建州卫,这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满洲源流考》以兴祖于《明实录》无征,藉以推翻建州卫世受明廷官职之事,以曲就清室未臣于明之说。事实上,《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在书“七大恨”中就说:“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朝鲜在天命四年五月致书皇太极时也说过:“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致书于建州马法足下:吾二国(按指朝鲜和后金)土地相连,大明为君,吾二国为臣,经二百余载,毫无怨恶。今贵国与大明为仇,因而征战,生民涂炭,不特邻邦,即四方皆动干戈矣,亦非贵国之善事也。”但乾隆时所改之本却写作:“朝鲜国平安道观察使朴化,顿首致书满洲国主,吾二国接壤而居,明与吾二国,历二百余载,毫无怨恶。”孟先生将三书相对照后指出,乾隆改本“将建州卫字样,及君臣名分字样一概窜去,其余改易字句,更无若此之重要,对读之自明”。
第三,从清官书中寻找记载矛盾之处和“漏见于无意中者”,揭发事实真相。《满洲源流考》在介绍明初疆宇时说:“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之纳殷、东海之窝集等部,明人曾未涉其境。”此段话的意思是说,满洲向居于明之化外,与明廷成为互不相属的敌国。然而,孟森先生在考察了《明史·地理志》和《明史·兵卫志》后指出:“女真向化以后,于辽东都司之外,添设奴儿干都司。《明史·地理志》于山东布政使司详其辖境。有辽东都指挥使司,竟削去奴儿干都司不载,以实其明无东北境之说。然于明之兵制不合,又于兵卫志中仍出奴儿干都司,及所属三百八十四卫之名,两《志》不相关照,自成抵牾。”再如,《明史》本“讳言建州”,但《明史·朝鲜传》不仅漏出建州,而且还漏出了童仓、李满住等人名,再加上其他史书的记载,就使人们看到:清之祖先在臣服于明廷的同时,还“实曾臣服朝鲜”。
明了史实真相,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如果史实不清,真相不明,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孟森先生在明清史研究中,详细研究和考察了大量历史文献,以精湛考证明了史实真相的治学方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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