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之际，文人荟萃，通儒辈出，是清代学术发展的高峰期，而且这一时期高寿的学者不少，翁方纲就是其中之一。翁方纲一生勤于读书，笔不辍耕，在经学、诗学、金石学、目录学、书画学等方面留下了大量 

著作。但以往对他重视不够，《清史稿》甚至没有他的传，对他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以“肌理说”为标志的诗学和金石学等方面，至于其经学等方面的成就，关注的人更少。这是因为：一方面翁氏的著述刊刻不多，流传不广，而且主要集中在诗学和金石学方面；另一方面他的大量著述都是稿本、抄本，而且辗转流散于海内外各地，尤其是其《四库纂修提要稿》和经学手稿长期以来不为人所知，只是近些年来整理出版后才渐渐为大家熟悉。 

    这本《汉宋之间：翁方纲学术思想研究》，首先是翁方纲一生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全景图。翁方纲是个经学家，他著有《群经附记》，对考据汉学的批评较多，偏重于维护程朱理学派的经学路子。反对宋明以来 

疑经的风气，主张以阙疑、谨慎的态度看待古经，批评考据汉学过于“征实”的弊病，主张谨慎使用“诸经互证”和“通例”的方法，这些都是他的特色。翁方纲是个书法家，他和刘墉、铁保、永理号称清中期“四大书家”，主张以金石证书法，学唐碑不遗余力，是晚清碑学风气的开创者之一。翁方纲又是乾嘉时期北方诗坛的盟主，倡导肌理诗，主张诗文同源，以学为诗，是晚清宋诗运动的先驱者。翁方纲又是一个目录学家，作为纂修官参与了《四库全书》的校勘以及《四库全书总目》的撰写，所撰《四库纂修提要稿》不仅是纪昀《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基础，而且是保存至今篇幅最大的一部提要稿。翁方纲还是当时著名的鉴赏专家，时人都以自己的藏品能够得到翁方纲题识、鉴赏为幸事，他几乎每天都要应人之请，为碑帖书画作题跋，直到晚年也是“时时有横幅属书者无虚日”。 

    这本书也可以看做对乾嘉时代士大夫思想的一个解剖。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都不会凭空出现，都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条件下的产物，乾嘉之际的汉宋之争也不例外。考据汉学在乾隆时期已经如日中天，“家家许郑，人人贾马”，就是对当时情形的形象描述。当时一个偌大的京城，竟然很难买到常见的理学书籍。朝鲜使臣柳得恭拜访纪昀后，请他帮忙在京城购买《朱子语类》以及明代薛碹的《读书纪》等理学书籍，纪昀却说，京城这些年来流行畅销的是《尔雅》、《说文》一类的书，至于理学著作在书坊间很少有了，不易买到。无独有偶，礼亲王昭楗在北京书肆购买理学书籍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形。 

    不过，考据汉学的后来发展，越来越偏离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所开启的初衷，日益沉浸在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中，这些做学问的方法虽然富于理性的精神，但所关注的问题和讨论的对象，往往局限于经解典籍中，很少涉及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它和明末理学的毛病一样，也流于空疏和无用。到了乾隆朝末期和嘉庆朝，考据汉学的弊端日益凸显，再加上当时社会矛盾斗争日趋激烈，各种危机接二连三，因此考据汉学越来越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批评。自清初以来长期被压抑的程朱理学也乘机抬头，于是批评考据，主张宋学，或者主张汉宋兼采的声音越来越大。 

    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就是当时的一种反映，他以程朱为尊，反对专言汉学，主张考据之学以义理为宗，提出“博综马郑，勿畔程朱”。不过，这时与清初理学发展的条件又不同了，身处汉学熏染的环境中，翁方纲 

已经不习惯像清初理学诸儒那样大胆谈论义理、探求心性了。他虽然明确指出了考据汉学的弊病，但似乎对于改进的方向仍没有突破，拿出来的东西还是宋明理学的那套陈旧说辞，甚至反对义理创新。这一特点的确反映了乾嘉之际整个社会的总体思想面貌，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所致。 

    这本书对翁方纲学术态度和风格的探讨，也可以看做乾嘉时代士人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微。无论是翁方纲研究《易》、  《古文尚书》的态度，还是他根柢经传、不以性情为诗的文学思想；无论是他主张“阙疑、慎言”的治经座右铭，还是他中规中矩的书学风格，都反映了当时士人中间普遍谨慎保守、噤若寒蝉的精神面貌。当然，乾嘉时代也有思想的火花，也有锋芒毕露的叛逆者。比如，戴震大胆批评理学家所标榜的“理”，痛斥“后儒以理杀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揭示封建大家族的衰败没落，以大观园的爱情表达个性解放的需求；袁枚呼吁“性灵”，招收女弟子，也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此外，还有汪中、郑板桥等人。但这些学者之间基本没有来往，极个别的思想火花没有形成思想潮流，反而遭受到很多正统士人的批判。因此，从当时士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上来看，是沉寂的，保守的，即使要表达批评思想也是隐晦的，曲折的。不要说一般的士人是这样，就连勤政求治的嘉庆帝都只希望自己做个守成之君，面对新的社会危机时也只是修修补补而已。 

    学术研究需要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刘仲华此书虽然只是对翁方纲个人学术思想的探讨，却为我们了解清代乾嘉时期社会精英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面貌，提供了细致入微的图景。 

    戴逸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