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荒在技术水平低下、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时代时常发生，虽然对特定地方和特定人群而言，也许发生自然灾害相对偶然，但对政府和社会而言，则是常态化的社会危机与对应，灾荒救助为官府的常备政务，故而称为“荒政”。灾荒的救济防护，就是一种动员社会力量进行公共管理的事务。如何进行灾害的救济防护，其成效如何，反映着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合作水平，亦即社会的公共管理能力，由此反映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古今中外，皆同此理。
《中国荒政书集成》12册，汇集宋明以来主要荒政书籍共185种，是迄今最全的荒政书汇编，提供了中国荒政史的基本史料，可以说一编在手，即可坐而观史。《集成》收录多种文本，包括官民档案、政书奏议、记事传述、史志考略、论说条议、民间善书、日用类书、笔记日记、报告电报等等，林林总总，排比穿插，使我们可以从不同视角立体观察荒政的方方面面、宏观微观、朝堂乡野、官方民间。故而可说此编是公共管理的史料宝库。尤为可贵的是，灾荒及其救助主要是在基层社会发生与运作，故而这些史料呈现了基层社会的官民百态，且详实、直观、生动，与多空言粉饰的朝章文字判然不同，反映了社会公共管理的末稍与实地运作情况，这恰是我们考察一种社会机制实际效能的终端依据。
本人未专治灾荒史，近年留意社会文化，稍加翻阅之下，从这一旁门左道的视角看出了不少新趣，涌现出几点感想，兹就教于下：
一、可以看到公共管理模式的历史演变
书中文献跨越古代与近代，前后比较着阅读，可以看到由荒政所反映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清末近代模式的转变。如《亥子饥疫纪略》（第四册2001页）记述乾隆年间江苏如皋因雨灾致饥荒死多人，又引起瘟疫，县官依例开粥厂赈饥，但对疫病流行则无所作为，民人只有自行请医买药，致医者大获厚利，药价腾贵，而疫病流行长达6个月，死亡枕藉，有全家死绝，有全村死百人而仅剩数人。县官对瘟疫无应对措施，基本上是任疫病自生自灭。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县官，如果遇上个好县官，其可能采取的措施，大概也只是动员医家施医施药，或请神驱疫等等，其效果如何也可怀疑。再看清末宣统年间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第十二册8131页），讲述东北鼠疫防治始末，已经完全是一种新的近代模式，如由政府委派专业医护人员组成专业防疫机构，制定防疫措施，实行隔离、西药消毒、查找病源、住院检查、医药治疗、病尸焚烧等一系列近代化的措施，终将疫情控制住。一前一后两篇防疫文献的比较，可以看到传统与近代防疫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标志着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二、可以观察基层社会官民的危机应对
从文献中可以看到救灾所反映的基层社会公共管理中，官方如何运作，民间组织如何运作，官民之间如何互动协作。如前述乾隆时江苏如皋知县，在当地发生灾荒、瘟疫时，基本无作为，虽依例开粥厂却疏于管理，致死多人，引起民愤，终因失职而遭弹劾，这是一种不作为的懒官、昏官。而另一篇《灾赈日记》（第十一册7397页），是山东惠民知县记述他主持赈济1898年当地水灾之事。从其日记来看，他是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不辞劳苦，奔波于所辖各村，入户查看，分级施赈，多设粥厂，收养贫民。同时还接待来巡查的钦差大臣，对这些官员扰损地方多有不满和批评，还有对乡绅生员来为村民索赈时“言语狂背”的无奈等。反映了基层官员认真按清朝赈灾制度实施赈灾救济的情况，以及与民间士绅的互动情况。除了官方之外，民间组织也是赈灾的一种重要力量。如《宜荆城乡筹济公所各项单程办法汇录》（第十一册7447页），就反映了江苏宜荆士绅成立的这个“城乡筹济公所”，制定了一系列相当完备的章程办法，遇到灾害即展开赈济，多设粥厂、粥店，称为“协赈”，区别于“官赈”。甚至连领粥的“粥筹”写法样式，粥担、粥桶的样式等都画有图样，足见策划、实施之认真。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清朝官府公共管理的具体运作方式，其利弊得失，以及民间组织的的形式与运作，潜藏着民间自治的巨大潜力。
三、可以发现公共管理模式转型与文化冲突
救灾防疫是直接作用于民人百姓的公共管理活动，是兼涉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聚合事务，因而与人们的文化观念、风俗习惯也有关联。当公共管理模式发生转型时，也会与人们的观念习俗等发生文化冲突。这一点在清末宣统年间《东三省疫事报告书》（第十二册8167页）所载东三省总督锡良所作序中有集中体现。他是直接主持此事的清廷最高长官，是主要责任者。这篇序全篇就是讲他自始至终所承受的压力，他讲了三点，都不是物资、人力、组织等方面的困难，而是文化冲突：第一，新法患病为免传染而需隔离，致“死生之命，悬于旦夕，骨肉之亲，不得省视”， 与国人重亲情的习俗相悖。第二，时值岁末，因隔离防疫免于传播而阻断火车运行，使千百南人不能南下回家过年，以致“羁旅愁叹”，与民间过年回家团圆的习俗相悖。第三，民俗重孝，亲人死后入土为安，但防疫新法，以火葬代土葬，致“慈父孝子所耳不忍闻、目不忍见”，有违国人最看重的孝道。这三点都是新防疫措施严重违背礼教和亲情孝道，与民间礼俗习惯发生严重的文化冲突，不仅引起民人的强烈不满、报章舆论的责骂，即使锡良本人，作为深受儒家礼教浸染的清朝高官，要亲自主持施行这些显然违背礼教风俗的措施，其内心也是倍感矛盾与痛楚，故而他在文末带有自责地连连悲叹道：
“是耶？非耶？天耶？人耶？薄德致灾，重为民祸。浩劫有尽，茹痛无究。
此则使者之愚，所为临当垂发，忽反顾而流涕者耳。”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模式的转换，遇到的最大、最深层的挑战，还是文化观念的冲突。
以上只是从这部洋洋巨编中攫取二三点水滴稍作透视，已可见其内容之丰富，可以从中开发出多方面的历史研究资源。是编足可称为蕴含着综合历史信息的史料宝库，有待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挖掘利用。
（2011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