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有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开头的几句给我留下了抹不掉的印象，“旧社会，好比那，黑咕窿咚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为什么妇女会在最底层？这是一个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所无法理解的。

岁月如梭，三十年后，偶然看到一篇介绍女作家萧红的文章，萧红在临终前所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就在于我是个女人。”这才知道，被压在最底层的不仅有劳动妇女，还有知识女性。

清代公主是金枝玉叶，但她们也无法主宰自己的婚姻与命运，她们或是为了争取盟友被嫁到其他部族；或是为了缔结满蒙联盟远嫁塞外、长年累月经受骨肉分离以及风沙与寒气；或是为了消灭南明及抗清势力而奉命与汉族降将——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家族联姻；或是为了维护清朝北部、西北部的安定而远嫁大漠以北的外藩蒙古……然而当政局发生变动时，带给她们的却往往是家庭离散、丧夫失子、无尽的孤寂与冷落，甚至是血溅宫廷，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清代公主的奉献、痛苦、牺牲最终都为清王朝的崛起、实现海内一统、对西北部疆域的开拓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然而，在官修史书中有关公主的材料往往是一笔带过，而且相当分散，她们的图像资料就更为缺乏，使得这些为联姻做出奉献的公主就像是大厦下面的基石，而人们看到的往往是被光环所笼罩的盛世。

对有清一代公主命运、婚姻及其在清代兴衰过程中所起作用、所受苦痛的梳理过程，也就是对“妇女在最底层”从感性到理性的领悟过程。在宗法制基础上形成的封建政治体制，彻底剥夺了女性在原有家族的继承权，自夏、商、周以来没有一位公主能继承皇位，无论她多么出色，也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同样是东方文明古国的埃及，女儿和儿子一样继承王位，甚至可以在兄弟健在的情况下分享对国家的治理权。而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公主即位也非凤毛麟角，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在位54年，而英国以前在位的女王则有：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安妮女王（1702—1714）、玛丽二世（1689—1694）、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玛丽一世（1553—1558）。她们都是以公主的身份继承王位的，统治时间长的五六十年，短的也有几年。与清朝毗邻的俄国，也不乏公主即位的先例，沙皇彼得大帝的侄女安娜在1730年（雍正七年）即位，统治10年，而彼得的女儿伊丽莎白则在1741年（乾隆六年）即位，执政20年。

然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公主继承皇位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唐代太平公主的下场就是最有力证明。在女性预政这个问题上，公主其实连妃嫔都比不上：妃嫔一旦自己生的儿子冲龄即位后就能母以子贵并列为皇太后，还有垂帘听政的机会，但公主却连这种羊肠一线的机遇也不可能得到。即使老皇帝没有儿子也轮不到公主，公主是嫁出去的（或者是将嫁出去的），总不能让江山社稷落到外姓人手里，皇室宁可从大行皇帝的弟弟、侄子、堂弟、堂侄中来选择皇位的继承人，宋徽宗、明世宗等都是以旁支入承大统的。

由于清代公主的联姻是在清王朝大一统的框架内，即使是外藩蒙古——喀尔喀四部，在当时也是在清中央政府的治理与管辖之下，用清朝统治者的话来说是公主下嫁外藩。这种联姻显然是出于内政的需要，与中世纪欧洲各公国之间出于外交需要的跨国婚姻迥然不同。这样也就连公主以后妃身份执政的路也给彻底断绝了，她们不可能像叶卡婕琳娜二世那样，因为嫁给彼得三世而从德意志某公国的公主变成俄罗斯女皇。

清代是由少数民族贵族所建立，清朝统治者特别重视争取盟友以适应君临全国的统治需要，而联姻就是争取盟友、巩固政治联盟的重要方式之一。自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时起，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儿们便承担起这种使命，因而公主的婚嫁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换言之从联姻的趋势也可反观到那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问题以及内政需要与政局波动。

联姻是清朝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政策，有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巩固，而且该项措施是清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的情况下实施的，即使公主远嫁塞外或漠北，在她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王朝作为后盾，的确不同于历史上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所进行的和亲。乾隆在第七女下嫁给策凌之孙拉旺多尔济时所写的一首御制诗，就特意强调了这一点，“藩屏世泽效匡襄，重见秦台引凤凰。畏辱和亲鄙娄敬，费奢匿爱笑同昌。结缡戒勿恃尊贵，就邸勉教孝舅嫜。嘉宴聊因循典例，无须兰省赋催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伴随着清朝的崛起、海内一统的完成以及康乾盛世的出现，生活条件日益优越的清代公主，平均寿命反而明显下降，夭折的数量也比较多，远不如关外时期。公主的平均寿命呈下降趋势，最高才20岁，一般为16至19岁。特列表如下：

皇帝
女儿总数
 夭折数
 寿命最长（岁）
 平均寿命（岁）
 
努尔哈赤
 8
 0
 82
 53.4
 
皇太极
 14
 0
 69
 36. 7
 
顺治
 6
 5
 33
 11
 
康熙
 20
 12
 56
 16. 8
 
雍正
 4
 3
 23
 7
 
乾隆
 10
 5
 62
 19.8
 
嘉庆
 9
 7
 31
 9.8
 
道光
 10
 5
 43
 18. 8
 
咸丰
 1
 0
 20
 20
 

造成顺治以后公主平均寿命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成活率低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除咸丰朝外（咸丰帝只生了一个女儿）一般都有一半或一半以上女儿夭折。而在关外时期所生的22个公主，均长大成人。中原地区所流行的死亡率相当高的天花、麻疹等疾病，造成了皇家儿童的夭折。

而另一个导致平均寿命降低的因素则是难产，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20岁左右年龄段公主死亡人数的增加。难产的威胁在关外时期也存在，但草创时期的动荡生活使得女性必须保留尚武习俗，因而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难产的发生。清王朝入关后因受汉族礼仪观念的影响，女性习武已经从生活中淡出；生活舒适的贵族妇女很少有户外活动，也就增加了难产的机率。史料中有明确记载死于难产的，就有康熙的皇后及女儿。

至于入关后君臣观念的加强与下嫁后实际处境的反差，也是影响公主寿命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点，在长寿的公主个体中体现得就十分突出。影响寿命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精神郁悒肯定要危及健康、减少寿命。入关前公主中的寿星都在65岁之上，而入关后却没有一位可以达到65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入关前公主寿星的平均年龄是755岁，入关后活得最长的才62岁，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

公主与额驸的夫妻关系，是以君臣名分为前提的。按照朝廷礼制的规定：额驸本人及其父母同公主见面，必须先行屈膝叩安礼；如果公主有赏赐，额驸及其父母还要叩头谢恩。但中国的男人毕竟是在男尊女卑的大环境中长大的，夫为妻纲已经深深地嵌入男性的思维模式。灵魂深处的“大男子主义”使得一些额驸很难在大环境中的夫为妻纲与小环境中的君臣之别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往往对公主敬而远之。表面上看起来是恭敬之至，背后则是冷落乃至孤立。无法调节的大环境与小环境的对抗，决定了许多公主婚后的生活模式——高处不胜寒。

额驸有权纳妾，这对额驸来说是对不正常的夫妻生活进行弥补，然而对于公主来说就意味着独守空房，此即小环境中的君臣之分对大环境中男尊女卑的妥协。表面上的叩安、叩头似乎使公主得到居高临下的尊严，但这种尊严在夫妻生活中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允许额驸纳妾却时时影响着公主与额驸的关系，性爱本来就是排他的。而到了道光二十一年（1841），伴随着皇权的衰落，公主与额驸之间的君臣名分被取消了，额驸本人及其父母同公主见面，也无须再先行屈膝叩安礼，小环境终于向大环境彻底让步。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恩格斯对一夫一妻制取代群婚的一段精辟论述：“这种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言的”，男子“甚至到今天也不会想到要放弃群婚的便利”。清代的额驸纳妾，便印证了这一点。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入关后公主再婚接近绝迹，除了皇太极第二女固伦公主马喀塔在顺治二年改嫁前夫之弟阿布鼐、第五女固伦淑慧公主阿图（孝庄文皇后所生）在顺治五年（1648）改嫁蒙古巴林部的色布腾，此后再也见不到这类情况。顺治惟一的女儿和硕恭悫公主只活了33岁，守寡就有10年；而雍正养女和硕淑慎公主则守寡49年，居清代公主之冠；至于荣寿固伦公主守寡也达40年。

入关前公主（主要是指努尔哈赤的女儿，皇太极的女儿都活到入关后）守寡2人，占丧夫总数的25%；入关后公主守寡13人，占丧夫总数的866%。不可否认，入关前公主改嫁并非完全出自个人的意愿，满洲固有的习俗以及王朝联姻的需要都在起作用。但同入关后对女性守节的提倡相比，还有顺应天性的一面，诚如明代思想家李贽所言：“男女饮食，人之大欲。”但自1648—1911年的263年里，13位公主没有一位改嫁，能说正常吗？其间也未必都是个人的抉择。

清代公主的婚姻不管是否负载政治使命，都会因政局波动而使她们的小家庭、个人生活以及命运受到不同程度的撞击。无论是清王朝从崛起到鼎盛，还是从中衰到灭亡，她们都能感受到其中的酸甜苦辣；而她们下嫁后的至尊地位与额驸纳妾的巨大反差，也从国到家揭示出这一特殊女性阶层所承受的重载与做出的牺牲。与她们起伏跌宕人生相伴随的，则是一个王朝兴衰废替的长卷。

笔者于2006年三八妇女节夜

（资料来源:《何苦生在帝王家——大清公主命运实录》,中华书局200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