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社会风俗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出版了一些著作，发表了一批论文。但是，对于近代中国风尚的变化，尤其是通过社会风尚的变化来把握社会转型的研究尚属鲜见。孙燕京的著作《晚清社会风尚研究》，从文化史、社会史结合的角度考察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并论述了风尚变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风尚与风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风尚与风俗的区别，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认为风尚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时代性、现实性较强，其变异性相当明显。而风俗往往是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积淀、淘洗形成的，不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却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等。因此，书中对于社会风俗，除为了反映风尚变化所必要的内容外，一般不予涉及。对于风尚的界定是否妥帖，可以进一步探讨，但它毕竟使作者有了一个明确的思路。 

全书纵横结合，展示了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首先是纵向的研究，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来论述，揭示了其变化的从“扬”到“洋”再到“新”的具体过程，以及变化的原因。而后是横向的研究，论述了社会风尚在沿海与内地、南北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地域差异，在官吏群体、知识群体、商人群体、市民群体和农民群体之间的群体差异。晚清疆域辽阔，东西南北之间，城乡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差别很大，情况繁复多样。作者没有夸大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而是有所限定。通过对地区差异和群体差异的剖析，作者认为：“晚清风尚的变化，局限于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会群体，概括起来就是南方沿海地区以及工商业比较发达、新经济因素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同时，迎合社会新风尚的也主要是比较接近西方文化、接近近代新文化的知识群体、官吏群体、市民群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包括晚清逐渐形成的新阶级。如果以全国为观察视角，不变的部分远远大于变化了的部分。这是由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决定的。晚清风尚沿着沿海－内地、南方－北方、大城市－中小城镇－乡村的路径缓慢发展，一直影响到民国年间。”这段论析大致符合历史实际。社会演变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在包括风尚的社会演变中，既有新的萌生，也有旧的积淀，往往是新旧杂陈。对于新的变化的广度、深度，需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不能夸大或以偏概全。就晚清风尚而言，正如书中所论，“不变的部分远远大于变化了的部分”，不仅是广大乡村变化不大（甚至无变化），内地、边远小城市无多少变化，即使是在变化显著的沿海、沿江口岸城市里，也有少变或不变的部分。 

基于晚清风尚变化的地区、群体差异等情况，书中概括了晚清社会风尚的四个特点： 

1、呈现一种多元的、多种性质并存的状态，既有封建的旧风尚，又有资本主义新风尚；既有大量的传统社会保留下来的带有各个时代共同性质的社会风气，又有腐朽落后的不良风气，还有不断成长着的文明进步的时代风尚。 

2、呈现一种实用主义、“功利”的色彩，包括“避虚求实”和“急功近利”双重含义。 

3、地域空间差异和社会群体差异相当明显。 

4、伴随着社会变革和社会革命，旧风尚的破坏大于新风尚的建设。这些特点的概括未必就很准确，但它有益于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晚清风尚研究的一个难处是资料零散，它不像研究人物资料相对集中。在资料的搜集、梳理上，作者用力甚勤，着重查阅了为数颇多的地方志、报刊、笔记、日记、文集等。正是因为有了较扎实的史料基础，才有可能对晚清社会风尚的变化做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论述。历史研究需要有科学的理论观点、方法，需要理论和史料的统一。而史料的占有应力求详细、全面，戒抓住某条史料的记述就下断语，以避免片面化、以偏概全。 

晚清风尚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即如风尚、风俗，书中认为二者有区别，自是一家之言。但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及周末风俗、两汉风俗、宋世风俗时，并不指涉婚丧嫁娶、逢年过节之类的民俗，而是关乎风尚、风气，如认为：“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名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以变之风俗也”，等等。据此，则风俗与风尚、风气似无区别。提及这一问题，无非是想说明著述是很难的，并不妨碍作者有自己的见解。 

                                                                        龚书铎  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资料来源：《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知书房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