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梁启超撰成《清代学术概论》，距今已六十余年了。我们还没有产生一部取而代之的著作来。我近为研究生讲授清代学术史，即以此书为纲要。深感其开拓精神，远非同主题的其它作品所及。但嫌其简略，且间有疏误，因为之疏通证明。一、探索此书产生的过程；二、解释内容；三、证补资料。本文发凡起例，作为自序云尔。
一
（１）梁氏创作《清代学术概论》之动机，见《自序》：
我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吾：“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予序，我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我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按：梁氏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撰述清代学术史。１０月４日，梁氏与书张东荪：“顷方为一文，题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改造》作，然已褎然成一书矣，约五六万言），颇得意，今方得半。”（本文所引梁启超与友朋往来书信，都据《梁任公年谱长编》。以下不一一注明。《改造》，杂志名。）对此书的属稿，确也受胡适的影响。１０月１８日，梁氏与书胡适：“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拟抄一副本，专乞公评騭。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望弗吝教。”百里，蒋方震字。蒋于是年撰《文艺复兴史》，迭见于蒋致梁启超书。６月２８日函：“《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７月２日函又云：“《文艺复兴史》已成一半。搜集材料甚苦。”这书脱稿后，梁氏即为作序，成《清代学术概论》，决意分别刊行，而由蒋方震为之序。其文说：“方震编《欧洲文艺复兴史》既竣，乃征序于新会，而新会之序与原书埒，则别为《清学概论》，而复征序于震。”可相印证。
（２）梁氏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是在旧作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自序》：
予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顿耳！”……予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为精密，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旧文十一二而已。
按：梁氏于１９０２年，始草拟《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其中说：“我欲划分我数千年学术思想界为七时代：一、胚胎时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时代，春秋末及战国是也。三、儒学统一时代，两汉是也。四、老学时代，魏晋是也。五、佛学时代，南北朝隋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时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时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复兴时代，今日是也。”这是梁氏最早的设想，认为清学处于衰落时代。１９０４年，章炳麟所著《訄书》重版于东京，其中新增《清儒》等篇。梁氏参考其内容，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补写了第八章，取名《近世之学术》。其时间范围“起明亡以迄今日”。梁氏言：“原稿本拟区此章为二：一曰衰落时代，一曰复兴时代，以其界说不甚分明，故改今题。”（见１９１６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全集》。）其实，按顺序，本章应为全文之第七章。共三节：第一节，永历康熙间。第二节，乾嘉间。第三节，最近世。是时，梁氏已改变观点，认为清学处于复兴时代。但仍否定清学中坚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强调“遂民之欲”。梁氏斥之，谓“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蔇，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至１９２０年撰写新作时，梁氏的观点已蜕变，大赞戴震哲学。对清学的分期已不再单纯按年代划分，而分为启蒙、全盛、蜕分、衰落四个时期，以显示“清代思潮”变化之迹。至于述吴皖两派师承关系等，则仍袭用旧作。
（３）此书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前，最后定名：《清代学术概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第二自序》：
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
按：张元济于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９日与梁氏书：“前奉书并《清代学术概论》大稿……稿已付印矣。”此书于１９２１年２月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后发行至八版。张元济为该馆主持人。
其后，梁氏继续从事清代学术史的撰述。１９２３年，拟辑《清儒学案》，未成。１９２４年，为纪念戴震二百周年生日，梁氏撰写《戴东原先生传》、《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又撰《戴东原图书馆缘起》等。其时，梁氏对戴学的评价比前更高，也更符合实际。原来，《清代学术概论》说：“戴门后学，名家甚众，而最能光大其业者，莫如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及念孙子引之，故世称‘戴段二王’焉。”《戴东原先生传》作了修改。“其弟子最著者段茂堂、孔巽轩、王怀祖及其子伯申，语其一曲，知或过师，虽然，未可云能传东原学也。”《戴东原图书馆缘起》说，戴氏“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其哲学发二千年所未发，虽仅享中寿，未见其止，抑所就者，固已震铄往附图，开拓来许矣！”（以上两文均辑入１９２７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是年，梁氏在清华大学讲授清学，所编讲义取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后辑入１９２７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此书虽在资料上较为翔实，但其开拓之功，已不能超越《清代学术概论》。
１９２９年梁氏逝世后，《美国历史评论》发表简讯，谓梁氏引以自豪的学术专著有三，即《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和《先秦政治思想史》。（见《梁任公年谱长编》。）
总上述，梁氏研究中国二千余年学术思潮变化的长河，特别致力于与戊戌维新有联系的清学。他以清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继“文艺复兴”而来的是西方政治经济的飞跃。梁氏希冀中国也出现这种新局面。这就是他撰写《清代学术概论》的指导思想。
二
梁氏研究清学，能从大处着眼，抓住重点。例如，在启蒙时期，《清代学术概论》突出评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的经世致用思想，突出赞扬对戊戌维新运动有影响的《明夷待访录》。在全盛时期，突出分析惠、戴二家之学。但都需要加以注释，才能充分阐明梁氏的观点。兹举例以明之。
（１）梁氏征引繁博，但有时不明出处，需要加注。例如，他在评述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时说：“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未明所据。按：顾炎武见《明夷待访录》后，曾致书黄宗羲：“顷过蓟门，见贵门人，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其后，碑传所记异说。全祖望《梨州先生神道碑》：“《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则佐王之略，昆山顾先生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明夷留书》一卷，言王佐之略，昆山顾绛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清史稿》：“《明夷待访录》一卷，皆经世大政。顾炎武见而叹曰：‘三代之治可复也。’”由上述可见，梁氏不是据顾炎武原信，而是袭用碑传之文。读者当探寻史源，了解真相。
（２）梁氏的某些论断，需要加注才能理解透澈。如论惠栋所提倡的“汉学”自相矛盾一节云：
栋固以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讎、梁邱贺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按惠栋《周易述》原文为“谬说流传，兆于西汉”。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及方东树《汉学商兑》均讹作“谬种流传，兆于西汉”。梁氏则写作“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当依惠氏原文校正。），致方东树摭之以反唇相讥（《汉学商兑》卷下）（《汉学商兑》卷下，当作卷上。），然则“几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贯彻而已。
什么是“箕子明夷”？孟喜与施讎、梁邱贺的解释有何分歧？惠栋为什么赞同孟喜说？方东树怎样对惠氏反唇相讥？这是必须一一为作注释的。
按：《周易》以八卦重叠，演为六十四卦，各有卦名。坤上离下，卦名“明夷”。旧说明夷为日在地下，夷者伤也。（见孔颖达《周易正义》。）每卦有爻词，汉郑玄等认为周文王所作。明夷的爻词中有“箕子之明夷”一语。西汉说《易》，有施、孟、梁邱、京四家，立于学官。施讎、梁邱贺释箕子为人名。东汉马融祖述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马说：“箕子，纣之诸父。”而孟喜所传的赵宾，却释箕子为荄兹。其说见《汉书·儒林传》：“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荄兹也。”荄兹，言其根荄方滋茂，有终而复始之意。由于对箕子的两种解释不同，涉及到爻词是否周文王所作的问题。如果箕子是人名，是殷纣王的从父；那么，爻词便难以断定出于周文王之手。因此，马融一派便推断爻词是周公所作。惠栋坚持孟喜、赵宾说，所著《周易述》引刘向语：“今《易》，箕子作荄兹。”惠栋斥责“马融俗儒，不识七十子传《易》之大义”，他追咎施讎、梁邱贺的《易》说，以故强调指出：“谬说流传，兆于西汉。”惠氏认为，幸而“刘向《别录》犹循孟学，故马融俗说，荀爽独知其非，复宾古义，读箕子为荄兹。”方东树宗宋排汉，所著《汉学商兑》攻击惠栋诸多“尊汉”观点之后说：“又其甚者，乃操同室之戈。均一汉学也，乃曰：‘谬种流传，兆于西汉。’此惠氏栋说箕子明夷，主孟喜、赵宾，而害施讎、梁邱贺，因诋马融为俗儒，不当以爻词为周公作也。”关于“箕子之明夷”一语，究竟怎样解释？迄今尚无定论。近人高亨仍主马融说，释箕子为人名，并谓“明夷”是雉鸟。关于这些，我们还需继续探讨。
（３）梁氏所举清人著述，也嫌过于简略，必需加注，才能显示其价值。如述戴震著述目录云：
其最专精者，曰小学；曰历算；曰水地。小学之书，有《声韵考》四卷，《声类表》十卷，《方言疏证》十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历算之书有《原象》一卷，《历问》二卷，《古历考》二卷，《句股割圜记》三卷，《续天文略》三卷，《策算》一卷。水地之书，有《水地记》一卷，《校水经注》四十卷，《直隶河渠书》六十四卷。
戴震的这些著作，精在那里？在各自的学科史上，有何创造发明？我们必需就其内容、方法等为作注释。
按：戴震在小学方面所留下的成果，有两个分支，一是声韵学，一是训诂学。
《声韵考》，是声韵学史的滥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说：“凡韵书之源流得失，古音之由渐明备，皆附图括于此。”戴氏叙述声韵学的发展，直至当代为止。其论古音，已吸取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关于支、之、脂划然为三部之说。
《声类表》，是戴震研究音韵学的结晶，也是他临终前的绝笔。戴氏初分古音为七类二十部，后加密改为九类二十五部。一方面，他对郑庠、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的古音分部，取长弃短，作了总结；另一方面，他又参考宋人呼等之说，所以段玉裁《年谱》谓其“于今音古音无不兼综”。今音，指唐宋音，古音谓先秦音。戴氏以《广韵》之二百六韵，根据先秦韵文，归并为若干部，与郑、顾、江、段诸家之法同。但吸取宋人等韵学的原理，据收音喉、鼻、唇、齿的不同，分析为九类，四声一贯，是其心得。《声类表》每类一卷，九类凡九卷。每类包括若干韵，如歌、戈、麻皆收喉音，鱼、虞、模亦收喉音，入声铎，合为一类。九类之平上去，共十六部，另入声九部，合计二十五部。曲阜孔氏为之刻本时，冠以《与段若膺论韵》六千字，以故《清代学术概论》云：十卷。
《方言疏证》，是戴震在训诂学方面留下的主要成果。《方言》，汉扬雄撰，晋郭璞注。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以及孙炎《尔雅注》，多本《方言》。其书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很高，但传本多伪。戴氏校书《四库全书》馆时，取《永乐大典》所辑本为底本，广搜群籍所引《方言》及郭注，交互参订，改伪字，补脱字，删衍文，逐条疏通证明。段玉裁谓“盖如邢昺之疏《尔雅》，而精确过之。汉人训诂之学，于是大备。”（见《戴东原先生年谱》。）
《尔雅文字考》，是戴震读《尔雅》的笔记。他据《尔雅》以释先秦古籍，又据先秦古籍以证《尔雅》。未刊。自序刊入戴氏《文集》，从中可以见到他读书的方法。
《原象》、《历问》、《古历考》、《续天文略》，都是戴震关于天文学方面的著作。戴氏尝谓读经必需懂得天文学。“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他研究古天文学，留下了几种著作。《原象》四章，释天体运行。《历问》、《古历考》皆无刊本。《续天文略》是对郑樵《通志·天文略》的改写，计划三卷，仅成上、中两卷。以故《清代学术概论》云：三卷，而曲阜孔氏所刊仅二卷。
《句股割圜记》、《策算》，是戴震研究数学的成果。戴氏尝谓读经必需懂得数学。“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我国称句股，西人称三角。句股者，直角三角形之两边。其说见古传《周髀》算经。髀者，股也。于周地立八尺之表以为股，其影为句，故曰“周髀”。其首章记周公与商高关于句股的问答语。戴氏之书即推演其法。秦蕙田纂《五礼通考》，曾辑录全文。戴氏因“中土测天用句股”，所以又将《句股割圜记》与《原象》四章合编一书，仍名《原象》。见曲阜孔氏所刊《戴东原先生遗书》。
《策算》，主要内容为乘除法。戴氏自序：“以九九书于策，则尽乘除之用，是为策算。”
《水地记》、《校水经注》、《直隶河渠书》，都是戴震关于地理学的著作。戴氏尝谓读经必明地理。“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见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是仲明名镜，江阴人。此书辑入《戴震文集》（中华书局版））
后魏郦道元《水经注》，为古代地理学的名作，但传本残缺，经与注相混不可读。戴氏研究此书多年，分清经与注区别之例，钩稽校勘，凡补其缺漏者二千一百二十八字，删其妄增者一千四百四十八字，正其臆改者三千七百一十五字。由四库馆聚珍板刊行。这是戴震整理地理古籍的成果。
乾隆三十三年，戴震应直隶总督之聘，修《直隶河渠书》。是书不仅采综历代文献资料，而且实地绘图踏勘，故段玉裁谓其“考之古而无不贯通，核之近今而无不确实”，“为国家水利农田利泽无疆之助”。（见《戴东原先生年谱》。）贯通致用，这是戴震研究地理学的特点。《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其目录及卷次均见《年谱》。最后一卷为滦河合热河，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盖未竟之作。原稿装成六十四册，以故孔广森所撰《戴东原先生遗书总序》作六十四卷，《清代学术概论》从之。
戴震拟编的一部全国范围的地理书，也未成。洪榜《戴先生行状》：“《水地记》三十卷，先生卒之前数月，手自整理所著书，命工写录，亦未及竟。”曲阜孔氏所刊《戴氏遗书》中，《水地记》仅一卷，自昆仑之虚至太行山而止。在昔顾祖禹、顾炎武等研究地理，都“以郡国为主而求山川”，戴氏别创新法，“以山川为主而求其郡县”，故名其书为《水地记》。
三
（１）《清代学术概论》对每一大学者，都能画龙点睛，刻划出其特点；但所引证的资料，却往往主观删节，以傅会自己的观点，有削足适履之嫌。如论戴震“一生最得力处”为不受人蔽与不受己蔽的科学态度。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所节引的戴氏《答郑用牧书》却不恰当。按：戴震《答郑丈用牧书》有论“四者之弊”一节云：
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故学，难言也。好友数人，思归而共讲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词立诚，以俟后学。（见《戴震文集》。）
梁氏着眼于“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把上文删节如下：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
读者只须仔细核对，便能发现以上节引之文已改变了戴震的原文和原意。戴氏原文的主题是“志乎闻道”，梁氏改成破“人蔽”与“己蔽”。戴氏指责当代“未志乎闻道”者有：博雅能文章者、善考覈者、株守先儒者、私智穿凿者。以故戴氏自勉“不入四者之弊”。经过梁氏的斧削，戴文便成为无法读懂的了。其实，从戴氏著作中，要找到论证不受“人蔽”与“己蔽”的资料，还是有的。戴氏在《答段若膺论韵》一书中，历述郑庠《古音辨》、顾炎武《古音表》、江永《古韵标准》、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之源流得失，又自评以往分古音为七类二十部之不密，他强调指出：“僕以为考古宜心平，凡论一事，勿以人之见蔽我，勿以我之见自蔽。”梁氏如改引此信，便能使观点与资料相统一了。
（２）梁氏谓戴震是清学的中坚，其斥程朱“以理杀人”的战斗哲学思想乃是戴学的最高点。这些精辟论断，都是十分可贵的。但是，《清代学术概论》只历举了戴震的一些重要观点和著作，并没有评述戴氏的治学方法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戴震不仅在观点上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在方法上批判宋儒凿空臆断。戴氏《与某书》：
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牗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学之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以自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见《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版）。）
其中，“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这是戴震一贯提倡的治学方法。《清代学术概论》节引了这一节，用以论证破“人蔽”：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
核校两段引文，便可发现梁氏不仅改动了字句，而且割裂了戴震所倡导的治学方法。
戴震晚年，拟编全集称《七经小记》。《七经》，《诗》、《书》、《易》、《礼》、《春秋》、《论语》、《孟子》。戴氏认为，“治经必分数大端以从事，各究洞原委。始于六书九数，故有《诂训篇》，有《原象篇》，继以《学礼篇》，继以《水地篇》，约之于《原善篇》，圣人之学，如是而已矣。”（见《戴东原先生年谱》。戴氏拟将所著书分类合编为若干篇，以体现“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的读经方法与戴氏的学术体系。其中的《原善》阐明“理存于欲”的哲学观点，与后作的《孟子字义疏证》相辅里。）《清代学术概论》列举戴震几方面的著作，但漏叙了反映戴学完整体系的《七经小记》。
总之，《清代学术概论》能提纲挈领，评述清代学术思潮的发展，并以之比拟欧洲文艺复兴，由此展望中国的新局面，发人深省。这是它的优点。同时，此书也存在着主观性和表面性的缺点。扬长补短，正是《疏证》的内容与目的。
但是，我们决不能够局限在梁启超的脚下盘旋，而要共同努力，写出一部新的清代学术史来。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作指导，在掌握资料上，我们也完全有条件超过梁启超。难道我们不能够重新总结清学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吗！
（资料来源：《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