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每本书于出版之际，作者总有一番话需要作个交代。

1996年夏，我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即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开始了五年硕博连读的学习和研究。多年来，在导师邹逸麟教授的耳提面命下，终于完成了这本博士论文，并于2000年11月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 

最初，邹先生的意思是想让我研究华北地区的乡村市镇社会，并在可能的前提下，与江南的市镇社会史作一个比较。所以在1998年之前，我一直静心于华北平原的历史地理资料的收集和专题文章的撰写。让我感到有点奇怪的是，关于先生的论著或研究阅读范围，邹先生对我从不作硬性规定；其实，每读先生的文章，于我实大有启发，因为先生的研究范围所涉甚广，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极具创新性；当然，也因先生对我的宽容，使我有了十分的自由，于是随意看书，兴趣越益广泛。但后来，我决定专做江南地区，尽管我知道做江南方面的研究，必然会付出比进行华北方面的研究更多的力气，但自认是江南人，研究江南不但资料极丰，而且感觉要好得多。邹先生对我学术研究兴趣的不断转移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使我十分感激! 

众所周知，江南是学术研究的传统热点地区，成果多，起点高，要想做出一点成绩来，非得寻找新角度、新方法。尤其当我看到日本学界在很多年前就已刊布的文章，与一些被我最初自视为发现性的想法迹近相同时，感到汗颜之余，也深觉为难。好在角度、侧重点有所不同，写出来尚能聊以自慰。 

经过近两年的辗转摸索，我将博士论文主题最终确定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不但得到邹先生的认可，也得到了以王家范教授为首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对我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论文的撰写涉及到了许多专门的学术史和大量的资料采择，难度较大。在此过程中，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各位老师都给了我很多指导和帮助。导师邹逸麟先生除对我细微至语言运用方面的点拨外，更特别注重宏观视野的探讨，讲求每项研究的学术价值与其自然引出的现实意义。张修桂先生、葛剑雄先生、周振鹤先生等，在理论阐发与学术积淀方面，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启示；曹树基先生、王振忠先生、钱林书先生、吴松弟先生、满志敏先生、张伟然先生、王建革先生、张晓虹女士、华林甫先生、安介生先生、李晓杰先生等，从我人所以来，以不同的方式，给我以亲切的指导；在论文撰写过程中，有几位与我有较为深入的讨论，论文中的一些问题多承匡正，还提供我一些资料，帮助良多。 

在论文撰写的最后阶段，我十分幸运地申请到了2000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青年课题的基金资助，为论文的顺利完成创造了良好条件。 

必须提到的是，在论文的最初形成过程中，除我个人在有限的条件下做过一些乡村社会调查外，还参与了日本学者组织的几次江南乡村社会调查，受益匪浅。 

1998年夏天，我参加了日本大阪大学滨岛敦俊教授组织的江南乡村调查，重点在湖州地区，调查内容包括水利、民间信仰、市场流通、乡村聚落史等许多方面的内容。在2000年春天，我又参与了滨岛先生组织的江南地区乡村社会调查。此次调查从湖州开始，一直来到了苏州市吴江县和嘉兴市嘉善县地区。 

苏州地区的碑刻，在江南应当说是最丰富的。我虽然去过几次苏州，但认真去看碑刻博物馆的时间并不多。2000年5月，当我陪同日本爱嫒大学藤田胜久教授再度来到苏州时，我的博士论文工作已完成了一半。藤田先生的考察地点较为宽泛，从上海开始，经苏州、南京、杭州、绍兴，直至浙江的文化源起地之一余姚河姆渡，我也藉此涉略了这些地区大量的出土文物和乡邦故典。 

另外，云南大学的林超民教授曾给予我在资料提供等方面的许多帮助。在博士论文完成以后，曾呈请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北京大学的李孝聪教授、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南京大学的范金民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王家范教授、上海师范大学的唐力行教授和苏智良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樊树志教授以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张修桂教授、葛剑雄教授、曹树基教授、王振忠教授等审阅，他们向我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许多鼓励。 

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朱金元先生慨允论文纳入其“学术创新”系列出版，这种对青年后学的奖掖提携也让我十分感激!责任编辑吴书勇先生一直关心我的研究，对这部书稿做了极为细致的校读，提出了很多技术性的意见，并为其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多辛劳。 

林涓博士三年来对我的帮助，也无法以感谢一言蔽之! 

本书是我的博士论文，在出版前作了必要的增损改易：对第五章与第十章中的一些繁琐考证作了大量删节和调整；增加了第八章，这是论文答辩前无暇完成的部分。在论文完成以后，学界又有一些新的成果和资料刊布，本书在修润过程也注意及时地予以吸收。书内所附图片，有些已失其出处，索性不具作者或出处，特此说明。 

敬希学界前辈和同行们的批评指正! 

作 者 

2001年4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01年11月，华东师范大学寄园 

（资料来源：《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