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有着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由于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历史的积累性理所当然地使其史料异常宏富，用之不竭；清代又是我国封建时代中惟一的兼跨古代与近代的朝代，因社会转型，使整个社会生活内容变化万端，异彩纷呈。因此，清史研究中尚有不少空白，有待于后来的研究者填补；有许多历史现象，有待于解释和说明。换言之，清史研究者是大有作为的。他们不必像作文字游戏一样将少得可怜的几本已被前人翻得破碎不堪的史料颠来倒去，在字里行间搜寻一字之得，一孔之见；也不必像鹰隼一样以犀利的目光盯视同行在某一问题上的纰漏与失误，以便抓住不放，“有所作为”，或商榷之，或驳斥之，以显自身之才。其实上述作法无论如何也难避步人后尘之嫌，不如独辟新的研究领域更具意义。本着这种想法，我一直在寻找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好在清史中这样的处女地俯拾即是，任尔开垦。

研究翰林的想法来自一个偶然的闪念。当时正在北大读研，整日泡在图书馆二楼阅览室。因目酸头重，偶顾左右，只见众“书虫”如痴如醉，或凝神深思，或嗫嚅默诵，或奋笔疾书，或独自莞尔，好不壮观。忽想到若辈与古代“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公子、相公何其相似乃尔!然而，世人皆知“研究生”之名目为舶来品，至清朝尚无此角色。然我中华素重教育，必有与此相类似之制度。缘此立论，于是遍索历代史志，诸朝政书。先将科举制度所形成的生员、举人、进士等三级人才结构与当今学位制度进行比较，发现二者相去甚远：秀才生员，举人、进士三级出身或曰功名乃考中即授，无庸再学；而读学位是考中方学，三年后再授。又将明清官学制度与学位制度相较仍差别甚大：当时我国府州县学无高下之分，皆生员受教之所；而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国子监，其学生来源皆上述学校之贡生，此辈毕业后所获之国子监生经历虽也被社会勉强认作一种资格，但要想获得功名仍需参加乡试。换言之，贡生只是介于生员和举人之间的一种准出身，与居于当今高等教育上层的研究生相去不知几许。再将明清属民间教育范畴的书院制度与之相较，书院的确为研修学问的场所，且方式亦为自学为主，加之教师讲授与自由讨论相结合，但书院从不与出身发生联系，用现在的话说，即不是学历教育。转眼月余，大失所望。我仍不甘心，终于在《清史稿·职官志》中发现起源于明、大盛于清的庶吉士制度与当今学位制度颇多相似之处：其一，庶吉士须考试方可入馆，且学制亦是三年；其二，庶吉士学习亦是自学和教师大小教习指导相结合；其三，庶吉士毕业须再参加考试散馆，通过后正式获得出身——翰林；其四，翰林出身是明清时期科举人才结构的顶尖层次，决不亚于当今研究生甚至有过之。基于以上四点，我得出初步结论：完全可以将其看做是中国自己的研究生制度。我同时发现，如此重要的一项制度，却从未有人进行过全面研究，岂不是一大遗憾。于是经导师袁良义先生批准，并通过开题论证，正式将《清代庶吉士制度研究》作为我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一年余穷搜博引，终于完成，顺利通过答辩，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在研究庶吉士制度时我越来越感觉到，有一项更大、更重要的制度一直未能进入清史研究者的视野，这就是清代翰林院制度。但由于该制度涉及面广，时间跨度大，远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因此，我下定了继续深造，以完成此课题的决心。1994年7月，我荣幸地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忝列于清史权威学者王锺翰先生之门下。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我将原来的想法和盘托出，马上得到先生的肯定与支持。于是，更大范围的史料搜寻工作就此展开。在此过程中，我经常觉得自己已融入了翰林群体之中。正像我在文中所写的那样，品味着先哲们的雄文宏论，鉴赏着前辈们的峻美字迹，我似乎看到了他们奋笔疾书的身影，听到了他们如数家珍的吟哦。不知不觉中夙愿已遂，文已定稿。1997年4月初，导师初审通过，准备答辩。恰在此时，或许是命中注定，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签约，成为“现代翰林”中的一员，抚今追昔，感慨良多。

翰林为史官，由来久矣，我社科院为翰林余绪，岂能不重源头、明流变?基于此念，我一直未将此书稿交付他人，而决心由我社科院出版，以作为我个人对单位的微薄之礼。于今又是两载，我对文中错误多有订正，内容有所充实，不揣浅陋，匆匆奉上，以表区区。限于水平，书中舛误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正之。

一九九九年四月

资料来源：《清代翰林院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