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是我们编纂一组清代前期历史资料的一种。其他正在编纂的还有关于农业、官营手工业、矿业、商业等四个专题资料。编纂这组资料的目的，在于为研究清代前期的历史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原始资料。   

本书所编辑资料的范围，顾名思义，为清代康、雍、乾三朝城乡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反抗斗争，包括它们的规模、方式，发展过程和影响等等。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其渊源与趋势，所以上限酌选了一些顺治朝的资料，而下限也补充了若干嘉庆朝的资料。城乡人民的反抗斗争根源于当时的土地占有状况，租佃关系、剥削形式和数量，城市手工业，商业的发展，矿业生产状况等等，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将另分专题汇辑出版，已如上所述，故本书不再编入。

城乡人民斗争不是各别的孤立社会现象，它们之间相激相荡，彼此影响；各种矛盾、斗争也不可能平列，而是受到农民与地主这个主要矛盾所制约，这是不言自明的。但资料书的编排不同于专著的论述，如果资料书按此原则编排，读者检索资料一定很不方便，为此，我们按斗争的不同领域、不同方式，分章列节。这种编排，虽然有机械割裂的弊病，但读者使用起来，或许能方便一些。

  全书分成“概述”和四章。

1  概  述

在辑录的资料中，有少量是笼统反映全国的、或几个省区各方面阶级斗争情况的，不便于分入个别章节，均列于此。但如果说这些资料能勾画出当时社会阶级斗争总的面貌，则又远远不够。所以不单独成章，姑且以“概述”为题，列于卷端。

2  农民反抗斗争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当时主要经济基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

明末农民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不久，新的农民大起义高潮尚未来到之前，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式首先表现为抗租和争田即反夺佃。

清初，实行“圈地”、“投充”等带有农奴制性质的措施，在京畿建立了不少官庄旗地。旗地有一套特殊的管理办法，它通过内务府和各旗系统来管辖，大多数旗地地主并不直接经营土地，分别委派庄头作为自己的代理人。旗地农民对于旗地所有者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没有或很少有人身自由。虽然其后主奴关系有所松弛，逐渐发展成为封建租佃关系，但法律地位上的规定仍无重大改变。旗地地主或同一庄头管辖的农户，大都居住集中，地亩毗邻，租佃条件基本一致。因此，旗地的反抗斗争，往往表现在同一地主或庄头管辖下的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包括要求摆脱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的斗争。

孔府是个规模庞大的贵族地主庄园，拥有大量“钦赐庄田”，用所谓承应“祀祭大典的的名义，向佃户勒收“祀粮”或“祀银”。孔府的佃户是“钦拨”的，法律规定永远不得脱籍，实际是世袭的农奴。孔府设有一套管理“祀田”、征收租粮的专门机构，它可以用“公府”名义移咨地方官催租索欠，甚至抓押拷打佃户。

民地、官庄旗地、孔府的佃户的抗租和争田斗争有许多共同的方面，但也存在着若干差别，所以把这三方面的资料分别排比。

在抗租和争田斗争同时，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式，还表现为：雇农反对雇主克扣工钱的斗争；以贫雇农为主体的夺粮斗争；以贫雇农为主体、包括中小地主参加的反抗沉重的赋税徭役负担而举行的抗粮与反科派斗争。我们把这三种形式的斗争分别编为三节。

3  奴婢制度及奴婢反抗斗争

奴婢制度是古代残存的奴隶制与封建等级制度结合的产物。对于奴婢，清朝统治者一方面订立许多极其野蛮的法律，以保证其残酷压榨、控制和驱役他们；另一方面又宣扬宿命论和封建等级观念来麻痹和毒害他们，妄图使他们安于永世为奴的命运。但是，广大奴婢为了争取真正过人的生活，经常采取不断逃亡、争取赎身以至和奴主面对面进行斗争等各种斗争形式。

清代奴婢制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相对说来还不很多，而且，我们也不准备另编专题资料。因此，我们把清代奴婢的来源、统治阶级对奴婢压迫的资料一起编入，并把清朝统治者制定的“法律”相应放在有关节目之中，以便读者了解它的概貌。

另外，每当大规模农民起义时，奴婢的反抗斗争往往汇合到这个大洪流中去，明末清初的奴变即是一例，我们也把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也辑作专节。

4  手工业劳动者和城镇商民的反抗斗争

康雍乾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诸如北京、江宁、盛京，苏州、扬州、武汉、广州、佛山、景德镇等许多著名城镇。这些城镇人口阜盛，工商业发达，同时也是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战场。

手工业工人和雇主的斗争是城镇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斗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侧重在经济方面，例如反对克扣工资，反对随意解雇等等。在斗争中，同一行业的工人为了能够相互支援，往往形成行帮，所以我们把他们斗争的资料按不同行业排比在一起。   

商人为抵制官府无餍止的敲诈索贿，举行过若干罢市抗官的斗争；城镇其他各阶层居民为反对奸商贪官抬高米价操纵民食等原因也进行了不少斗争。有关这些斗争的资料，分别在本章中列了两节。

5  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

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

本章的资料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农民的秘密结社及其组织的反抗，一部分是五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前者为数众多，分布遍及全国，但规模小，时间短，大多在起义的酝酿阶段或刚开始就被镇压下去，因而每次起义所留下的资料也少，有的仅一件；而后者包括康熙朝的台湾朱一贵起义，乾隆朝的王伦起义和林爽文起义，嘉庆朝的川楚陕等省的白莲教起义和冀鲁豫的天理教起义，这些起义资料繁多，并有专著。如果把大小起义按时间排比，则对于五十几次小起义的资料则将淹没在庞大资料中而难于查找，为此，我们把这两部分资料分成两节来处理。本书是一部综合性的资料书，不可能把几次大起义的资料都编录进去，故只辑录一些比较重要的大体上能反映事件概梗的基本资料以及起义军残留下来的原始材料；起义军领导人及有关人员被捕后的“供单”，则附赘于各次起义资料之后。

康雍乾三朝，在封建史学家的笔下，被美化为“盛世”、“郅冶”，但从本书所辑录的大量资料来看，所谓盛世，所谓郅冶，实际上只不过是地主官僚贵族贪婪的无限增长，广大城乡人民依然过着衣不蔽体、食不充腹的苦难生活，阶级之间的对抗日益尖锐；到了乾隆晚年，清王朝的统治已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这部资料书如果对读者们研究有关问题，多少能起到一些参考作用的话，那对我们将是很大的鼓励。由于我们理论，业务水平不高，掌握的资料有限，编辑欠妥，选材不当，定所难免，殷切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在本书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得到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市档案局、北京市文物管理局、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市博物馆，佛山市博物馆及其他许多单位的大力支持，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线索，谨向这些单位和有关同志致以诚挚的谢意。

在我们进行这个科学研究项目的全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华书局的关怀和支持，也向他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为编纂这组资料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联合组成了编辑组。参加编辑组工作的，按姓氏笔划顺序有韦庆远、刘守诒、吴奇衍、李华、唐世儒、梁叔莹、鲁素、潘喆等同志；韦庆远同志担任编辑组组长。其中，李华同志只参加了《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一书的编辑工作。

  1979年3月

（资料来源：《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