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文资料“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的中译本，原书题目的中译为“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书题的另一部分“八国联军占领实录”是我们加上的。于是，中译本的书名便成为现在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一一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原资料成书于1902年，由天津“益闻西报馆”（The China Times，Ltd．，）印制，为16开本。全书共有626页，后附索引7页。原书没有目录，全书除首篇“天津城行政条例”外，其余皆按会议召开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该书是作为法律文件交给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凯的，不属于正式出版物，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部历史档案。介绍和评述这部资料，自然应当从成书的背景说起。
一

   1900年夏季，由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军队组成的联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他们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天津城。1900年6月17日，大沽口失陷，各国联军沿海河上溯进攻天津。7月4曰，天津城失守。由此直至1902年8月15日，袁世凯代表清政府接管天津政权为止，这个城市被联军占领达两年之久。

    当7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涌入城里的各国军队肆意烧杀抢掠的时候，各国联军统帅们已经在商量如何控制天津了。占领天津两天后，也就是7月16日，联军指挥官开会协商所谓恢复城市秩序问题。当时侵入天津的各国军队，以俄国兵力最强，指挥官级别最高，于是会议召集者便是俄军司令官、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会议地点是作为俄军司令部的俄国商人巴图也夫寓所。阿列克谢耶夫在会上首先提出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管理天津，并建议由出兵各国各选派一人组成委员会。但是，这个委员会对城市事务只有发言权，要另外委任一名总督主持政府工作，掌握行政权。这个方案明显暴露出俄国人想独揽大权的野心，当即遭到英、日、德三国的反对[1]。在18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各国最终达成妥协方案，由当时派兵最多的俄、英、日三国各委派一名拥有同等权力的军官担任总督或委员，组成临时政府，政府管理部门则分别由各国派员负责。尽管这一方案获得通过，但是德、法指挥官同时声明，政府的这种组成只是暂时的，随着其来华军队数量的增加，他们保留委派临时政府成员的权利。于是，由俄、英、日三国分别委派沃嘎克上校、鲍尔中校、青木宣纯中佐出任委员组成的“天津城临时政府”成立。    ．

  临时政府成立于7月30日，地点设在位于三岔河口的直隶总督衙门。临时政府的中文名称最初被称作“总督衙门”，半个月后确定正式中文名称为“都统衙门”[2]。在清代，八旗分驻各省，坐镇地方，名为“驻防”，专设将军、都统、城守尉等职官统率。其中，设都统者如张家口和热河，官阶与将军同样为从一品，其官署称“都统衙门”。统帅八旗的都统同时治理辖地民政，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天津临时政府取“都统衙门”为名，在其发布的中文告谕中，也称临时政府委员为“都统”，表明其为军政府。

  按照临时政府建立时公布的“行政管理条例”规定，政府委员应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选举产生”。但是实际上，各国委员均由本国司令官提名，再由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临时政府人员组成的过程显示出列强之间在政府权力分配上不断发生的矛盾和争斗。8月2日，都统衙门发布的第一号中文告谕中谈到临时政府组成时提到英、俄、日三国，马上遭到法国司令官的反对[3]。随后，临时政府要求派一名法文秘书，又遭到法国司令官的抵制，提出只有法国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拥有一名委员的前提下才能委派秘书。10月，刚刚抵达天津的德国元帅瓦德西更是直接通知临时政府，称他要委派一名具有同等权力的德国委员加入临时政府[4]。11月14日，由各国司令官任命、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德国委员法根海少校、法国委员阿拉伯西中校和美国委员福脱少校出席委员会会议，临时政府成员增加到6名[5]。但是，刚过了十天，意大利在华军队最高司令官、海军上将坎迪亚又提出，由于其他六国都已经在临时政府委员会中拥有代表，意大利理所当然应该派代表参加委员会[6]。1901年4月，卡萨诺瓦海军少校作为意大利委员在临时政府委员会就职[7]。在八国联军中，只有奥匈帝国没有参加临时政府委员会。当奧国司令官提出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时，却由于奥国在华军事力量有限，遭到各国的反对而未成。1901年5月10日，美国宣布退出临时政府，此后临时政府就一直由6名委员组成。

二

临时政府实行委员会制，即由各国军官组成的市政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决策机构。各国指派的委员多数是本国来华军队的校级军官，只有俄国委员沃嘎克在临时政府任职期间提升为少将。同时，意大利和法国也都曾因派尉级军官参加委员会而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理由是职衔低，无法对主要由各国军官组成的政府各机构发号施令。最终，两国都不得不改派校级军官参加委员会[8]。可见，军事权力在临时政府委员会的组成和实际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临时政府设有巡捕局、卫生局、库务司、司法部、公共工程局以及总秘书处和中文秘书处。各机构为首的官员，除了巡捕局局长是一名英国军官外，其他都是具有专门资格和能力，有的还是久居天津，对中国情况比较熟悉的外国人，甚至是能讲一口汉语的“中国通”。如被任命为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田夏礼是美国驻华大使田贝之子，曾在美国驻华使馆任参赞，当时正在天津经商；担任汉文秘书长的丁家立是久居天津的美国人，与李鸿章关系密切，曾创办北洋大学堂并任总教习，也曾担任过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担任政府司库的是在天津德华银行任职的德国人卢普；司法部长易孟士也是一名美国人，曾任美国驻上海副领事、代理总领事，当时在天津美国茂生洋行任经理；担任卫生局长的德博施是一名法国医生，曾任法国驻华公使馆医生，当时正在天津行医。1900年10月，临时政府增设公共工程局，丹麦工程师林德受聘担任局长。林德长期生活在天津，从19世纪80年代就在英租界从事公用事业，19世纪末参与海河治理工程。1901年8月，林德因被海河工程委员会聘为总工程师而辞去公共工程局长职务，临时政府仍聘其为顾问。

    临时政府初建时，管辖区限定在老城以及城外土围墙以内地区。1901年2月，临时政府宣布扩大管辖区，整个天津县以及宁河县所属新河以南地区，东至渤海边，西到天津城以西大约25公里处，均纳入临时政府管辖。政府名称也随之改为“天津地区临时政府”，并将整个管辖区划为五个行政区。除原辖境加上土围墙外25处村庄为城厢区，其他新扩地区被划分为城北区、城南区、军粮城区和塘沽区。这可以说是天津最早出现的城市行政区体制。除了城厢区以外，临时政府在其他四个区各委任区长一名，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机构。各区区长均由占领该地区的外国军队指派一名尉官担任，城北区区长为日军军官、城南区区长为法军军官、军粮城区区长为英军军官、塘沽区区长为德军军官。区长直接对临时政府委员会负责，没有财政权，但拥有一定限度的刑事和民事审判权[9]。

    临时政府实行委员会“集权制”，委员会集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于一身。根据联军司令官会议通过的“天津行政条例”，委员会有权制定和公布具有法律效用的各种条例，有施行治安管理的权力和司法权力，有权向中国人征税，有权支配中国政府的财产以及没收和出售中国人的私人财产。

    临时政府设有法庭并任命了法官，所有刑事和民事案件均由法庭审判。但是，各项判决都要经委员会批准后才能执行，委员会对法庭的判决有权修改和提出不同的决定。按照“行政条例”的规定，临时政府有权判处华人流放直至死刑，有权处以罚款或没收财产。对于外国人，则按照治外法权，只有权将其逮捕，然后送交其所属国的军事或领事当局审判。从临时政府司法条例以及案件审判记录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法律制度基本是按照西方近代法律体系建立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军政府，临时政府不实行司法独立，而是实行委员会集权制。

    临时政府推行法制体系的另外一部分是建立警察制度。传统中国城市秩序和治安的控制，更注重依靠社会的力量，衙门在这些方面显得尤其无能为力。当19世纪城市人口大量增长的时候，城市控制方式的滞后，成为社会失控的主要原因[10]。临时政府甫一建立，便首先成立巡捕局，着手建立城市警察系统。当时的警察由外国巡捕和华人巡捕两部分构成。外国巡捕主要是由各国军队抽调官兵组成，一部分负责本国军队占领区，一部分组成国际巡捕房负责车站、政府等重要地方，此外由意大利水兵组成水上巡捕，负责海河等河道的警务。华人巡捕是单独组织，由绅商保举本地华人充任，听从外国巡捕指挥执行警务。城厢地区被划分为8个治安区，每个区推举6名绅商协助治安管理。“遇有不法情弊”，绅商可以到都统衙门汉文秘书处“禀陈”[11]。临时政府管辖区扩大后，新扩各区每个村庄要公举三名绅董充当村正，由绅董组织华捕。

  巡捕不仅负责司法、治安，还负责交通、卫生等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与传统衙门的管理有明显的不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职能强化了。当时，首次出现专门在街头固定位置站岗维持治安的巡捕，一度被本地人误认为是监督百姓[12]，但却是警察以“站岗”的方式维持交通、治安的肇始。袁世凯接管天津后，巡捕制度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巡捕改称“巡警”。这是除租界地区外，警察最早在中国城市的出现。

    同时出现的还有城市税收制度。临时政府的财政最初是依靠参加政府的国家各垫款5000英镑开始运行的。临时政府成立后，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了城市税收制度。根据公布的税收章程，临时政府主要开征入市税即厘金、码头捐、所得税房捐、铺捐和执照税等[13]。临时政府设置了四处征税的税卡，还将张燕谋的“庆善银号”设为“官银号”，作为政府纳税处。在《纪要》中，对临时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有详细和明确的记录。严格的税收制度和管理，使得临时政府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从《纪要》中可以看出，这些收入绝大部分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工程的建设。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将全部收入和支出的账目清单，以及还在施工中的公共工程所需的费用、政府财政存款等一并交给了袁世凯。

    临时政府委员会是通过定期召开全体会议行使市政权力的。委员会会议由各国委员轮流主持，即所谓“值班委员”制，其顺序按委员的国别字母先后排列。在一般情况下，委员会会议通过审议临时政府各部门长官提交的报告以及各方面的来函等，商议各种问题，并通过表决做出决议。这些决议便作为政府指令交由相关部门予以执行。

    从1900年7月30日临时政府成立，到1902年8月15日将政权归还给清政府代表袁世凯为止，临时政府委员会一共召开了329次委员会会议和4次特别会议或专门会议，平均大约2～3天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所有议案，制定的各项法规、法令等皆一一记录在案。这就是《纪要》形成的过程。

三

临时政府委员会成立后，镇压义和团成为首要的任务。《纪要》中记录在案、经过审判公开处决的义和团达数十人。与此同时，各区巡捕抓获的义和团也就地处决。各国联军从外地抓获的义和团，有的也交给临时政府处决[14]。处决义和团民的刑场大都设在义和团比较活跃的西门外，而且都是处以斩首，甚至还将砍下的头颅悬挂示众。一度支持义和团的候补道台谭文焕，在被德国军队从保定擒获后也解到天津，交由都统衙门处决于北门外并悬首北门示众[15]。都统衙门还与各国占领军配合，到各村庄清剿义和团。联军清剿义和团的根据地一一静海独流镇时，都统衙门还专门发布告谕，威胁其他村庄如果“蹈此覆辙，亦照此法办理”[16]。

    为了防范民间的反抗，都统衙门严禁百姓拥有武器。临时政府一成立便发表告谕，要求百姓限期将持有的军械呈交巡捕局。为此，临时政府委员会还专门做出决议，禁止华人拥有武器和弹药[17]。1900年12月27曰，临时政府再次发表告谕，限定五日内将军械交到都统衙门，如逾期不交，一经查出，军械没收，私藏者一律斩首[18]。此后，凡藏有武器或持械犯罪者，无论轻重一律处以斩刑。在都统衙门统治期间，因此而被处死者不下数十人。有的甚至不问罪行轻重，只要持有武器，即被处死。临时政府还将鞭炮列入武器弹药之列，禁止出售和燃放[19]。

    与此同时，驻扎天津的各国军官和士兵却可以任意到机器局、军械所拿取清政府储存的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似乎把获得武器视作征服者的标志，有的用作武器，有的作为纪念品。都统衙门的餐厅也摆放着来自清政府军械库中的武器，作为所谓的战利品。直至1901年6月，联军占领天津将近一年后，临时政府才对此加以控制。

    《纪要》中还记录了列强摧毁天津和沿海地区军事设施、拆毁天津城墙的实施过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首先提出摧毁华北沿海一带尤其是天津地区的各种军事设施，以彻底摧毁中国的军事抵抗能力。1901年4月6日，在瓦德西主持下召开的各国联军司令官会议列出了要摧毁的军事设施清单，其中多数位于天津地区[20]。在7月的联军司令官会议上，又决定由天津临时政府负责摧毁本地区的军事设施[21]。

    最早拆毁的是天津东、西机器局和西沽武库。在19世纪，天津曾是中国北方规模最大的军火生产基地，建于1867年的西机器局，主要生产枪炮，建于1869年的东机器局主要生产弹药，1873年建成的西沽武库则主要是大型军火库。1901年1月30日，德国军队首先摧毁了西沽武库，尽管这时联军司令官会议还没有做出决议。东机器局的机器设备以及储存的弹药，一部分被卖给开平矿务局和外国洋行，其余全部被销毁，机器局随后也成为法国占领军的驻防兵营。虽然西机器局没有被列入要摧毀的军事设施清单，但是在联军占领后，机器局中储存的武器以及机器设备、原料和零件等，被分别卖给外国洋行，有的被出口销往亚洲以外地区，机器局也成为日本占领军的兵营。从此天津的军火工业不复存在。

    在海河沿岸，从大沽口到天津城，分布着多处炮台，是清政府军事防御的主要设施，自然也成为八国联军摧毁的主要对象。根据《纪要》中的记载，由都统衙门组织拆毁的炮台，除了黑炮台以外，还有中营、大围子、前营和后营等炮台和兵营，此外还有大沽海河口的炮台、北塘炮台、新城炮台和兵营等。

    按照列强的要求，天津地区以外的炮台等军事设施是由清政府负责拆除。但是，1901年10月，联军司令官会议又决定将拆除芦台、山海关等处炮台的任务也交由天津临时政府负责。临时政府为拆除这些军事设施投入了17万元[22]。

    拆除炮台大都是采取由承包商承担的方式。为了拆除山海关炮台，临时政府还专门从天津招募苦力工甚至派囚犯前往从事拆除工作。根据《纪要》中的记载，1902年6月，北方流行霍乱，在山海关拆除炮台的苦力中有霍乱流行，有不少苦力逃亡。直至临时政府解散，炮台拆除工作仍未能最后完成。

    按照《纪要》中的记录，拆除天津城墙是临时政府委员会首先提出来的。1900年11月，委员会“基于军事目的和卫生的原因”，提议拆除天津城墙，并很快得到瓦德西等联军司令官的同意[23]。1900年12月，临时政府工程局首先开始从西侧试拆城墙。1901年1月21日，临时政府发布拆除城墙的告谕[24]。拆除工程采取承包的方式，按照《纪要》的记载，分别承包给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25]。临时政府提供1万元和1万袋大米作为拆墙费用，拆墙所得整砖归承包商，碎砖和地皮归临时政府。天津是第一个拆除城墙的中国城市，《纪要》具体记录了这一历史过程的真实状况。

    此外，《纪要》也为一些历史疑案提供了线索。例如，关于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义和团红灯照林黑儿等女首领的下落，有种种传说。按照俄国人和法国人的记载，林黑儿与另外一位义和团女首领被八国联军俘获关押[26]。其后，对她们的下落其说不一，有的称被解往欧洲，有的称逃到乡下隐居。根据《纪要》的记载，被联军俘获的两名年轻的义和团女团民关押在都统衙门，临时政府委员会专门讨论如何处置。委员会最初的意见是将她们释放，但是巡捕局长反对，并建议将她们押往上海．交由天主教会看管。委员会同意了巡捕局长的意见。1901年4月17日，两名女团民被送往上海，交给圣约瑟教会的神父，安置在徐家汇孤儿院看管[27]。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临时政府一直为上海天主教会提供两名女义和团民的抚养费。在天津政权归还之前，临时政府委员会提出由上海天主教会将两名女义和团民交给上海地方当局[28]。尽管我们还没有其他资料证明这两名女义和团就是林黑儿等红灯照首领，也不知道她们以后的下落，但是这一记载无疑为解开这个历史疑案提供了新的线索。

四

    20世纪初的天津，即遭遇了灾祸，也迎来了历史的转折。北洋新政的推行，社会出现的种种变革，使得天津的经济、社会以及城市建设等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这些新变化在20世纪最初几年就已经端倪初露。从《纪要》中，可以看到许多新事物和新变化的出现。

    首先是城市道路系统的改造。天津老城区新式道路的铺筑和旧道路的改造，从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1883年光绪九年海关道周馥主持修筑的老城区通往租界的官道，是老城区最早的一条新式道路。然而，老城区交通最大的障碍是城墙。当都统衙门强制拆除城墙的时候，天津人是以一种矛盾的心态接受的。城墙是城市传统的标志和象征。在当时的社会意识中，没有城墙的城市，是人们无法接受的。再者，城墙被占领者拆除，无疑是对民族尊严的羞辱。然而，另外一方面，城墙拆除后沿城墙基址修筑的四条马路，成为老城区的交通干道，改变了城市交通状况，市民明显感到给交通带来的便利[29]。当时还修筑了城北门至运河边的道路以及英租界到海光寺的道路，老城区的道路系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革。

    伴随道路改造的是电车的出现。都统衙门刚一成立，就有欧美人和日本人提出修筑电车的申请[30]。日本人甚至由政府出面，要求优先获得专营权，声称此前已经获得中国政府的特许。在1898年中日划分日租界的谈判中，清政府曾同意日本方面在划分给日本的海河码头与南门之间，建造一条马车铁路[31]。但是，直至1900年，这项计划并没有实施。倒是1901年11月16日，一名日本商人在老城区开通了一条公共车路线，并得到都统衙门的免税许可[32]。这条公共车路线虽然只运行了五个多月，而且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使用的是畜力还是机械动力，但是这应当是天津首次正式营运的公交车。最终，无轨电车的经营特许权被授予比利时银行团投资的“天津电车电灯公司”[33]，日本人不得不退出了竞争。

    这一时期老城区也有了城市照明。天津最早的路灯于19世纪80年代出现在英租界，老城区的路灯照明则是1900年以后出现的。1900年11月，临时政府委员会做出决议，要求城区马路两侧每隔100步要安装一盏路灯，安装和维护费用由沿街房主承担[34]。于是，老城区开始出现了路灯。“大街小巷各门旁皆要悬灯一盏”，“灯盏齐明，如同白昼，比除夕倍觉辉煌”[35]。临时政府甚至还强制规定，市民夜晚出行要手提灯笼，违反者要受到惩罚[36]。但是，这项规定不久又被撤销。1901年2月，临时政府开始筹划由政府安装路灯，并决定城市照明由政府负责[37]。在与“天津电车电灯公司”达成协议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提出将专营权授予该公司的若干条件之一，就是公司要为电车经过的马路以及其他道路提供电力路灯照明[38]。

  为老城区供应自来水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提出的。1901年3月，三名中国商人和买办出面向临时政府提出建立自来水供水系统的申请，要求给予特许经营权。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还对供水系统的设置、供水水源、消防用水的供给以及水价的限制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39]。然而，据说这一计划的幕后策划人却是当时任临时政府秘书长的美国人田夏礼以及德商瑞记洋行。公司注册由瑞记洋行出面，以英国商人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以至该公司开办后实际上成为一家外资公司[40]。

    在向袁世凯办理政权移交时，临时政府委员会把与电车电灯公司和自来水公司签订的协议，都作为要求清政府必须接受和执行的条件[41]。袁世凯认可了这些协议，并与两家公司重新谈判和签订协议。1903年，自来水公司建成供水；1906年，第一条电车轨道通车运行。城市的近代化就是在这种曲折的历史过程中前进着。

    这一时期，老城区还出现了最早的城市电话系统。电话在天津的出现是在19世纪末期，当时一些衙门、官邸安装了专线电话，租界也出现了电话。但是，电话的商业经营和城市电话系统的建立则是在1900年以后才开始的。据《纪要》中记载，1901年2月，丹麦人濮尔生在老城区注册成立了一家经营电话、电报的公司，西文名称为Electric Engi-neering and Fitting Co．，中文注册名称为“电报局”[42]。这家公司在老城区埋电杆、架设电话线，为临时政府各机构、巡捕房、医院以及主要官员家中安设电话。夏季汛期，临时政府利用电话通报每日的海河汛情[43]。除了天津老城区之外，“电报局”还在北京、杨柳青、军粮城、新河、塘沽和大沽开办电话业务[44]。清政府接管政权后，1903年由盛宣怀筹建电话局。1905年，官办的天津电话局成立，以白银5万两收买了濮尔生的电报局，濮尔生则被聘为电话局顾问，从此天津的电话改由政府专营。

    20世纪初也是天津城市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的时期。在19世纪，随着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城市管理的失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天津老城区人口已经超过20万。排污设施和垃圾处理方式的严重缺失，以及人们法制和道德观念的落后，使城市卫生状况急剧恶化。尤其对城市环境影响最大的是生活污水、垃圾以及人们的随处便溺。

    19世纪，天津城没有公共厕所，人们在街上或公共场所习惯于随处便溺。城内外还设有多处粪厂，直接用人粪尿制成肥料，供应乡村。这种乡村化的生活习惯，给这个数十万人口的城市环境造成恶劣的影响。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便做出决议，城区禁止随地便溺，路上行人随地大小便要罚洋1元[45]。同时，临时政府开始以招标的方式建造公共厕所。很快，老城区建起了多处公共厕所，并设有清洁夫按时清扫。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要求人们必须到厕所“出恭”，在厕所以外便溺要受重罚。同时，临时政府还要求所有粪厂迁到郊外[46]。这些强制性的措施对城市环境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世纪天津城区的排水系统保留着传统式的结构，技术上没有任何改进。加上多年失于维护，缺乏有效的管理，导致多处阻塞，是城区环境恶化的又一个主要因素[47]。城墙拆除后，护城壕和城内污水坑相继填平，排水更成为问题。临时政府没有采取由政府投资修建下水道系统的方式，而是强制要求各街区的士绅出面组织居民修建和清理下水道，费用由士绅们承担。工程设计要经过临时政府公共工程局审批，如果经过验收工程质量高，临时政府将承担部分工程费用[48]。至于这一措施实施的结果如何，《纪要》中没有相关的记载，但是也出现了私人公司参与排水系统的建设。1902年，德国人汉纳根成立的“大广公司”，也称“汉纳根洋行”，提出修建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方案，得到临时政府委员会的同意[49]。该洋行以占用政府土地为条件，承担老城区南部排水系统的建设。按照经临时政府同意的方案，他们在老城西南挖掘了被称为“蓄水池”的排污池，老城区的污水被排入池中，再经由专门水道排入海河下游。这一排水系统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才被改造。

    在19世纪，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方式几乎就是随处倾倒。1901年3月，都统衙门制定了《洁净地方章程》，规定居民每天必须将垃圾倾倒到划定的垃圾场，然后由卫生局统一处理。此外，住户每天还要将自家门前地段清扫干净。《章程》也明文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50]。这是天津最早的城市卫生立法。据载，违反这些规定的居民有的被外国巡捕抓捕，受到罚款、鞭责等严厉处罚[51]。同时，临时政府卫生局组织专人清理河边、城内堆放的垃圾，雇用清洁夫打扫街道。在随后的北洋新政时期，天津开始设置卫生局、卫生巡捕等[52]，城市卫生管理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

    1902年6月，天津发生了一次鼠疫。《纪要》记录了这次鼠疫流行的一些情况，也记录了临时政府如何制定措施，控制鼠疫流行的。鼠疫最初是从塘沽传入的，并主要在城北区蔓延，各国军队中出现了被感染者。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防疫措施。当时，不仅在塘沽设置了港口检疫隔离站，在市区建立了医疗站，还对感染者的隔离、病亡者的埋葬以及环境消毒等制定了强制性法令。如病人要及时送医院隔离，采取冰镇降温并用石灰涂身；焚毁病家衣物；一周内封闭患者住房、用石灰水涂封门、胡同禁行、邻居不得进入以及与病人同居者不得外出；病故者领执照掩埋，由政府雇用的苦力抬运和掩埋尸体等等[53]。为了防止因感染者死亡造成疫情扩散，还制定了严格的死亡报告制度，如藏匿死尸不报，要处以带枷游街、罚苦役等严厉处罚[54]。

    当时，临时政府专门发布告谕，制定卫生章程，要求居民必须饮用开水，蔬菜水果必须煮熟食用，保持身体清洁，染病必须及时报告，同时还免费提供石灰用于厕所等消毒。临时政府还发布告谕，要求制造汽水的水铺铺主必须使用开水，对违反者严厉惩罚[55]。

    此外，临时政府时期，还建立消防队、制定交通法规、建立公共墓地等，同时还计划在老城区进行人口普查。《纪要》中记载了计划这次人口普查的过程。当时，不仅组织了专门的机构，拟订了人口调查表，还开始为城区街道正式命名，编制住宅门牌号码等等[56]，为人口普查做各项准备。只是由于政权很快移交，这次人口普查未能完成。

    关于《纪要》文本的形成过程。当1902年4月，联军各国开始协商将都统衙门移交清政府时，便准备将委员会会议记录印制成正式文本。当时决定将会议记录译成中文和法文两种文本，遇到争议时以法文本为准。但是，到了7月，又决定停止中文本的翻译，并将已经译成的中文底稿全部销毁，原因是防止因错译引起误解[57]。因此，这份《纪要》的法文本是惟一存世的正式文本。

    在临时政府向清政府移交政权时，这份《纪要》作为正式的法律文件递交给袁世凯，同时还分别送交各国驻天津领事、驻北京公使以及联军各国统帅。记录原稿则暂交联军资深统帅保存，至各国在华军队缩减至常备状态时再移交给外国驻天津领事团团长。

在移交政权时，临时政府提出了若干要求中国政府必须接受的条件，第一条就是要求保证委员会会议原始记录的权威性，承认委员会制定的各项法令，并强调委员会会议记录是临时政府行使职权的“惟一见证。”[58]由此可见，《纪要》是这一阶段历史的最具权威的实录了。

（资料来源：《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58] 1902年4月3日专门会议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