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钧著的《戊戌变法史》最近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系统论述了八十多年前由康有为领导的维新运动发生、发展及其失败的全过程，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戊戌变法史专著。

　　我国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治史贵在“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是，作者运用马列主义，对过去的一些结论重新进行分析，通过认真的探究，做到发他人所未发之言，或发他人有所言而未尽意之言。如一般人讲戊戌变法只讲到它的失败为止，本书则认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由维新到保皇，以至后来渐趋堕落，有一个发展过程。1900年的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是“勤王、革命之一大鸿沟”，此后，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康有为逐渐沉沦。所以，一部完整的戊戌变法史，不应只写到那拉氏政变，而应写到革命和改良划清界线，即以推翻清朝成为时代主流为止。这样，通过本书便会窥见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发展何等迅速，当时的政治、思想、文化斗争是多么复杂。再则，对目前存异最多的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问题，作者不同意有些论者所谓是一次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说法，断言就其“变更的性质来看，却是改良主义”。

　　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以对康有为思想的分析为例，作者把这位变法领导人的思想渊源、特点放在当时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清晰地理出其变法主张既是西学催化的结果，同时也受到儒家今文经学的影响。至于如何看待康氏的大同思想，作者以为决不能仅仅依据传世的《大同书》进行评议，因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孕育较早，而《大同书》的撰述却迟”。从孕育到成书期间，随着近代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康氏本人政治生涯的递变，其内容前后发生了显著差异。作者指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并不象康有为本人在自述中所说是1884年所作，实际上是1901—1902年间撰述的，所以它集中反映的只是康氏后期的大同思想；而要探索其前期大同思想，必须从康氏变法前所撰诗文和《上清帝书》以及正式刊布的著作中去钩稽。

　　作者还认为，康氏前期大同思想和《大同书》中阐述的思想，其作用是迥然不同的。在前期，尽管康有为描绘的大同世界仅是一种莫测的天堂，但由于他把抨击封建社会、实现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渐入“大同之域”的第一步，故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到了正式撰述《大同书》，亦即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已成为时代主流时，他却在修改以往大同思想某些内容的同时，反复强调实现大同乃是千百年后的事，并说社会改革只能循序渐进，不可“跳渡”，这就在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本书又以资料详赡见长。本书作者正是本着严肃认真和求实的态度，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鉴别选择、厘明事实的。如对北京强学会所办最早的报纸，以往流行的说法是《中外纪闻》，本书作者通过检核原刊和当时的函札，说明应为《万国公报》（北京）。再则，对保国会的成立情况，《仁学》的版本源流，以及谭嗣同和梁启超的初晤时间等，也都通过条分缕析有关材料，订正了一些不实之说。这种匡谬订误之劳，在帮助人们获得准确的历史知识方面，也是难能可贵的。

　　细心的读者还会发现，本书很注意弥补目前这一研究领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环节。如对戊戌变法时期的学会和报刊、湖南的维新运动等，特立专章，扼要概述；对“清流”和“帝党”的关系、“帝党”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结合等，也有所论及。

　　当然，该书也有瑕疵可寻。如在材料的引用上，作者采用了一些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奏稿，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戊戌政变的档卷，但对近年来新发现的材料，却未能在本书中适当补充和厘订。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5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