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时代的婚姻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两性关系，在社会史领域有一个良好的研究开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问世的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商务，1928）、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生活书店，1934）、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1937）至今仍是研究时必读之作。那时虽有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商务，1933）这样研究断代婚姻的优秀著作，但属于凤毛麟角，其它断代的婚姻研究暂付阙如。进入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以后，婚姻史的研究呈现出兴旺的气象，出现了断代婚姻史研究的优秀著作，如彭卫的《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张邦炜的《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1989），而陈鹏的《中国婚姻史稿》（中华书局，1990）则是婚姻通史类的代表性著作。作为中国传统婚姻形态最后时期的清代，由于现存资料的浩繁等原因，长期以来缺乏深入研究，郭松义先生新著《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商务，2000）的问世则改变了这种状况，该书不仅在清代也在中国婚姻史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
郭松义先生以研究清代经济史与社会史著名，其著述向来以占有宏富扎实的资料攻破研究难题见长，新著同样具有这些特点。郭先生在该书“后记”中说，本书从1990年以及1991年定题立项到收集资料做专题，最后完成书稿，先后达七八年。其实这是郭先生倾注全力研究清代婚姻的时期，也是一种谦虚的说法。我们可以从他发表于《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上的《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一文，看出已经从事婚姻问题的研究了，那篇论文以族谱中的人口记录为资料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而这样的研究那时在中国大陆刚刚开始，引人注目。就此而言，郭先生的大著实际上是“十年磨一剑”。
郭著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立意上。一般来说，以往的婚姻史研究多从礼法制度出发，体现的是社会上层的观念，对于芸芸众生的百姓婚姻关注不够。郭先生指出：“在清代的婚姻关系中，除了统治阶级倡导的，占有主导位置的婚姻行为以外，还存在另外一些做法，尽管它们之间有冲突，也有妥协，情况错综，各有消长，但矛盾始终贯穿其间，反映了历史是在如此多样复杂的情况中发展的。归结这些冲突和矛盾，就婚姻行为而论，主要是道德伦理和现实生活之间存在差异，是价值观念不同所致。”（第25-26页）这是作者为本书定名的原因。有这样的立意，不仅把基层社会的婚姻生活纳入视野，而且置其于与社会上层的关系中考察，凸显了问题意识。
作为对社会科学的追求，郭先生除了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外，还采用了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本书在绪论之后，首先连续三章讨论婚姻社会圈、婚姻地域圈，表明了作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在以往的婚姻史研究中，从社会圈与地域圈的角度探讨还是罕见的。由于理论视野不同，遂使婚姻择偶原则、婚姻形式以及溺婴问题的研究具有新的意味，或者说更具有社会史的意义。在对童养媳的研究中，郭先生使用婚姻质量的概念进行探讨，借鉴性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认为童养媳婚姻“因为从小长期的共同生活，是他们有兄妹之情，却难以迸发出夫妻的激情。”（第311页）
充分占有资料并加以统计分析，在看似平常的问题上进行突破，形成了本书鲜明的特色。清代历史研究与其它断代史研究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史料汗牛充栋，特别是保留了上千万件的档案。郭先生阅读了数量可观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刑科题本婚姻奸情类等档案，还阅读了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八旗户口册，至于已经成书的档案资料汇编也有大量的阅读。这些档案的利用者很少，其史料价值很高。本书还引用697种地方志、150种年谱、63种家谱、57种文集以及大量政书、笔记与杂类，阅读资料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婚姻史的研究中罕有其比者，其花费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令人由衷钦佩。在如此丰富资料的基础上，郭先生进行大量考订分析、量化处理，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例如，第五章《婚龄》中，郭先生查阅了30来万人口记载，把记有婚龄，或虽无直接载录但可推算得出的数字，一一收辑而来，统计了17147位清代女子和676位清代男子的初婚年龄，得出清代平均初婚年龄：男子19.76岁，女子17.28岁。以一人之力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这组数字实在来之不易。郭先生并没有停留在统计数字上，他还指出：“我们的婚龄抽样，有将近半数取之于士绅官宦家庭。一般来说，绅宦家庭的男子成婚年龄要低于下层百姓，而女子则似乎又稍稍偏高，然而在人数上，普通百姓应远远多于绅士、官员。这样在计算平均婚龄时，必须把上述因素考虑进去，并作适当修正。根据我们的估计，在清代，把男子的平均婚龄定在20岁到21岁，女子定在17到18岁，大致是合适的。”（第202页）这一估测的数字比起已有研究中刘翠溶、刘素芬、李中清等教授的计算，一般要低得多。不过其他说法多是限于某个阶层或某个地域，有相当的局限性。郭先生的看法无疑大大推进了清代婚龄的研究。第六章《童养媳》，郭先生统计出童养媳的叫法有30来种，统计了童养媳领养年龄、婚龄、夫妻婚龄差，并从55宗案例看童养媳的婚姻质量。第八章《妾》，郭先生统计了男子纳妾时的年龄。女子被买做妾时的年龄、夫妾年龄差，还辑录资料，列出《各地各时期买妾价格举例》一表，还与清代耕牛价格比较，发现“买一个普通的妾，所需银两竟与牲畜价相差无几、或稍高一些。妾的地位高下，可想而知”。（第372-376页）第九章所述《节烈、烈女和贞女》，已有相关研究，郭先生统计了历朝实录旌表节孝烈妇，结合其他资料，推算“有清一代只旌表节妇一项便及百万之众”。（第405页）第十章《寡妇再嫁》，列出了再嫁寡妇在已婚妇女中所占比例，用抽样统计的办法考察了妇女再嫁的年龄和有无子女的关系。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婚外性关系》，对403例男女私通案例进行了多种统计分析，如情夫、情妇私通年龄，情夫、情妇年龄差，婚姻状况，情夫身份，情妇家庭情况，私通者之间的关系等。有上述的统计分析，自然使研究新意迭出。
其实。郭先生研究的问题基本上过去很少探讨，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除了上面提到的婚外性关系、妇女再嫁、节烈和贞女、妾、童养媳、婚龄外，第七章《男子入赘》、第十一章《出妻、卖妻、典妻与妇女的拒嫁和弃妇他嫁》过去也无实质性的研究。本书的内容相当部分是女性的，再现了童养媳、妾、节烈和贞女、寡妇、被典卖抛弃妇女的婚姻生活，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另一半的女性的历史。一般人的心目中，传统中国人的性生活，统治阶级是纳妾嫖娼、荒淫无度，而普通百姓则规规矩矩、缺乏激情，郭先生对于民众婚外性关系的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神秘的纱幕，我们得以看到清代性关系的另一面。可以说，这是一部内容全新的专著。
立足于雄厚的资料探讨新问题，将定性分析建立在定量研究基础之上，这正是郭先生大著的“霜刃”所在。
资料来源：《社会史研究通讯》第6期，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数字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