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学术界，对区域发展的实证研究已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如经济、城市、社会、文化等各种专题，而经济是一切的基础，其发展变迁必然关联、影响到其他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因此，要想对某区域的社会和文化有较清晰、准确的认识，必先探求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变迁过程。可以说，经济研究是其他各种专题研究的基础。

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本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经济为研究对象。鉴于资料所限，研究时段重点放在1368—1840年的传统渔业阶段。研究区域包括长江中下游沿江地区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皖沿江平原以及长江三角洲，地跨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及浙江六省，区域界线主要以明清时期的府界为限。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苏皖沿江平原及长江三角洲上有着发达的河湖水系，除广袤浩渺的大型湖泊外，尚有数量众多的中小型湖泊，这些河湖水域构成长江中下游地区渔业经济的主要载体。研究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经济及其盛衰变迁，可与当今该区域的渔业生产进行纵向比较，为今天的渔业发展提供思路。明清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河湖水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渔业经济的盛衰变迁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的变化。将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以渔业经济的发展变迁为纽带，探求该区域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人类社会的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揭示其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为当今的防洪抗洪与河湖治理提供历史借鉴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现状

  对于内陆区域淡水渔业经济的专题实证研究，学术界很少涉及。迄今为止，不但没有系统专著问世，与其相关的论文也很少见。检阅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与淡水渔业经济相关的研究领域，如中国渔业史、淡水渔业史、区域历史经济地理、内陆区域经济等的研究，其中虽对明清淡水渔业问题有所涉及，但因学术目标不同，还没有对该时段的渔业经济作系统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有关渔业史始终是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已有的少量论著，也往往失之简陋或存在片面、甚至错误的认识。正如欧阳宗书先生所言，¹学术界关于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清宣统三年1911年沈同芳就著有《中国渔业历史》一书。书中对中国渔业史的发展轮廓作了粗浅的勾画并介绍了当时各地使用的多种渔船、渔具等。

    1936年，李士豪与屈若搴合著有《中国渔业史》一书。全书分为总论、渔政设施、渔业试验与调查、水产教育、渔业技术之进展、新式渔业之沿革及其进展、水产贸易、国际渔业交涉与外轮侵渔、渔盐之重要与各省渔盐秤放之史实九章。但全书有90％以上的篇幅是写30年代的渔业状况，只有10％左右的内容是探求渔业发展的历史，如“清季以前之我国渔业”、“渔政设施及渔业行政机构之沿革”、“水产技术演进之各阶段”、“我国渔捞制造养殖之进化”、“我国水产贸易之沿革”等各节稍具渔业史学术价值。但由于作者是通代勾勒中国渔业史某些方面的发展概况，没有专门分历史阶段叙述，显得有些流于表面而不深入，而且内容以海洋渔业居多，涉及淡水渔业者较少，如“我国水产贸易之沿革”一节就全是涉及海洋渔业的，没有片言只语谈及淡水渔业。在论及淡水渔业的发展历史时，由于作者没有对历史时期的渔业发展做详细而严谨的探寻考证，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就失之偏颇甚或完全错误，如作者认为“自秦、汉以至明季之一长时期中，渔业上直无甚兴革可言”，“内地池畜鱼类，一池一沼，只以供文人学士徜徉之所，为诗酒闲谈之助”，“其渔政设施及渔业行政机构之沿革，史书所载，略而不详，殊难考证”。²事实上，据笔者所知，明代长江中下游地区内陆河湖水域的渔业经济颇为发达，渔政制度也极为完备，且前后期之变迁较大，史书及方志多有记载。

    中国台北1979年第2期《明史研究专刊》载有吴智和所著《明代渔户与养殖事业》一篇宏文，文章分为引论、明代鱼类之概观、明代的渔课、渔村的生活、鱼类在民生经济上的价值、渔尸的捕鱼法、渔户的养殖事业、渔户中的高士——渔隐、余论九个郡分，广泛涉及渔业经济及渔民生活与社会的各个方面，资料翔实且覆盖面较广，本文即从中多所受益。但由于是总论明代概况，故文中无法体现出各区域的差异。

1993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欧阳宗书先生概言曰：“从其‘编著说明’可知，该书乃组织全国渔业史学界最高水平的学术队伍，历经九年的辛勤劳动才完成的一部著作，因而可以说代表了国内中国渔业史研究的最高水平”。³全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为史前至中华民国时期之渔业，中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5年之渔业，下编为古近代名人事要。上编、中编共计十章，分段叙述了各历史时期的渔业概况。从全书的篇幅和内容来看，仍然是详今而略古，多为近现代时段的内容。再者全书将淡水渔业和海洋渔业合并在一起论述，因此，淡水渔业史的篇幅在全书中所占份额就更少。该书为第一部对明清渔业作专章分析探讨的著作，但书中将元、明、清三个朝代合并成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论述其渔业发展，这一分段明显不太科学，因为元代和明清两代的淡水渔业在很多方面都有着重大差别，异性远多于共性。如元代官方采取的是轻视渔业、“听民自渔”的政策，而自明初始，则有一个很大的转折，明太祖十分重视渔业的发展，制订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渔政制度。该书从“捕捞、养殖、加工的进步和特点”，“渔户、税课、土贡和渔盐管理”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渔业的发展特点，涉及到了与本书专题相关的渔业生产、渔业经济的有关问题。但由于篇幅所限，其所反映的明清时期的内容仍失之简陋。按其所分阶段，自公元1279年至1840年约近600来年的渔业历史，仅用不足2万字的篇幅来描述，可见其所能体现的内容的局限性。再则，可能由于学术交流的局限，该书明显未能吸收上述吴智和先生论文的研究成果。

    国外学术界对于中国渔业史的研究较少，只有少数日本学者关注这一课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者陆续有相关论著发表，1995年4月，日本刀水书房出版发行了中村治兵卫先生的集大成之作一《中国渔业史研究》。全书分序文及唐朝的渔业政策和鱼类的流通、唐代的渔法和渔具、宋代的鱼税渔利钱和渔场、宋代的渔法和渔具、明初的渔课和河泊所官的地域回避、明代的河泊所和渔民六章。该书是目前所见最为完备的一部外国学者关于中国渔业史方面的研究著作，即使同国内的同类研究著作相比较，其学术价值也是十分突出的。事实上，该书的主体部分，即一至六章的内容，均于七八十年代陆续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因此，可以说该书基本上是各单篇论文的集合稿。其书资料翔实，论证细微而具体，本文即从中吸取了不少养料。但由于研究主题所限，该书对各时期各地区的渔业分布及其自然背景较少涉及，更未涉及对渔业经济变迁及其原因等的系统分析。故笔者认为，渔业通史的完备还有待于各断代的细致研究。

    除以上几部渔业通史专著外，笔者亦于《农业考古》以下简称《考古》和《中国农史》以下简称《农史》两期刊物中见有少数几篇前学者的研究论文，如：《考古》1982年第1期载邱峰先生的《中国淡水渔业史话》，《考古》1984年第l期载邢湘臣先生的《渔业史浅谈》等。涉及渔业断代史的论著亦较少见，就笔者所知，仅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见于《考古》与《农史》中，如：《考古》1994年第3期载傅兴有先生的《汉代渔业简论》及陈伟明先生的《唐宋时期的渔业生产》，1996年第3期载张剑光先生的《唐代渔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商品化问题》，1999年第1期载杨钊先生的《先秦时期的渔捞业》和魏露苓先生的《唐代水生动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由此可见，论及先秦及汉唐者稍多，而论及明清者少。就笔者所知，与本文研究时段相关的论文极为少见，仅有闫富东先生的《清初广东渔政述评》一文见于《农史》1998年第工期，然其所讨论的基本上是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政策，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一一淡水渔业关涉不大。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第5期《江汉论坛》上发表了张建民先生所著《明代湖北的鱼贡鱼课与渔业》一文，该文资料较为翔实，论证颇为缜密，本书的相关部分对其所论即多有参考。由于一文之篇幅所限，作者并未详细探讨明代该地区渔业经济的地位及其变迁，也没有进一步展开讨论导致渔业变迁的自然及社会原因。但无论如何，该文在区域渔业经济史上的学术地位是不可否认的。

与渔业通史、渔业断代史相比较而言，学术界对各种渔业专题史的研究则相对较多。论题涉及鱼类、渔船、渔具、渔法和水产资源保护等各个方面，其中尤以涉及渔业技术者居多。论及鱼类者主为观赏鱼类如金鱼等品种的培育与鉴赏，如：《考古》1982年第工期载张仲葛先生的《金鱼史话》，《考古》1999年第1期载陈伟明先生的《明清时期观赏鱼的养育与鉴赏》。论及渔船、渔具与渔法者最多，如：《考古》1994年第3期载李崇州先生的《“活舱”史话》和邢湘臣先生的《渔船考》，《考古》1982年第工期载田恩善先生的《网具的起源与人工鱼礁小考》，《考古》1998年第3期载倪根金先生的《中国古代植物药鱼考略》。所有这些渔业专题史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对笔者的研究有所启发和裨益。但值得提出的是，学术界进行研究的渔业专题尚太浅且多为传统的视角，即大都只注意渔具、渔法等而较少论及渔业经济的发展变迁。

    笔者曾于1999年上半年前往上海水产大学搜集资料，其时拜访了现仍健在的渔业史专家一一丛子明、李挺主编的《中国渔业史》的撰稿人之一吴有为先生，听其介绍知上海水产大学曾专门成立有渔业史研究机构并陆续出版有多期《渔业史》，惜于80年代后期因多方面的原因即撤消了渔业史研究机构，《渔业史》也就停刊未办了。那批《渔业史》刊物及珍贵的相关资料亦几经辗转，下落不明，笔者因而未能得见其貌，想必收录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论文。

    综上所述，可以说基本上反映了中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渔业史，尤其是淡水渔业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总的来看，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是极为薄弱的，虽然已出版了好几部大部头的中国渔业通史，但其内容大都以研究近现代为主。日本学者的研究虽然大为前进了一步，但也还是以现象的描述为主，而缺少规律的总结及原因的分析，较少涉及区域渔业经济的盛衰变迁。基于以上研究现状，笔者不揣谫陋，定下本书的研究主题，希望能以此引起更多学者同人的兴趣和讨论。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布局

  历史地理学研究采取的手段很多，本文运用并有机结合历史学、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经济学、计量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尽量充分利用和发挥边缘交叉学科知识基础的优势。而主要采用的是历史文献排比分析的方法，所用的历史文献主要有以下几类：其一，沿江各省区的通志与府、州、县志及其他地方文献；其二，《明会典》、《清会典》、《明史》、《清史稿》等官修正史及《明实录》等档案材料；其三，明代四库及四库存目文集和《清经世文编》及《万历野获编》、《广志绎》等笔记材料；其四，明黄省曾《养鱼经》、徐光启《农政全书．江西养鱼法》等鱼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中有关鱼类及渔业部分。以上四类文献中，以一、二类即各地方志及官修史书为最主要的文献，此外，也参考了近现代学者的部分相关论著。除历史地理学研究常用的方法手段外，经济学和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在本文中的运用较为突出。文中使用了大量的表格、数据，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力求不仅在事物的性上反映问题，而且在事物的量上说明问题。文中和文后还附有一些插图和地图，使用大量表格、插图及地图是为能直观、形象而又简明扼要地说明问题或证明论点，避免大量文字叙述的冗长、拖沓之病。

  本文共分九章。前六章分别为明清时期湖北上、湖北下、湖南、江西、安徽、长江三角洲各区域的渔业经济，论述各区域渔业的分布及其变迁、渔业课税在地方总课税中所占比重及其变化，意即其所反映的渔业经济在区域总体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变迁等。后三章分别为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生产、水产市场、渔政制度及其变迁，将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一个区域整体进行研究。最后是本文的结论，总结了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渔业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及在不同时段地位的升降变化，并横向比较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各分区渔业经济的地位及其在不同时段的变迁；指出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沿江河湖水域地区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即从渔业经济占据重要地位一一渔业经济退缩、渔农兼作一一农业占绝对地位的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与这一经济结构的转换相伴而生的是洪涝灾害的日趋频繁与剧烈的恶性循环，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国家与社会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动，强调改善和协调逐步恶化的人地关系的重要性，并提出当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抗洪与河湖水系治理的可行之策。

注释：

   1、《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2、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第14页。

3、《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资料来源：《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