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兴先生，自选其明清史、满族史论文五十余篇，结集为《明清史探索》行世。
我与玉兴先生相识于改革开放之初，岁月如流，忽忽逾二十年。二十余年来，我们彼此阅读对方新作，信函、电话往来不断，经常会面，互诉近况，切磋学问。我从这些阅读和切磋中深受教益。我们之间不自觉感情弥笃，知心益深。交友之道，最重三端：人品、学问、性情。玉兴先生这三方面都使我以为难得，也承他不弃，所以我们的友谊能深入持久，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史学选集出版之际，我想谈谈对他的学术的几点理解，以表达一个好友的欣喜。
玉兴是在“极左”的逆境中崛起的。他以自学为主。辅以进修而成才。从客观环境的挫折中不隳青云之志，坚持学习、奋进，终于成功。这是一种极可宝贵的自立自强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1978年，玉兴正希望进修补课时，北京的一位老教授知道他的学历不足，年近不惑，才搞研究，便叹惜说“太晚了”。老教授虽然不是有意唐突，危言耸听，但是，这种坦率流露的大实话，对热情正高的玉兴来说，不帝当头一棒。然而，这种经验之谈只能击溃常，他们经受不住，就消沉了。放弃了，玉兴则把打击变成动力，表现出坚强的毅力、自信和对成功的渴望。二十余年来，他做了远超常人的努力，卧薪尝胆，焚膏继晷，铢积寸累，遂成丈匹。我知道他纂注清代东北流人诗时，奔波于京沪江浙皖粤，挖掘那些分散、深藏而稀见的材料，结果编成一本新鲜、有特点、富于学术价值的清诗选集。此书的著作过程，反映出他付出劳动的艰辛，但他在书的《前言》中一字未及，视为固然。我一直把这些努力放在眼里，自愧不如，深知自立自强是支撑玉兴学术事业的巨大精神力量。
成才的途径，影响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治学的方法、方向。自学成才的学问家治史，往往因在自学的过程中长时间钻研史籍，日益深入，很自然地擅长乃至迷恋考据。考据是探明历史真相不可或缺的手段，是重要的史学方法之一。玉兴成才之路恰恰是从考据开始的。玉兴有不少一流的考证文章，八旗制度相关问题辨析，范文程归清，李延庚叛清，努尔哈赤军师龚正陆（六）、重臣阿敦事迹，纳林布禄、岳托、苗君稷等析论皇太极留养张春，多尔衮拥立顺治，郑芝龙、陈梦雷等史事，等等，经过他缜密考证，扫除翳障，冲决迷阵，便皎如白日，显露真面。这些大都是入关前满族崛起过程中的史事，称为清前史。玉兴对清前史史实的探索是很深的。清前史史料严重缺乏，抉奥发微，较之探索清入关后史事，其难十倍。而且考据虽具体而微，所关系者则甚大，如范文程归清，其意义实在于说明满族兴起时汉族士人境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对待汉族士人政策异同，以及汉族士人在清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等重要问题。其他诸文都关乎当时政治、军事，不是茶余饭后谈资，漫然命笔之作。这些文章是玉兴史学成就中最有心得的部分，是其著述中的上乘之作。就对清前史的发明、发现而论，论文作者张玉兴先生，在孟森、王锺翰等前辈先生以后，至今罕有能与比肩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章完全是20世纪中国史学考据的精品。这表现出玉兴自学成才的本色，反映出他读书细致，看问题透彻，解决问题深得史学考据三昧。卓越的考证，清前史研究的诸多重要创获，代表了玉兴学术的突出特色。
玉兴不只是考证做得好，而且其治史视野广阔，思辨深刻，说理透辟，议论劲健。他的长篇论战文章，充分展现这方面的长处，关于九义士、三学士和其他一些论文中许多议论、分析，都写得淋漓酣畅，情理昭然。他通过努力，具备了比较全面的史学修养，打破了自学成才者短于议论，不善于提炼、概括并升华为理论的“常规”。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玉兴的论析中充满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共同心理、思想、意识，奋进的力量、高尚的品格、忠诚和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感情。当民族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当民族奴役、民族征服摆在面前，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浴血抵抗还是屈膝投降，永远是关于民族精神的大是大非问题。对于操觚作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则有责任实事求是地评述前人的这类活动，把史学的真实性、真理性放在首位，不为任何经济的诱惑、政治的胁迫，名利的吸引所屈服，而歪曲历史，歪曲史学。这是董狐以来树立的可贵的史学传统。但做到这一点一直是不容易的。明人冯时可批评说：“今之操觚者，求惊人而不求服人，求媚世而不求维世，此海内所以无文宗也”。（冯时可：《冯元成选集》卷六七，《谈艺录》）这是明朝人给我们留下的一面镜子。观念的混乱也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最突出的是混淆古今，不顾一切以时间、空间、条件为转移的基本要求，忘记地方和时代是历史必不可缺的要素，史事绝对受它们限制，而使历史无落脚处。用混淆古今的方法，否定古人保障国家民族利益的殊死斗争，必须斩断中国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仿佛我们的祖先热衷家务纠纷、萧墙讧斗，从不关注民族存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只是到了抗倭驱荷以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才有了民族英雄。这完全不符合中华民族的历史实际。近来还听说有人推出一种“模糊史学”，主张对历史上一些特定的民族斗争做模棱两可、稀里糊涂的论断。玉兴没有忘记一个史学家的神圣责任，他用自己切实的研究成果，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我们祖先用鲜血凝结起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传统，维护了历史科学的纯洁性、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他的论著处处表现出历史主义科学精神、鲜明的是非观念，读后使人明确应该敬仰什么、鄙弃什么。他的几篇论述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专论，与流行的错误展开辩论，心平气和，说理透辟。这些犀利的论文，也是玉兴史学成就中富有心得的部分。明人钟惺说：“作史之义，昭往训来，美恶具列，不劝不惩，不之述也。”（顾充：《捷录大成》，钟惺：《原序》）不分青红，颠倒黑白的“历史”文章就不能要，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历史，才能正确学习和借鉴历史，真正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大团结。因此，出色的分析议论，明确的理性判断，昂扬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玉兴学术的突出特色。
现在谈谈我所理解的玉兴在史学实践中的创新。创新，人人能言之，但真正创新之作总是凤毛麟角。有些著作，很少发明，许多内容真如汉文景时的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读后令人失望。这不奇怪。创新是学人德才学识综合的自然的体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不是浅学平庸、急功近利可以获得的。“凡立异未有能异，自高未有能高于人者。”（张祖廉：《定盦先生年谱外纪》卷上，引王芑孙复龚自珍书）玉兴深谙为学之道，自跨进学术之门，就紧紧把握住德行与学识的关键，在实践中确定以“严格自律与严谨治学 ”为指针（张玉兴：《严格自律 严谨治学》，载《科研成功之路》，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取得丰硕的成果。学术的创新，表现在新课题新领域、新研究方法、新资料、新研究成果等多方面。玉兴的史学创新也是多方面的。我只谈他的新研究成果。他的论著惟陈言之务去，每一项成果、每一篇文章都是他长期劳动的结晶，没有一项一篇没有他独特的心得，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突破。他的考证文章涉及的主旨人物的研究，都是从他开始的，是新课题新成果。那些有过成果的课题，他也都有创获。例如关于多尔衮拥立顺治课题，他不仅完整地栩栩如生地复原了诸王贝勒大臣继位定策会议的全过程，以确凿史料为依据所作豪格逊让及继统失败原因等细节的分析，非常符合历史人物的心理和当时的制度、环境，而且他最具总结性的论断，说这次拥立顺治帝是“多尔衮巧妙的夺权”（张玉兴：《多尔衮拥立福临考实》，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1期），反映他对整个课题、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实质最简明、准确、深刻、新颖的认识。全文不长，但读来耳目一新，没有多年潜心研究，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明清史探索》其他诸文几乎都具此功力，经得起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检验。从根本上来说，创新是学术的常规，是学术存在的必要条件。但玉兴的著作在史学之林中，其创新如此突出，这就不能不构成重要的特色。
一篇简短的序言，不能尽情发挥玉兴学术的精义，只能就我的理解，拣重要的说说。我个人学识陋劣，所说未必就包括了其最主要之点。玉兴虽年过花甲，但是体魄壮健，精力旺盛，其科学创造力至少还可保持二十年不衰。如何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就老年人说是个战略问题。读者可以期待更上层楼的《明清史探索续集》和其他著作问世。是为序。
2003年12月10日于五库斋
（资料来源：《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