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边疆开发”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清廷倾注很大力量于边疆的经营与开发，在农业生产、耕地垦辟、水利灌溉、道路交通、商业贸易以至晚清的荒地放垦、修筑铁路、设置厂矿、建立行省等方面做出了很多成绩，其规模和深度远远超过汉唐盛世。由此清代268年间，中国的版图得以奠定，民族的团结大大增强，国家的统一更加巩固。边陲地区的经济文化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所谓“开发”，即是人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边疆有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自然环境指地形、气候、土质、动植物、矿藏等。人们以之谋求生存和发展。自然资源或丰或吝，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开发的速度。政治环境指当地的政局和秩序——是战争还是和平，是统一还是割据。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是密切还是松散等。有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谈得上“开发”。

清代疆域广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辽阔广大的边疆与海疆，包括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滇桂以及台湾、海南。其或为内陆，或为海岛，或属战乱，或属安定，情况千差万别。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活动方式，既有其共同性，也有其特殊性，认识和揭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是边疆开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人是开发活动中的主要因素。人改造、开发环境，使其成为可以享用的富源。边疆地区地广人稀，要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经济效益，必须具有一定数量及一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因此，边疆开发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和迁徙、先进技术的传播和推广。清代统一国家的巩固，为移民活动提供了适宜的条件。清中叶以后，中原地区人口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口相对过剩、人均耕地锐减、人民生计维艰的现象，形成了人口“压力”。而边疆地区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优裕的谋生条件，却成为人口的“引力”。在“压力”和“引力”的作用下，大批贫苦人民纷纷奔赴边疆海岛。“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这甸谚语形象地表述了移民的法则，人口的流向和流量总是取决干地区之间压力和引力的差度。两三百年前，人烟稠密的中原地区发生了人口“爆炸”，大批无产业的流民被强大的冲击波从中心辐射般甩向四面八方，四散到边疆和海外。随此人口“爆炸”和“扩散”而来的即是边疆和海岛的开发和繁荣。18世纪以来这一人口“爆炸”的过程、规模、时间、后果应予以充分研究。而当时移民的方式、路线、组织以及清廷的政策、措施等重大问题，在边疆研究中目前尚属模糊不清，甚至完全空白。

移民来到新的环境中，同当地居民一起向大自然进军。当他们通过劳动向环境索取富源的同时，既是在改造自然，又对原有的生态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大自然有自我修复的机制，轻度的破坏，经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地恢复生态平衡。故边疆某些荒僻地区，虽有人类活动，但人口很少，以采集渔猎为生，亿万年来生态环境并没有什么变化。而大规模的游牧和农垦活动，特别是应用机器等近代化手段后，生产力发展，人类改造环境的能力越大，对生态平衡的破坏越严重，其破坏程度超出了环境自我修复的能力，人们就必须投入力量，给以补偿，使环境达到新的生态平衡。边疆开发活动必须遵循这一索取和补偿的法则，否则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我国边疆许多地方经过长期开发，剪荆除莽，洪荒已辟，富源大开。表面看来，环境变得越来越驯服，越来越适于人们生存。但环境在被改造的同时，生态条件也在发生变化。由于违背了索取与补偿的法则，发生了森林消失、牧场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的现象。环境在许多方面反而日益变得“严酷”，变得难以栖息和活动。边疆开发的历史说明，人可以通过劳动对环境索取可供消费的财富，环境的给予却是有限度的。贪婪无度的索取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对自然的索取，应继之以对自然的补偿，才能使富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整治必须同时进行，两者是相互联系、不可脱离的。环境和人是边疆开发活动中的两个重要因素，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种种规律有待于加深认识和详细阐明。我想：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也具有借鉴意义。

       （资料来源：《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