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乔治忠君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1994年3月一书，原是他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又经过多次补订修订而后定稿，不能不说是一部多年刻苦钻研、潜心探讨的力作。我曾忝列乔君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之列，今其著作出版，又承惠寄一部，并嘱为之评介，我何敢辞!粗诵一过，深感乔君此书对清朝一代的官方修史制度、官方修史活动以及康熙、乾隆诸帝的史学思想与一些重要的官修史书，均能一一分别予以论述，既有宏观上整体考察的概括，又有微观上具观史实的考证，史论结合，足见功底，在目前国内中青年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广度和深度的成功之作。兹就本书的特点与有待商榷的几个问题，略抒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看法，就教于本书著者与清史专家学者。
一、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自春秋时期开始，即存在着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并行的双轨制，二者相辅相成，历久不衰。清朝对于整个古代官方史学的重视和弘扬光大具有某种总结性，达到历代王朝前所未有的最为繁荣鼎盛的程度。乔君恰好抓住这一过去学术界重视不够的课题，在史学史和清史两个专业领域的边缘学科辛勤耕耘，开拓出一块新的园地。在关于清官方修史制度方面揭露出了它的特点本书第75—80页、清入关前满文档册的历史价值本书第104——111页、清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及一系列修史任务本书第27—42页、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各个阶段本书第61—72页、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齐、皇太极本书第115——127页以及入关后康熙本书第237—251页、乾隆本书第273—29l页的史学思想、修史活动等许多问题上，作出了相当详细深入的探讨。例如，本书认为，清朝官方修史制度有四个特点，即皇帝亲自干预修史的加强、史料征集体制的完备、保证满人参预修史和较严格的督察处分制度等。关于清入关前满文档册的历史价值问题，本书指出它是满族后金政权建立后的最早史籍，标志着有其自己本民族特色的史学萌芽。它反映出记载历史方法上的较高起点和较浓厚的历史意识，有利于培育满族最高统治者重视史学的观念，对于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本书认为《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满文档册即后来译成汉文《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1986年的承继关系问题，说“内国史院档……与《旧满洲档》不同，而自成官方另一类别的文献”本书第700页。很显然，本书是说内国史院档与《旧满洲档》二者是不同类别的两部书。最近我收到台湾方面从事满文老档研究多年的李学智教授写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之性质》台北《大陆杂志》第89卷第4期抽印本，1994年l0月15日出版一篇专题论文。从中可以看出，李教授经过仔细对勘分析之后，他“推测此一内国史之清太宗朝满文档册，恐怕是清人入关后顺治时代抄录[旧满洲档]的”。这一新看法即内国史院满文档册系从《旧满洲档》转抄出来的同一部书，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应予以充分考虑的。
二、关于明史馆和《明史》纂修的问题，从顺治二年1645年开明史馆直至乾隆四年1739年《明史》刻成，前后经历95年，全书凡416卷。本书指出，自来学术界均知万斯同以布衣参史局、王鸿绪私修《明史稿》为《明史》二功臣，而不知徐元文与万斯同万实馆徐家“二人通力合作”，“在整个《明史》纂修事业中作出了创始奠基的杰出贡献”本书第194—195页；又过去史学界“对王鸿绪多有訾议，甚至指斥其窜改和攘窃万斯同史稿”。本书据30年代和近年来海峡两岸史学界如侯仁之、黄爱平和黄彰健三位教授先后发表的考证文章，一致认为王鸿绪的“史学见解是与徐元文、万斯同一派相承而又有所充实，否定王鸿绪对《明史》的贡献与无视徐元文的贡献一样，是多年来史学界最不公平的评论一”本书第195—196页。
史载康熙十八年1679年三月初一日开博学鸿儒特科，赴试者有143人，录取彭孙通等50人为博学鸿儒，“俱著纂修《明史》”，“因此，纂修《明史》的决定是随着博学鸿儒科的考试而作出的”本书第181页。据本书指出，在纂修《明史》过程中做出了比较杰出贡献者，为徐元文、朱彝尊、万斯同和王鸿绪四人。其中徐、万、王三人已见上述，而朱彝尊为五十鸿博之一，入明史馆为纂修官，首先提出：“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他列举了明朝史实上一系列与以往不同、性质特异的问题，如漕运、抗倭、厂卫、廷杖、土司等等，同时又对纂修义例、征集史料方法、纂修步骤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系统看法，表现出了很高的史学见识本书第195页。不错，本书也承认朱彝尊“是五十鸿博中少数几个具备史学才干的学者之一”同上。如果能再仔细将五十鸿博的生平事迹一一加以考察探讨一番的话，就会很快发现五十鸿博被安排在明史馆后不几年，很多人又被改派出馆去充任各省乡试主考官或到州县做地方官去了，即使一些留京仍在馆或做六七品京官的，也大多不善其终。然则五十鸿博之所谓入明史馆纂修《明史》，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充其量只能说是“其目的是拉拢汉族学界名流，特别是江南的士人，缓和和平息明遗民学者的反满情绪”本书第181页。因此，我们对五十鸿博入明史馆纂修《明史》一事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其中王鸿绪、朱彝尊为例外，可不论列。它如康熙二十年1681年即诏迁五十鸿博中之汤斌、秦松龄、曹禾、朱彝尊、严绳孙、王顼龄、潘耒等七人在入馆纂修《明
史》的第三年出明史馆擢为日讲起居注居；同年，又令各省乡试，除云南、贵州两省主考非鸿博充任外，其它各省均为鸿博充任，共计13人之多，则留馆之鸿博不过30人，五十鸿博已去五分之二。不难看出，这就是五十鸿博一开始入馆修史即呈现出来的有名无实的实际情况。清人秦瀛的《己未词科录》清刊本、前辈孟森先生的《己未词科录外录》见《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最近赵则同志的《康熙博学鸿词科与清初政治变迁》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1期与杨海英君的《康熙博学鸿儒科考》刊《历史档案》，1995年等文，对五十鸿博均有详晰论述，足资参考。
三、关于国史馆的问题。本书据康、乾两朝实录，首先明确指出“国史馆最初设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再设国史馆，方为常设之馆，主要工作为纂修纪传体国史”本书第6页；再则云：“康熙二十九年四月又设国史馆，进行了编撰开国以来功臣列传的首次尝试”本书页65页；三则云：“乾隆三十年六月，清高宗[弘历]指示重开国史馆，将注意力集中于列传的编纂”本书第283页，并且对国史馆承办的纂修任务，均作了详细的阐述。这些论述都是正确的，应该予以肯定的。但略嫌不足的是，康熙二十九年第一次诏开国史馆时，明云“爰命儒臣恭修三朝[指清太祖努尔哈齐、清太宗皇太极和清世祖福临]国史”，而终康熙一朝，迄未编辑成书，所以清世宗胤祯一登位，于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下令继续纂修，又增康熙一朝为四朝国史，故雍正十一年1733年十月有大学士鄂尔泰为四朝国史总裁官之命。迨至乾隆三十年第二次重开国史馆时，国朝国史之外复增雍正一朝而为五朝国史。本书于三朝国史、四朝国史、五朝国史的纂修沿革嬗变均未提及，或者认为三、四、五朝国史迄未编纂成书，故不在论述之列，但众所周知，各朝国史确为后来出版的《国史列传》与《清史列传》的稿本来源所从出，似不应不多交代几句，何况乾隆三十年第二次重开国史馆纂修国史列传，“列传体例以人不以官”本书第31页为纂修国史的重要着力点呢?
四、关于五朝会典的纂修时间问题。我们知道，“会典馆在清代共开了五次，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五月、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乾隆十二年[1747年]正月、嘉庆六年[1801年]九月、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其中“嘉庆、光绪两朝均将则例改称事例，并增有专门的图式部分，别为一书附于《会典》之末”本书第7页。并且指出：“《四库全书》卷81史部政书类载：‘《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乾隆二十九年奉敕撰。伏考国朝会典初修于康熙三十三年，续修于雍正五年，至是凡三经莛定’。以上所列《四库全书》一段不足五十字之文，竞有三个错误，把康熙朝、雍王朝和乾隆朝纂修会典的日期完全搞错”本书第300—301页。于是根据《清实录》，把康熙朝《大清会典》改为始纂于康熙二十三年，告成于二十九年1690年而非康熙三十三年；又雍正朝《大清会典》续纂于雍正二年，告成于十年1732年而非五年；乾隆朝《大清会典则例》续修于乾隆十二年，告成于三十一年1766年底而非二十九年。是乔君读书细心，能发现错误，并为之改正，尤有足多者。
本书既已提及清五朝会典的纂修日期，因前三朝会典始纂或告成的日期有误，故不厌其详地作了考订改正有如上述，但对后二朝始纂与告成的日期乃只字不提，或者认为《四库全书》未载，殊不知五朝缺其二朝，似有失完整之嫌。据史载，嘉庆朝《大清会典》再辑于嘉庆六年1801年，告成于二十三年1818年。起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迄嘉庆十七年1812年，展至二十三年1818年。书成，分为《大清会典》80卷，《大清会典事例》920卷，目录8卷；《大清会典图》132卷，目录2卷，合计1140卷。 《会典》卷数80卷略减于前，而《例》大增于前《则例》只180卷，《图》别为卷。再光绪朝《大清会典》增辑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告成于二十五年1899年。起嘉庆十八年1813年，迄光绪十三年1887年，展至二十二年1909年。全书分为《大清会典》l00卷，目录1卷；《会典事例》1220卷，目录8卷，《会典图》270卷，总计为1599卷。卷数视嘉庆朝略有增减。如果本书能将嘉庆、光绪两朝会典的增辑再补充多说明几句，不是正可补断限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四库全书》所不及载之不足吗?
五、关于起居注馆的设立时间问题。本书认为清朝起居注馆的设立，据“《大清会典则例》、《清朝通典》等多种典制体史籍均记载为康熙九年[1670年]，惟《清圣祖实录》卷36记载康熙十年八月十六日，《皇朝词林典故》卷17记载为康熙十年八月，与《清圣祖实录》同”。结论是：“似以起居注馆设立于康熙十年八月中的记载为是，尽当年虽于八月十六日设馆，转月才以完整月份编存起居注册”本书第161页，亦与现存的《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起于康熙十年九月朔己酉正合。所以，本书又说：“现在的《康熙起居注》无论满文、汉文之定本，时间最早者均从康熙十年九月开始，这为起居注馆始设于康熙十年九月的说法添一佐证”本书第171页；结论是“并在清代[康熙年间]第一次开始起居注的记录”本书第240页。如果说康熙朝的起居注馆始设于康熙十年的结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对康熙朝以前的顺治朝，本书所说：“入关以后的顺治朝，屡有大臣奏请设立起居注”本书第159页，则持否定态度。为什么在这以前一定没有设立过起居注馆呢?恐仍有待进一步商榷的余地。
我们知道，1932年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的《多尔衮摄政日记》，即是根据清末江苏实应刘启瑞所藏《皇父摄政王起居注》的副本排版付印的。当时孟森先生认为清朝官书的记载，康熙十年始有起居注册，则前此不应有起居注馆，故为易今名。而罗振玉先生审视原副本后，确认其为多尔衮的《起居注》。主其事者从孟说而未采用罗说，顺治朝有无起居注竞成疑案。殊不知多尔衮的《起居注》册迄今完好无缺，尚保存于重庆四川师范学院今改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参见熊克《清初皇父摄政王起居注原本题记》，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其实清在入关后的顺治期，《清世祖实录》卷60、卷71、卷88所载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魏象枢、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刘显绩、顺治十二年1655年梁清宽等皆曾奏请设立起居注馆。这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九日多尔衮逝世后的第二年和以后稍晚几年刘显绩等奏请设立起居注馆，虽均未采纳，岂不正好从反面说明多尔衮摄政七年期间曾设立过起居注馆的强有力佐证吗?当然，迄今尚存完好无缺的《皇父摄政王日记》更是铁证如山的直接物证。
仍须要一提的是，本书第172页引《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6月第三册第2475页上的一段话，说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所下谕旨：“竞无一语言及朕躬之事，若欲朦胧完结，其如朕垂老之身何据?此则诸臣视朕如驾车之马，纵至背疮足瘤，不能拽载，仍加鞭策，以为尔即踣毙，必有更换者，惟从旁笑视，竞无一人偻恤”本书第172页。今本书的标点一仍其旧，而不知引文中之“其如朕垂老之身何”，应断句，标问号?，末一“据”字应连下读，方可通。又本书第259页引《满洲源流考》据告系台北商务印书馆据文渊阁本加标点本卷16《国俗一》的按语中的一段话：“而尊君亲上、先公后私，尤习尚之，固然无庸勉强者也”本书第259页。其中“尤习尚之”不应断，应连下句之首二字“固然”为句，方可通。顷检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标点本《满洲源流考》对此段的标点不误。
六、其他。本书系由台湾方面出版，列为《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之一，故排印字体均为繁体字。我们知道乔君论文底本原为简体，今台湾正式出版均由简改繁，故仍有不少简体字未及改为繁体字，亦有简体沿而未改或原本不误而误改为别一繁体字者。兹举一二例如下：本书第128页之“斗志”的“斗”字、第141页之“斗争”的“斗”字两“斗”字，均未由简转繁而改作“鬥”或“鬬”字；又如第128页之“歷數”、第127页之“萬歷”字的两个“歷”字，与第208页、第221页之“永歷”的两个“歷”字，均应作“曆”，但由简转繁，故简体的“历”一律转换为“歷”了，殊不知“歷”为“经历”之“歷”的繁体字，而上述由简转繁之五个“历”字乃是历法上的“曆”字，何况“万历”又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系专用名词，所以“万历”只能和“历数”的“历”字一样，从“日”而不从“止”!又本书第208、221两页上的“九洲”之“洲”字与第26l页的“佰濟”之“佰”字，显系由简体字之“州”与“百”，机械地由简转繁所造成的结果，“九州”系地名，“百濟”系国名，均为专用名词，是不用再转换的。由台湾出版，校对全书清样，很可能未经作者过目，虽不能责怪作者，然亦足够引起作者的重视了。
（资料来源：《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