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于2000年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成果，该书自着手准备到全部出版，历时二十年，所用之功可谓深矣。是书凡十二卷，共六百余万字，上起顺治元年，下迄宣统三年，采用编年体裁，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大致记述了自清军入关到清帝退位共二百六十八年间的所有重大史事，内容涉及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外交和民族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显现了清王朝的盛衰过程，对有清一代的中国历史作了一番全景展示。此书旁征博引，不仅汇集了大量的原始史料，而且对以往的清史研究成果既认真地加以吸收，也作了不少总结，故而要全面而准确地评论这部内容极其丰富的著作，恐怕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只想、也只能约略谈一谈我们对此书的大体观感和初步看法，或许可以对读者起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一
清史研究是我国历史研究中一个相对特殊的领域。从历史发展的走向来看，清代包含着中国由古代向现代的过渡与转折，经历了中国走向世界和世界走进中国的互动过程，古今中外各种问题在此交织碰撞，引发了后人多方面的思考。康乾时期的强盛与辉煌并不亚于汉之文景、唐之贞观，爱新觉罗氏的文治武功也不比唐宗宋祖逊色，但伴随着近代化的脚步，我们无法再以看待汉唐盛世的心情来看待这种辉煌，自然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标准来苛求前人。所以，如何正确理解清代发展的历史趋势一直是学界多方探索的一个重大问题。再者，清代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遗留下来的史料最为丰富，也最为庞杂，这些史料需要我们精心梳理，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对清代的历史发展作出科学的认识与判断，并总结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基于这些原因，清史研究自二十世纪初诞生以来成为发展最迅速、最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史学分支之一。从北洋政府募集人手修撰清史开始，八十多年的清史研究业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特别是到了世纪之交的今天，无论是论文专著的发表出版，还是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都有着以前无法比拟的巨大优势。但是，相对说来，对所有这些成果进行细致的梳理并从宏观角度将其有机结合起来的工作则比较欠缺。以往一些集大成的清史著作，如萧一山的《清代通史》、郑天挺主编的《清史》、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和辽宁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清代全史》，以及范文澜、蔡美彪主编的《中国通史》和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关于清史的部分，都对有清一代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而综合的论述，为人们明了清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基本的线索，自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如果要更加具体深入地了解清代历史上各种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各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还需要从基础、原始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历史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了解历史面貌并自主作出历史判断的机会和权利。作为一家专门研究清史的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写的《清史编年》一书，在某种程度上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了贡献。
《清史编年》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它较为充分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学术传统，并加之以现代的学术视野，故而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对传统的创造性运用。具体说来，这种特色大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清史编年》运用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编年体裁，并对之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编年体体裁源远流长，其肇始于《春秋》，成熟于《左传》，光大于宋代的《资治通鉴》。虽然自《史记》之后，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全都采取了纪传体的形式，但是采用编年体编修史书的传统从未完全断绝过。这是因为编年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的特点：首先，按历史时间的发生先后逐次编排史事的做法是历史学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手段。对于历史学来说，尽管历史研究并非只是考察各个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但是，如果连人类活动的前后顺序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谈得上判别各个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呢?例如，以往史书多认为戊戌政变系由袁世凯告密而直接引发，但《清史编年》第十二卷的作者认为这个说法不确，其错误的关键就在于弄错了时间顺序。该卷作者仔细排列了袁世凯的活动时间，发现袁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晚向荣禄告密时，光绪帝已经在八月初四日就被软禁于瀛台，即政变业已发生，所以，袁的告密并非是政变的直接导火索，而可能是另有其因见该卷113、114页。其次，编年体体裁叙事顺序分明，条理清楚，司马光曾言：“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当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粗精不杂。”1这就是说，编年体裁善于从纷繁芜杂的史料中理出脉络，纵向展现历史走势。正是因为编年体有着这样的特点，《清史编年》在处理浩瀚的清代史料时才显得脉络分明，游刃有余，从而比较清晰地描绘了清代的历史进程。
不过，与那些传统的编年体史书相比，《清史编年》在诸多方面都为编年体注入了新鲜的内容，这就使它成为极富现代气息的历史著作。首先，传统的编年体史书大多以“资于治道”为己任，目光集中于政治事件与统治阶层，而《清史编年》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能够客观而科学地对待清代历史，并力图从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这样一来，就使得此书的视野极其宽阔，除了政治经济方面的内容外，对重要的文化活动、科技发明、西学东渐、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等都有记载，故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清代社会的总体概况。其次，《清史编年》采用现代学术规范，凡书中引用的文献资料均注明出处，而且对所引资料来源、重要人物简历、满文名称之汉译、说法迥异或存疑待考的重要史料以及充实正文的其他补充文献等，均酌情予以必要的注释，这一点是传统编年体史书所不具备的。最后，《清史编年》在叙事时较为灵活，对重大政治事件、军事活动以及其他影响大且历时较长的事情，注意采纳纪事本末体的长处，将其略加集中，以免给人以过于割裂的印象。凡此种种，都是《清史编年》一书不拘泥于传统编年体裁的地方，但这些改造并没有损害编年体裁的特色，反而更好地体现了这种体裁在史料编辑方面所具有的内在优势。
第二，《清史编年》继承并发扬了考据学的传统。考据学本来是文献学中的1个重要方面，它萌于先秦，成于两汉，极盛于清乾嘉时期，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中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但它发展到顶峰后，则出现了拘于门户、繁细琐碎、好逞异说、广征博引却繁冗滋蔓的毛病，后人也大多以此来批评乾嘉考据之失。然而，考据学方法自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不仅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且需要并强调博涉专精、综贯会通，等等，乾嘉时代就有学者如钱大昕等运用出色的考据方法来治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这种治史方法后来对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史学大师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史编年》的作者们同样继承了这种治史方法，并在灵活运用这种方法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清代史料浩如烟海，除了汗牛充栋的官方档案，还有无数的方志、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报刊等文献。在这数不胜数的史料当中，真实与谬误共存，史实史事的考订就显得格外重要。《清史编年》注重研究原始史料，讲求证据，能够做到不轻信、不偏信，既不囿于成说，也决不贸然作翻案文章，更不以个人倾向而轻下结论，所以他们才能在占有大量史料的情况下来运用精深的考证功夫，去伪存真，拨云见日，并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上对整个事件作出客观的评述。
《清史编年》的作者们在考订史实时，决不拘泥于《清实录》所载，总要通过大量查阅其他资料以弥补《清实录》之不足或指出其失实之处，同时也不只采用一种材料的说法。例如，清初几朝实录中很少记载南明政权的情况，《清史编年》便以《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弘光实录钞》和《永历实录》等书来补充，使当时历史的全貌得以展现。又如，在《清史编年》第六卷中本卷115页，著者对土尔扈特离开俄罗斯回归祖国的日期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在对比了中俄各类资料的记述后，得出了准确的日期，从而打破了沿用多年的说法。
对于在不同材料中出现过的人与事，《清史编年》的作者们总是多方核对，客观叙述，并注出所有的资料来源。如第五卷中给张廷玉作小传时，由于这个小传包含着对张廷玉的评价，所以作者考察了多种文献，如《清世宗实录》、《清史稿》以及《啸亭杂录》，以保证对张廷玉的记载最大程度地符合史实。对于那些存有争议的事件，《清史编年》在没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则存其异议，详加注释，以待来者，决不主观臆断。本书第一卷顺治卷中对李自成死亡真相的记述便是如此，在各种说法都无确证而又难以判定的情况下，书中记录了八种主要说法，还举出了多达十八种的参考书目本卷76、77页。又如乾隆二十年八月十九日，原本处在清廷监控下、准备进京觐见乾隆帝的阿睦尔撤纳突然逃遁，使清廷丧失了一次安定西北的绝佳机会，之后不得不通过耗费巨大的战争来弥补这一失误。至于阿睦尔撒纳潜逃的原因。有好几种说法，但都无法一一证实，本卷作者便在注释中将这几种观点尽数开列，使人一目了然，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了便利第五卷537页。
当前，西方社会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史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使人们意识到了目前研究工作在理论方面的不足，不过这并不应该成为贬低史料功夫的理由。事实上，历史学研究最终还是要以史实的考订为基础的，史料考证与史学理论研究无法割裂开来。比如，当年鉴学派以全新的史学理论占据主导地位时，其创始人之一的布洛赫却就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说过这样一番话：“考证的方法自有其长处，它成功地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更远大的目标”。“正确的证据不仅有助于澄清事实，而且可以进一步成为改进考据分析方法的新起点，否认这一点肯定是错误的”。布洛赫还认为，许多撰写高层次历史著作的作者不愿将精力花在史料的考订上，甚至对别人的这种成果不屑一顾是错误的，“对历史学来说，将整理史料与编纂史书完全割裂开来也会带来双重危害”。2有鉴于此，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清史编年》秉承考据传统的意义之所在，并由此引发我们对学术理论本土化问题的深入思考。
二
正是由于《清史编年》所具有的这些特点，我们认为，此书将会在修撰清史和清史研究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完成的《清史稿》正如其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基本上也只能称为“史稿”而已，因为它的编撰者完全站在清朝的立场上看待清代历史，无法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和中国历史的新特点，所以，此书没能得到普遍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前代修史的工作并没有完成。至于《清史编年》在修撰清史方面的作用，郭影秋先生曾在本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它对繁杂的清代史料进行了有力的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工作，也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已有的研究成果，从而不仅为编写大型《清史》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而且它本身可能就构成了大型《清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清史研究所曾于1999年推出了另一套大型的编年体史书《清通鉴》，并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清通鉴》是一部接续自《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和《明通鉴》以来的“通鉴”传统、旨在发挥“资鉴”功能的大型史书。因而它对所记清代史事具有特定的选择性，对认为具有“资鉴”意义的事件叙述较为详细且不忌评论。相比而言，《清史编年》则属通常意义上的编年史书，需要更加完整地反映有清一代各个方面的重要史实，因而其选材内容也更为全面、广泛，所涉事件也更多，但《编年》对所涉事件的具体记述则更加概括简要，一般不涉评价。较之《清通鉴》，《清史编年》具有更强的资料性、工具性和基础性，事实上，《编年》也曾为《清通鉴》的修纂起过一定基础作用。就此而言，这有点类似司马光先作史料长编、再增删修改而成《资治通鉴》的过程。但严格说来，这种比拟仍不太恰当，因为在材料的使用方面，在对学术界新成果的借用方面，乃至体例和内容方面，两者都有各自不同的具体特点和重要差异。这里涉及了另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就不拟在本文中做进一步讨论了。
说到《清史编年》的工具性作用，我们在此还想多谈几句。它确实是一套清史研究者们不可多得的资料参考书和工具书。由于清代史料太过丰富，单凭个别研究者的一己之力根本无法穷尽所有相关史料，也不易搜集齐这些史料。《清史编年》恰恰在许多方面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线索，从而肯定会给清史研究者带来许多方便之处，尤其对于那些初涉清史研究之门的研究者来说，能够有一套这样的书作为学习指南的话，也许可以避免面对浩瀚史料时所产生的手足无措之感。
不过，在肯定《清史编年》的特色与作用时，我们也并不想只是对前辈们的工作一味地表示钦佩，因为我们在阅读中也遇到了一些错误与费解之处，所以想冒昧地就此书的这些地方提出一点疑问与批评。
我们首先产生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清史编年》要从顺治朝开始呢?仅是因为顺治时期方定鼎中原吗?但既然名目“清史”，则似乎没有理由不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朝的史事。何况这两朝历史不仅是清代历史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清史研究中难点颇多之处，缺了它们对整部书的完整性似有所损害，应该说这是此书一个颇令人遗憾的地方。
其次，大概由于各卷的作者不同，全书编纂完成时间又长，造成各卷给人印象稍有参差之感，严格说来，在写作风格乃至体例方面，可以说仍有不甚统一之处。就语言方面而言，有的言简意赅，文字也非常流畅，融叙述与评论与一体，读来相当清晰；而有的可能比较注重引证的原始性，要照顾原文，结果造成行文有点钝涩。在资料运用上，十二卷书中的绝大多数征引史料非常丰富，比较充分地参考了已有的研究成果，如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咸丰、光绪卷，但相比而言，道光和同治卷所引用的资料、借鉴的成果就略显单薄。此外，前几卷注意对于一些难解的职官和术语做出注释，而后来各卷好象在这个方面略有欠缺。再者，本书凡例中规定凡未注出处者，即引自清朝历代《实录》，但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卷的脚注中却频频出现《清世祖实录》、《清圣祖实录》、《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和《清仁宗实录》的字样。还有就是，有的地方根本不是出自《实录》，但却未能予以指明，如第十卷691页记了这样一件事：“是月，李鸿章晤恭亲王奕新陈铁路之利，请先建靖江至北京线。奕新是之，然不敢上陈，且曰：‘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此事仅见于《李文忠公全书》，乃李鸿章给郭嵩焘信中所言之事，但本卷中并未注明这一点。最后，还有个别注错的地方，如第一卷114页的注1和注2的出处应当是《清世祖实录》卷二五，而非卷二六。
再次。从涉及的范围来讲，尽管本书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有所记载，但是从总体上看来，似乎仍然未能完全摆脱传统政治史和事件史的模式。本书大量的篇幅用于政治事件和军事活动，虽然也注意记录了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可是这些记载略有零碎之感，并且内容也比较薄弱。不过，这一点可能是苛评吧。
最后，我们以为本书还有一个不足是没有编制参考书目和索引。当然，没有索引是国内这么多年以来出版界的通病，也许不能专用这一点来批评本书，但是不列出参考书目大概是说不过去的。至少，没有参考书目就无法让读者对本书的资料优势一目了然，也不利于读者查对原文。
总的说来，我们虽然觉得《清史编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不过这恐怕是在所难免的，况且这些不足与本书所能起到的作用及其展现的特性相比，终究只占次要的位置。评价一本书首先应该看它提供了什么新东西或有益的东西，就此来说，《清史编年》已经作出了相当卓越的贡献。尽管对此书作一个比较全面而公允的评价尚待时日，但《清史编年》的作者们历经长期努力，旁采众说，方修成此书，堪为吾辈青年学子之表率。二百多年前，顾炎武曾以采铜铸钱来比喻撰书，他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判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3在我们看来，编著《清史编年》的工作岂非正是采山之铜?自古及今，学者未尝不为学业难成而夙夜忧虑，然而撰书求学之难，尤其在于坚持一种踏实执着的精神且不为时风所诱。孔子早就说过“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但是《清史编年》的编者们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它在学术之外也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注释：
1、《资治通鉴》卷294，中华书局1956年版。
2、见《历史学家的技艺》第65、68页，马克·布洛赫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顾亭林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第93页，中华书局1959年8月版。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