顷接湖南同乡老友左景伊教授新著《左宗棠传》长春出版社，1994年5月第一版一部，逾40余万言，仓猝间为之快读一过。景伊兄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今已成为我国当代的著名化工学专家之一，乃以古稀之年，竞能伏案挥毫，历十寒暑，为其曾祖父左文襄公宗棠作传，文采璨然，令人读之叹为观止，而措词谨慎，不失为史家之笔，尤为难得!诚如书中所介绍的景伊兄“特定的身份、特别的情感，以特殊的关系、特有的角度，决定了全书有特色的内容”《出版社出版说明》语。然而景伊兄仍能依时间先后，据事直书，言简意赅，不为亲者讳，亦不为亲者受谤，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洵所谓“对待历史人物，应着重在历史上的进步和反动加以区别”该书第470页引语者也。
全书共分70章，从左宗棠公的童年、少年生活，中经科举以及三试礼部不第和入幕前后十年说起，到最后左公出山参预平定太平天国军，坐镇福州，尤以出征西北，宪平捻回，然后收复新疆，威振海内外。左公本人喜以诸葛自比，而实则有过之无不及。老年一值军机大臣，再出镇江南，坚决主抗法，镇南关、谅山之捷，稍振国威。后以中法议和。而左公赍恨卒于抗法前线的福州。最后六章则以对左公的评价和左府沧桑以及1938年抗日日军未到而长沙先自放火，左府被焚而告结束。每章之首必冠以诗文短句的标题，既十分生动活泼，又囊括了本章的中心内容，引人入胜，实开独树一帜的传记体历史专著之先河。 左公名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早蓄大志，长参张亮基幕与骆秉璋幕多年，精明干练，侪曹莫及。后以四品京堂统军，转战闽浙各省。累官至两江总督，拜东阁大学士，封恪靖侯。卒于闽浙总督任所福州，享年七十有四，于谥文襄，史称左文襄公。左公生长于嘉、道、咸、同、光五朝的清朝由盛而衰、由强而弱走向崩溃覆亡的清后期，特别到了同、光两朝，清朝人美其名为“同光中兴”时期，实则自鸦片战争败绩之后，清王朝日趋衰退没落，一切惟洋人之命是从，虽已平定了太平天国起义军，亦与借用英法洋枪队有关，充其量只能说是清亡之前的一种“回光返照”，也许更为接近事实一些。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对鸦片战争以后道、咸、同、光四朝这一段历史，深入探讨的人不多，所以研究成果也就比较少些。景伊兄这部专著虽说是为其曾祖父一人立传，但左宗棠公经历的一生事实，深层次、多方面，牵涉面之广，不啻是一部精心结构的纵贯19世纪20——80年代即道、咸、同、光四朝这一段历史的实录。
我作为景伊兄及其昆季景鉴、景郁、景权诸兄的先后同学同乡好友，展诵大作之余，心有所思，略进一言，固义不容辞，但是非当否，固不敢自信，亦仅供再版时作进一步参考之用耳。我认为景伊兄在书中提出来的几个关键性问题，似仍有待商榷的余地。第一个问题为左宗棠公与洪秀全会谈过一次之谜。景伊兄从时间和地点两方面作过详晰覆查，认为既不可能在长沙，也不可能在武昌，只有在太平军攻下南京的第一年内才有可能。但景伊兄又说过只是无确切证据的一种猜想，“左宗棠、洪秀全相会的故事流传很广，至今仍有许多人对它感兴趣，但它只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根据《年谱》上一则可疑的记载，本章进行了分析探讨，获得了一些新线索，但由于仍然缺乏确切的证明，它依然还是一个谜。然而，有一段历史事实却是确实存在的：太平军西征部队在咸丰四年初，即天国成立不久，曾到湘阴去寻找隐居深山中的左宗棠，这是为什么?这确是近代史上的一个谜该书第144页。不难看出，景伊兄对左洪会谈之谜，是持怀疑态度，未予完全否定的。而我以为左、洪二人会谈并无其事，一儒一耶，思想信仰迥乎不同，不可能设想左宗棠只身前往天京南京去说服洪秀全放弃“天兄”称号，共同推翻清王朝，“从左宗棠的一生言行来看，他虽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对满人上层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早就极为不满。由一个汉族为主的开明政府来取代腐朽的满族王朝，对中华民族来讲，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该书第51页。清王朝虽已败坏腐化，但它仍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封建王朝，左公虽“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而以武侯自命之人，怎么能依附上帝会中人去重建另一个封建王朝呢?问题是清末民初之际社会上之所以有这种流行很广的传说，是因为推翻清朝的革命浪潮深入人心，有可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之所以失败，是没有得到像左公这样一位气高才大的人相辅佐；如果左、洪会谈成功的话，岂不早就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吗!何况在太平军兴起后，左公久隐不出，岂不又给当时人以捕风捉影的猜想呢?作为左公的一部传记体历史专著，似应明确地表示加以否定，不再给人以模棱两可、捕风捉影的幻觉才是。
第二个问题是否有曾、左、胡联盟的存在?景伊兄认为也是一个谜。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胡林翼未早陨、太平天国天京攻陷以前，如果真有三人联盟的话，曾国藩向以程朱道学自居，一生待人接物小心翼翼，虽然湘军、楚军、淮军归其一人统率，决不可能轻举妄动、挺身而出，成为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所标榜的第一个“名教罪人”；胡林翼则操劳军务过度，体弱多病，危在旦夕一次在安庆见到洋舰驶入扬子江，晕倒于地，自不能担此重任；惟一可能出来登高一呼，铤而走险，而又能指挥千军万马推翻清朝的只有左公一人了。故当林公殒命之前，曾、左、胡三公毕集，深夜密谈，“满人统治中原200余年实为268年，汉人备受歧视压迫，湘军领袖也有亲身感受；而且清政府腐败无能，外敌环伺，国事危急，何以强大的湘军集团在战胜太平军后，不一举消灭清王朝，建立汉人政府呢?有人认为这直如反掌间事。他们曾否有此打算?何以未能实行?在史料上没有任何记载。当然，即使曾有过这样的计划，也是绝对秘密的，不会在文字上留下明显的痕迹。然而，当时社会传闻，以及一些笔记、小说，却有这类记载。因为缺乏佐证，又难令人相信。社会上纷纷传说，也许是广大人民对湘军的企望，也许真有一些根据。”该书第119—120页，莫得而详。但景伊兄引胡林翼给郭嵩焘的密信说：“季公[指左宗棠]得[胡]林翼与涤[指曾国藩]左右辅翼，必成大功”，“显然，成大功是指争雄天下，除此也再不能设想有什么需要曾国藩和胡林翼去辅翼左宗棠的大事业。”该书第125页。景伊兄又说胡林翼“久患重病，自知不久于人世。他很清楚，一旦他去世，他所苦心筹划的曾、左、胡联盟将随之瓦解。”将来湘军平定太平军后，势力必大大膨胀，惟一的出路是夺取天下。如今曾国藩无此打算，那么必须“退而求其次，谋求保全之策，以免湘军领袖异日遭到不测之祸” 该书第126页。结语：胡林翼设计了曾、左、胡联盟，从他劝左宗棠出山，组织宿松之会，建议由他与曾国藩辅翼左宗棠，成其大功。直到死前委托左宗棠处理善后，这个秘密结盟若隐若现，引起社会上众多猜疑。历史上不可能有什么更详尽的记载。“但可以确信的是，这是一段复杂的历史，曾、左、胡之间有若干情形不足为外人道者”该书第129．页。是使读者对曾、左、胡三人联盟仍有可能要推翻清朝的猜测。这只能是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如章炳麟辈的一种希望而已，并不是当时的历史事实，左、胡二人的性格和言行虽与曾国藩有所不同，但三人均为封建名教中人，不可能有背叛君父、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想，是可以肯定的。书中谈及曾、左失和的事，有云“弟[左公自称]与文正[指曾国藩]论交最早，彼此推诚相与，天下所共知；晚岁凶终隙末，亦天下所共知；然文正逝后，待文正之子若弟及其亲友，无异文正之存也”该书第394页，亦可互为印证。“那一段曾、左失和就很令人怀疑，似乎曾、左二位闹失和，是专为了让天下所共见的，究竟失和是真是假?含意为何?后人猜测纷纭”该书第395页。仍是令人不无妄加揣测之嫌。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左宗棠与李鸿章塞防海防之争亦即主战主和之争引申成为爱国主义者或民族英雄与妥协投降派或汉奸的说法，似亦仍有待再加商榷的余地。满族统治者和汉族士大夫阶层自然要竭尽全力维护旧统治和旧秩序，主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辈就是如此，如果说他们由于主和就是卖国贼或汉奸，未免持论过高，因为时代不同，总不能拿后人的眼光苛求于古人吧。记得1951年春我亲自听到徐特立老同志于解放初被邀请来原燕京大学历史系，在一次小型史学座谈会上说过：李鸿章办海军，总不能说他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嘛!当然，左公主战，主塞防亦不忘海防，是爱国主义者，特别在西北抵抗沙俄入侵，收复新疆失地，是全国各族人民所公认的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有分歧意见，应该说是正常现象。不可否认，景伊兄也说过：“洋务与屈辱求和是两回事，还应就事论事。李鸿章办的招商局、织布局等，对发展工业、交通运输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该书第467页。同时景伊兄根据《古红梅阁笔记》所载：“记得伯父曾和我谈起，他听四叔祖父说过，有一次遇到文忠公[李鸿章]，文忠公对四叔祖父说：‘你老太爷[左宗棠]和我作了一生对头，但我们所争都是公事，从未涉及私人意气’。可以套用张一麟的评介二公交往的一句话说‘其然，岂其然乎? ’”该书第482页。最后对李鸿章虽未加肯定也未加否定，当总算是给他留有余地的了。
最后一个即第四个问题是最后四章关于侯府沧桑左公后嗣的问题，我很同意同年友罗甘孺[继祖]教授所说：“可贵尤在后幅记左家后嗣那几则，这是外人写不出来的”《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不怕洋人——左景伊：左宗棠传读后》，深有同感。而我感到不足的地方是左公后嗣中名家辈出，成就卓著，即以景伊兄昆季中，只提“达哥”[景权]一句，余均付阙如，殊不足以餍读者之望。今以景权兄而言，旅居法京巴黎四五十年，学贯古今中西，迄今不入法国国籍，孤苦茹辛，自甘其乐，大有其曾祖遗风。八十年代初曾被邀请到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敦煌学，原定一年，乃以回京不到半年患病而中辍，不旋踵即遄返巴黎。左公后嗣，专家学者如左景鉴学长为医学名家，大有人在，均应一一表而出之，以告来者。
（资料来源：《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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