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已故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主编的《清史》上编，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清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一件可喜之事。郑先生生前受教育部委托，亲自组织写作班子，并拟定编写大纲，逝世后，在副主编南炳文、郑克晟、林树惠同志主持下，圆满地完成了编著任务。

《清史》上编，追述满族先世的发展源流及满族的兴起，叙述和评析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至鸦片战争前夕的历史。在学术上，本书遵循郑天挺先生在清史方面的学术见解与认识体系，熔铸各位撰稿人的研究心得，同时也吸取了清史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文字方面，在保证内容准确、丰富的基础上作到了生动、精炼，从而使全书篇幅适中，特别是学术性和历史知识的普及相结合，构成这部清史著述的独特风格，适用于高校文科选修课的教材。通读是书感到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全书的结构和布局安排妥当。

本书按清代各个皇帝在位的朝代来设章分节，从形式上反映了客观的历史现象，并取得了眉目清晰的效果。各章顺序又基本上依照各朝的先后次序，这就给读者一个历史的时间线索，对于理解清代历史的发展大势、社会变化及其原因十分有利。同时，为防止编年体史书头绪繁多、割裂史事的缺陷，本书在布局上独具匠心，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历史内容设专章或专节集中叙述，例如：第五章专设一节讲述“入关后的八旗制度”，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清军入关后，随着在政权建设上进一步地仿从明制，原有的八旗制度已不在国家机器中占据显要地位。但清廷视旗人为维护统治地位的依靠力量，尽力保持八旗制度并维持旗人的优越地位，包括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这也是清代历史上很有特色、不容泯灭的事实。作者以一节的篇幅集中地简述了八旗制度在入关后状况、变化及旗人的生计问题，引用了顺治朝直至乾隆朝的历史资料，勾画出八旗子弟腐化寄生的轮廓。更为明显的是：本书第十章集中地叙述了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增长问题，第十三章集中叙述清朝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第十四章集中叙述鸦片战争前清代文化。其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个争议颇多的重大问题，本书欲申明所持的见解，有必要予以集中论述。清代鸦片战争前的对外关系与文化事业，在清代历史中均有相对的独立性，是清代前段历史的一个侧面，读者也希望对此有集中的了解和掌握。如果将之分散于各章各节，反而会眉目不清，支离破碎，本书另设专章，十分得体。

第二，本书贯彻了郑天挺先生的学术观点。

郑先生是德高望重的明清史专家，他的著作、论文和关于清史的讲演，包含着丰富而精辟的学术见解，并形成了对清史的系统认识，在清史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本书虽撰成于郑先生逝世之后，仍以郑先生的学术观点作为编写中立论的基本依据。例如：郑天挺先生认为“满族从1616年建立起来的政权就是封建政权”，《清史简述》第8页这是一个独得之见。这个见解，对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期许多历史问题的分析均有重大影响。本书对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的分析、对满族向封建生产关系过渡的条件与时间的论述、都贯彻了郑先生的这一观点。第二章第二节对于努尔哈赤占据辽沈地区后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比较切实地论断为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所引发，而不是象有些清史著述中将之置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冲突中去理解。此外，第四章以相当的篇幅论述清初的民族压迫和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将这种抗清斗争的原因归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也是贯彻了郑天挺先生关于清军入关后，“国内的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主要矛盾”《清史简述》第21页的见解。由于贯彻了郑天挺先生对清史的系统性见解，使这部多人撰写的《清史》，全书浑然一体、首尾观点一致，自成一家之言。

第三，重点突出而且内容丰富。是书包括后金政权形成至鸦片战争为止二百九十年的历史，并且追述满族的历史渊源，内容丰富而篇幅适中、仅四十余万字。这样，在撰写时就不能不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要脉络，突出重要的历史事件。第八章《雍正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略分三节，依次叙述中央集权的加强，以“摊丁入亩”为中心的赋役改革和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这些都是清史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乾隆朝历经六十年，历史事件千头万绪，而第九章突出地详述了对边疆的经营和开发，因为乾隆朝的这些活动具有深远意义，为巩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奠定我国的广袤疆域起到极重要作用。第十四章专述清代的文化，在篇幅有限、内容繁多的情况下，不惜用较多的文字论述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的政治观点、哲学思想和学术成就，也是突出重点内容的极好范例。

最值得赞许的是本书善于发掘清代历史中富有特色的内容，将之穿插于各个章节，避免了干燥单调的弊病，取得了丰富而又生动的效果。例如：第一章开篇一节为“东北地区的自然概貌”，介绍了满族发祥地的地理环境和物产，指明东北地区存在着山区、平原与江畔湖滨之间较大的差异。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东北各地受汉族文化影响程度也不同。这样，就揭示了古代东北地区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项重要原因。当满族兴起之初，东北自然环境为其提供了特殊的有利条件，也造成了各部统一的具体困难，了解这一自然环境，对于了解满族发祥史是完全必要的。

第五章第三节讲述了满族的风俗问题，对满族婚姻、丧葬、祭祀、衣饰和其他的生活习俗及发展演变均作了明晰的介绍，指出了满族作为统治民族，在礼俗上“有的强汉人效法，有的禁汉人从同，有的潜移默化与汉人趋于一致，而大体上均有所变革”的历史事实，给读者提供了一组生动别致的历史画面。清政权入关后，始终努力维持着满族某些风俗习惯上的独立性，这是清代一项重要的历史现象。但有些历史著述对此略而不言或言之不备，而本书以社会史的总体性眼光，注意及此，使全书内容的覆盖面大为丰富。

第十四章第一节对土木建筑的论述，较详细地介绍了清代扩建皇宫、建造各个园林、庙宇中表现出的技术水平和艺术构思，给全书增添了异彩。清代的园林和建筑，多留存至今，在一定程度上，是清代技术和艺术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清代文化的一种立体性展示，而且与清代政治活动、上层社会的生活有着直接的联系，本身就蕴涵着多方面的历史内容。本书特对清代园林、建筑及其使用情况作出具体阐述，使全书内容更为丰满，表现了作者对清代文化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这种多方面、多角度地记述清代历史上特殊内容的编写方法，是本书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历史内容的丰富多样，就在于每一地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其特殊现象、特殊矛盾。只有不但抓紧历史发展的宏纲大线，而且抓住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内容，才能将早已逝去的历史活化起来，以生动、丰富、有血有肉的面目再现出来，本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第四，在朴素扎实的史实陈述中见出独立的学术见解。本书对郑天挺先生学术观点的贯彻，已体现出宝贵的学术价值，而其他撰稿人也将许多独立的学术见解，通过扎扎实实的史实陈述熔铸于本书中。例如在不少通史或清史著述中，都简略提到皇太极利用喇嘛教笼络蒙藏民族，本书第三章在这个问题上则用较大篇幅，不仅叙述皇太极对喇嘛教的利用，而且指出他在后金内部反对和限制喇嘛教的一系列措施，并分析了原因。这里表现出作者全面考察皇太极宗教政策而得出的学术见解。清朝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以往封建王朝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本书于第八章专题论述了雍正时期“储位密建法”的创立，指出这是皇权进一步强化发展的标志，使皇位承袭比较安稳地进行，从而对中央集权的连续和稳固具有一定的作用。这无疑是作者的研究心得。谈到乾嘉时期的学术，不少论著热衷于将其描绘为考据学的一统天下，而本书第十四章则在指出考据学兴盛发达的同时，也论列了当时不少著名学者对考据学的批评，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介绍清人对当代史的研究时，特将乾隆四十年编成的《切问斋文钞》与后来的《皇清经世文编》并列，指出《切问斋文钞》编者“立言贵乎有用”的经世致用思想。这种扎扎实实的史实陈述，表现了作者对乾嘉学术文化全面考察的见识，留给读者以意味深长的启迪。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某种学术风格、学术思潮风靡一世的一统天下，学术史与其他历史内容一样，也是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

除了以上所述主要特点之外，笔法灵活、语言生动等等也是本书值得称许之处，许多历史资料、经济资料采用列表方法，起到简洁明快的作用。然而作为教材来讲，本书对清代政治、文化的丰富内容，竟没有配备一页插图，对清代经营边疆的活动，也没有配备一页地图，不能不认为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这部《清史》上编在编纂规制、学术观点、撰述方法等各个方面都独具特色，是清史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必将对清史的教学和研究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我们也热切地盼望《清史》下编的及早出版。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