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清代弘阳教研究》的作者宋军博士，是在他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我同事以后。当我得知他原是从高校日语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转而就读历史学硕士、博士课程时，心中不免惊讶。因为按时下的行情，娴熟地掌握日语，无异捧起了一只金饭碗。多少父母满怀慈爱和期望，节衣缩食，拿出巨资送子女去学日语、英语呀!历史学的命运则截然不同，早已被打人冷门，“历史”甚至被谑为“立撕”、“立死”，而陷入新的危机。然而，眼前的实际情况似乎又并不尽然。我还认识一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考取博士研究生，就本是在大连学英语出身的青年。宋军博士与之正是无独有偶。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内，碰到这样一双范例，使我想到，在滚滚商潮的无情冲击下，我们毕竟还有青年人珍视自己国家、民族悠久的历史，懂得中国人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地下冒出来，而要追溯祖先发展的转迹、创造的文化，“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李大钊《史学要论》，不想变成对历史太“弱智”的“经济动物”。这不仅表现出勇敢的弄潮者的高远的见识、反潮流的志向和气派，而且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时代的成熟，折射出我们民族的希望。这当然是所有业内人士包括我们这些史坛退伍兵都为之鼓舞的。

因此，当他把他这本独立撰著的书稿请我提意见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的第一感觉是，现在摆脱了那些苛刻的乱扣政治帽子的批判，那些有选择的“鱼贯而入文坛”的束缚，三十出头的青年学者才能拿出自己的专著。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气象，标志着在政治上朝着较为宽松的方向的进步。这个进步的趋势应当不会停止。如果在教育上有大的改进，学术上、学风上有良好的转变，将不断涌动的一股浊流加以排除，那末，我们的人文科学将进到出人才并且真正诞生学术大师的时代。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宋军博士研究的弘阳教，是明清民间宗教结社中传播很广、影响很大的教派之一。国内外史学界都曾加以关注，但研究成果不多，只有几篇论文，或在有关民间宗教结社的专著中涉及。宋军博士的专著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据我所知，它是继马西沙先生的《清代八卦教》之后，以清代民间宗教的某一教派为研究对象撰写的第二部专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譬如赛跑，年轻人起跑虽晚，但却已跑到比较靠前的地方了呢？我看正是这样。

现代人文科学发展的趋向之一，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向更高更深的层次展开。但宏观不是空疏，微观不是繁琐。史学追求更具体、细致地复原能说明问题的史实，更深入、切实地观察和剖析事物的性质，总结和揭发事物发展的规律性。宋军博士师从国内和日本的名师，能够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朝正确的方向实践。他在书中不仅探索弘阳教源流、经卷、教义教规、教案、起事等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进行系统的理论探讨，并将弘阳教的活动作为观察特定条件下的基层社会的窗口，了解和分析基层民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追寻它所折射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意义。这样广阔的视野所及，提供了更多富于启发和促进思考的史学课题。我认为，这一点标志着民间宗教结社研究在深度、广度上的发展和突破，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民间宗教结社研究，历来是史学领域的一类难题。它的困难，首先在于它所依据的史料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这一点与秘密会党研究完全相同。两项研究的基本史料，都是自身文献会党会簿、民间宗教经卷和官方档案，其他记载很少。但是，民间宗教和会党自身的文献充满神秘色彩，藏头露尾，隐语暗谜，真假掺杂，错别字代用字和文理不通现象较多，理顺很难；档案则颇多虚捏，官员的冒滥，罪犯的规避，是这类文书的常态。使用这样不确定性较强的史料，更需要谨严细致而不是浮躁粗疏的分析眼光，富于智慧的理解力，善于捕捉突破点的观察艺术，娴熟的去伪存真的考证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接近实际乃至符合实际的结论。这是一种具有深厚史学涵养的功夫，是史学家长期“修炼”的结果。宋军博士的实践显然是合格的。他有很好的记忆力，对经卷和档案史料很熟悉。始终以饱满热情坚持挖掘弘阳教经卷的努力，给了他丰厚的回报，使他掌握的史料更充分更丰富多彩。在此基础上，他进行比较周密的思考、分析，并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涉及弘阳教的各种史实，特别是教祖的身分、生平、创教历程，做了大体明晰、完整的描述。他在科学上能够做到服从真理而不盲从。经过自己的认真研究，他对癸酉之变中弘阳教与荣华会的关系、弘阳教在事变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所做的辨析、澄清，无疑是确切的有力的。这些地方，突出地反映作者治史的功力。

        袁简斋有言：“传字，人旁加专，言人专则必传也（袁枚《随园诗话》卷五）但是，人文科学作品代表一个时代成就的精华，代代相传，历久弥坚，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引述简斋先生的高见，粗浅地理解所谓的“专”，只是要求作者专心致志，即用全副事业心、全部精神，披荆斩棘，埋头苦干，写出严谨的最富创见的科学著作，贡献给社会，经受较长时间的考验，如此而已。宋军博士十二年来醉心弘阳教课题，兢兢业业，夙夜匪懈，撰为此册，可谓专矣。因此，他拥有绝好的年龄优势，应把“专”建立在“博”的基础上。厚积薄发表现于此。才、学、识也部分根源于此。即使只从狭隘的专题范围内说，也应该博览群书，更广泛地搜集典籍中那些零琼碎玉、很少的记载。典籍将能提供一些宽泛的坚实的证据、旁证、线索，使研究更加充实起来。康熙时，方中发（大思想家方以智的侄子）从运河行舟山东峄县内，曾看到三教堂，佛在中央，就在题为《三教堂》的诗中写道：“我行及东鲁，辍櫂台儿庄。村南矗古庙，日幕聊徜徉。入户惊且疑，似是三教堂。像设俨并立，佛独踞中央。宣圣莫与抗，何有李伯阳！……”（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卷二）“佛独踞中央”，这好像就是弘阳教的庙宇。从古庙情况的研究线索，可见搜求典籍记载的重要性。博，当然需要时间。积学渐致为功，非可一蹴可及。我只是希望宋军博士从专博结合方面努力塑造自己。

我和宋军博士相处的时间并不算长，因为常常交谈，而往往扑面而来地感觉他爽朗率真、谨慎谦虚的个性。对于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性格。任何学术著作，即使是最好的著作，都可能存在纰漏。民间宗教结社史料较大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引发争论。明末清初人王铎说：“今文人最戒护短，不许开眼人指摘一字。护短便是瑕疵，纵好不为全瑜。”王铎《拟山园选集》卷八十二在学术界，以非为是，霸气十足的人并不罕见，适足见其无聊浅薄。处女作是令作者无比珍爱的，但更需要让它经风雨、见世面，茁壮成长。因此，需要平心静气地面对可能出现的争论，对不同意见进行认真分析，以决定汲取、接受或讨论、扬弃。这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有的态度，使自己和学术事业都能得到提高。我认为如果有那种情况，宋军博士将不难做到这一点。我对作者和此书都满怀信心。

        在对宋军博士写成全书并将交付出版表示祝贺，就书稿提出一些琐碎的意见之余，我不计浅陋，写下一点读后感和希望。是为序。

                                     

 

1999年7月17日盛暑之际于五库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