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编年》从1985年出版第一卷，到现在12卷全部出齐，由于诸多原因，前后经历了15年时间。如果从开始组织力量编撰此书的1980年算起，则已经整整20年了。

   20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老话：在历史长河里，20年时间只不过是转眼一瞬，套用我读小学时做作文常用的八股腔，真是“如白驹之过隙”；但对于个人来说，却占用了全部学术生命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学术工程。还有另一层意思：用20年的时间搞一部书，在如今某些“倚马万言”、一年可以出好几部著作的才子们，或那些善于抓住“商机”、个把月就可以编出一部什么“大全”之类的“攒书家”看来，一定会觉得不但迂得可笑而且傻得可怜。但是，历史上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编著一部书，其实倒是很普通、很常见的事情。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前后写了14年。班固的《汉书》，经过25年的努力始告完成。被后人誉为“史家绝作”的《资治通鉴》，写作过程历时19年。谈迁的《国榷》，由于经历了特别的坎坷，写作时间竟长达35年之久。这里我必须赶快申明，提到这些，丝毫没有要把这部《清史编年》挤进那些史学经典和学术巨著行列的意思，只不过是就时间论时间，从《清史编年》的经历生发出一点这样那样的感慨。

    编写《清史编年》的任务，最早是由我们敬爱的老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同志提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以及稍后的邓小平同志等，都曾经提出并关心过编写清代历史的任务。为了落实他们的指示。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以便集中力量、集中时间编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大型《清史》。郭影秋同志提出，编写《清史》，首先要从基础工作做起，要在搜集资料、理清史实的基础上，先编一部清代历史的大事记，然后再从各个方面拓展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根据影秋同志的意见，清史研究所组织了由林铁钧、史松同志牵头的专门力量，从事此项工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这套由戴逸同志拟定书名的《清史编年》。

    《清史编年》编撰的指导思想和写作原则，影秋同志在《序言》中已经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修订再版本将这篇<序言列于卷首，同时重印了原书《凡例》，以便为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

    清史研究是本世纪才开始诞生并得到迅速发展的一个史学分支学科。近年来，清史这个领域，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史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关注。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是由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这个王朝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到落后的历史转折，经历了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转折。也经历了由中世纪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正是在这种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中，蕴含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也同今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了紧密的联系。不仅今日之版图疆域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奠定于清朝，而且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也大都是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可以说，要深刻了解中国的国情，离不开对清代历史的科学认识。清史研究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意义。

    《清史编年》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诸多科研成果之一种。这是集体研究的成果。第一卷由史松、林铁钧负责编写；林敦奎、徐滨、向晓、罗远道、曹月堂、胡又环、陈洪等同志曾先后提供了参考资料。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铁钧、史松主编；陈洪、胡又环、罗远道、孙家骧、袁定中、向晓、曹月堂、徐滨等同志参加了编写。第四卷由史松主编；向晓、胡又环参加了编写。第五、六卷由郭成康编写。第七卷由林铁钧编写。第八卷由陈桦编写。第九卷由尹福庭编写。第十卷由杨东梁、谭绍兵、黎烈军编写。第十一卷由潘向明编写。第十二卷由迟云飞编写。

    黄兴涛同志认真审阅了第六卷以后的各卷书稿，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孟超、刘仰东同志付出了许多心血和劳动。没有他们的努力，这部书要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实在是极不容易的。

                                                             2000年2月25日于

                                                             中国人民大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