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要尽快地为前朝修史，使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得以世世代代地用文字记载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史料。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著作《史记》，为“二十四史”之冠首。它详近略远，求真考信，记述了汉武帝以前中华民族的历史。全书“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无论从史学角度或是从文学角度，都给后人树立起一个治学的典范。史记是一部传记体通史，而断代史应该从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开始，以后又有范哗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至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名流学者，设馆撰修《晋书》等前朝历史，辅臣房玄龄、褚遂良以及名宿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均参与其事。唐太宗还亲自为晋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之二纪及陆机、王羲之的两传写了“制曰”，故《晋书》开卷即题“太宗文皇帝御撰”。这样，给前朝修史便成为历代开国的成规，开始了官修前朝史的先例。此后，宋修唐、五代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一朝接一朝，前后相续，修成了现存的“二十四史”，总括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经验。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宝库中，“二十四史”是一部相互接续、自成体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巨著。但是，以往各朝官修断代史，都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些史书中，贯穿着宿命论、循环论、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思想，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甚至在体例和取材上还有很多可议之处。诚然，它们不可能发现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4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至1927年编成初稿，命名《清史稿》。《清史稿》虽然搜辑排比了有清一代史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此书错误缺漏甚多，有的观点也极荒谬。作为民国的官修史书，仍把武昌起义称为“谋乱”，将革命党人失败牺牲谓之“伏诛”等等，根本违背了已经改变的社会现实。所以，《清史稿》刊行不久，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未能进入“正史”的行列。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重视历史研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为前朝修史，其目的和方法同历代修史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研究社会历史，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要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人们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时，明确地把研究历史，即“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当作了解中国国情，追溯渊源，正确把握现实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无论从论文专著的发表出版，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或者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队伍的加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在整理、归纳、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深入研究，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如果动员起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我确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完成编写《清史》这一光荣任务的。

    清史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开始陆续出版。它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国传统的史书，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所有这些体裁，优缺点俱备，各有千秋，它们都以自己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例如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

    《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地揭示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当然。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摸索，明显地取得上述的这种效果，还须加倍努力。锲而不舍地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清史编年》依据之史料主要采自官书。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仅一部《清实录》即多达四千三百卷。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因此或者删节要害，或者粉饰真相，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官书史料齐备完整．时间较为准确，来源于档案文件，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著述更为系统。《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借以辨别历史真象，充实丰富编年内容，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无论如何《清史编年》毕竟是历史科学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我祝愿它茁壮成长，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