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台北故宫博物院石守谦院长的邀请，在该院图书文献处冯明珠处长及陈维新先生的帮助下，2005年3月14日至28日，《藩部封爵表》项目组一行二人，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找有关清代藩部封爵及四大活佛的档案资料，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此行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但是今天回忆起来，仍然令人兴奋不已。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郊外双溪，这里山青水绿，环境十分幽静。博物院不仅有清代档案，而且还有大量的善本古籍，罕见的珍贵文物。档案和图书文献占据一座大楼，属图书文献处管理；文物展则另有厅馆。不过，由于离市中心较远，查档和看书的人不是很多，倒是参观文物展览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这种情况，使我们和档案管理人员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也使我们的查档工作紧张而有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

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依其来源，大致可分为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部院档、国史馆暨清史馆档等四大类，总计四十余万件，均属世所罕觏的珍贵史料”（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第5页）。我们这次所要查阅的档案，属清国史馆档案系统，关于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相关资料。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四种《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稿本，其中的许多记载，可以补充或纠正《清史稿》“藩部世系表”的缺漏或错误。

举例来说。比如，《清史稿》8413-8415页“阿巴噶部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表中载：“萨勒济勒多尔济，那木萨赉多尔济子，道光十六年，袭。”内容就这么多。而 咸丰朝《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稿本卷3中则记载：“萨勒济勒多尔济……道光十七年，赏戴三眼花翎，命在乾清门行走。二十九年，卒。”增加了卒年这一信息，非常重要。又比如，《清史稿》8420-8421页“阿巴噶部扎萨克一等台吉”表中载：“索诺木图布钦，多罗卓哩克图郡王车凌旺布第五子。”内容过于简略。而道光二十九年《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稿本卷3中则记载：“索诺木多木沁，袭其兄巴勒丹色棱爵，嘉庆十三年，扈驾木兰行围，赏戴花翎。道光十五年，卒。”同样也是增加了卒年这一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都属于补充缺漏的情况。也有些是属于纠正错误或提出质疑的。比如，《清史稿》8416-8418页“阿巴噶部固山达尔汗贝子”表中载：“德木楚克达什，巴雅尔锡第子。嘉庆二十二年，袭。咸丰元年九月，卒。” 而道光二十九年《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稿本卷3中则记载：“德木楚克达什……道光十四年，赏戴双眼花翎……咸丰二年，卒。”对照德木楚克达什子堆英固尔扎布是咸丰二年袭的爵位，“德木楚克达什咸丰元年九月卒”的记载，很可能是错误的。当然，这还需要再有别的旁证，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写了。总之，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收集到567条比较重要的资料，对《藩部封爵表》工作的顺利进行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除了查阅档案取得了比较大的收获外，还解决了档案中的一个疑难问题，这要感谢庄吉发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在看光绪朝朱批奏折的时候，遇到了“何贝”一词，不理解是什么意思，问有关专家学者，也不清楚，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下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庄先生几乎天天来看档案，在此之前我们又已经是很熟悉的朋友了，所以，休息的时候，谈一些学术问题，我顺便就把“何贝”问题提了出来，请庄先生赐教。我还把有关档案展示给庄先生。档案中写道：

……同治十二年间，准理藩院奏定新章内开：嗣后喀尔喀四部落盟长、副将军、副盟长、何贝及有无派差之各汗、王、贝勒、贝子、公、扎萨克等，如遇患病请假，由该将军、大臣及盟长等分别查验属实，均由该将军、大臣奏明，给假两个月。俟限满病仍未愈，再由该将军、大臣奏请续假四个月，先后统计六个月，以符定制。如再限满未愈，即由该将军、大臣等奏明开缺等语。查三盟盟长呈报，何贝辅国公扎萨克达尔玛巴扎尔前因患病……今假限已满……照例奏请开缺。仍戴原品顶带，不食俸，其所出何贝辅国公扎萨克各缺，应由该盟长照例报部，另行拣放承袭，以符定制……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光绪朝朱批奏折一一四辑112号）

庄先生看过这段档案之后说：“何贝”可能是指“将军”等职衔吧？“可档案中已经有‘将军’的词了。”我说。庄先生表示让他再考虑一下，便回到自己的工作室去了。只一会儿，他就回来了，还带来一本词典。庄先生指着词典某一处的解释对我说：“‘何贝’，有‘议会’、‘议政处’、‘协商’等意思，作为官名，还有‘议政大臣’、‘参赞大臣’等意思。看来，‘何贝’就是指参政官。”我同意庄先生的解释，同时也感觉困扰多时的这一心头疑云豁然明朗。我这里写出对“何贝”问题的解决，不仅有感谢庄吉发先生的意思，也是为了向更多的专家学者请教。这里还要补充一句：庄先生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档案，还把他的大著《故宫档案述要》给了我。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还有机会看到了“太平天国战图”、“莲花经图”等一些馆藏珍品，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我。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3月22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刘耿生教授给图书文献处的有关人员讲“档案中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专题，讲后他提出要看一看“李秀成自述”原件。我和刘教授在人民大学时就认识，所以也就和他一起看了。图书文献处的管理员不仅调出了“李秀成自述”原件，还调出了多幅“太平天国战图”。啊，多么精美呀！我瞬时惊呆了。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的艺术品！众所周知，清朝统治者在每一次战争之后，除了编纂相应的《方略》书籍外，还要宫廷画家绘制战图。在乾隆年间，有“平定伊犁回部战图册”，“平定台湾战图册”等。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清朝统治者在编纂《剿平粤匪方略》外，也命宫廷画家绘制了多幅太平天国战图，原名为“平定粤匪战图”。这些战图，如“克复安庆省城战图”、“金陵各营获捷战图”等，在大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只有初稿（粉本），定稿则大部分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看到的正是这些定稿。我想，这些“太平天国战图”，不仅大清史在编纂图录时用得着，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所表现的内容已经不重要，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战图所表现出的绘画艺术和书法艺术。我也正是在这些方面被它们深深吸引住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太平天国战图”，我看到的只有7张，每张战图大小不一，有的长过2米，宽不到1米；有的长过1米，宽不到0·5米。多为绢本。图中画有城池、原野、红旗、军人，颜色以红、蓝为主，上面写有黑色楷体字说明。这些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从绘画和书法的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令人看后叹为观止。

我看到“莲花经图”纯属偶然。和我相邻看档案的有一位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名绪方知美，是研究文学的。休息的时候，我问她在看什么资料，她回答说是“莲花经图”。我接着又问：“想研究中国的佛教？”她说：“不，我喜欢这些佛经中的图画。”说完还把莲花经图拿起来让我看。就这样，美妙无比的莲花经图让我大饱眼福。以前我读过一些有关佛教的书，知道佛教经典中有一部名为《妙法莲华经》，也称《法华经》，又称《妙法莲花经》，简称《莲花经》，在我国汉族人民居住地区流传甚广。可是，我却不知道还有那么多莲花经图。这次我所看到的莲花经图有四-五张，大小不等，版本不同，但都是蓝色衬底，以白线条描画出人物。在众多的人物中，观世音菩萨占据突出位置，端庄美丽；听讲经的人聚精会神，各具情态，目光均投向观世音菩萨。我想，大清史在编纂佛教图录时，应当使用这些美妙无比的经图。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期间，既会见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加深了两岸学者之间的友谊，增强了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故宫博物院的博士陈维新先生，我们相识已经多年，他曾几次前来北京。这次我们在台北能够顺利地查阅档案，多亏了陈先生的帮助。是他用自己的车把我们从机场接到住处“中央研究院学术交流中心”，免去了第一天的许多辛苦；也是他每天让我们搭车前往故宫博物院查档，从而节省了 许多时间；还是他在我即将返回大陆的时候，送给我极为有用的资料书，以便工作之用。正是陈先生的劳苦，换来了我们查档的方便。

我们这次去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能够成行，该院图书文献处处长冯明珠教授起了关键作用。在查档过程中，在不违背该院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冯教授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便，尤其是信息方面的支持。不仅如此，冯教授还多次请我们吃饭，在我们查档结束的前一天，又和她的先生——台湾大学著名教授戴晋新——共同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坐客，以丰盛的晚宴招待，并探讨了清史中的许多问题。冯教授还在3月24日上午，安排了两个小时，邀请我给他们处的部分工作人员作“清代的理藩制度”讲演，直接进行了两岸学者之间的交流。

这次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过程中，需要提及的新老朋友还有：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潘朝阳和黄丽生夫妇，是他们让我们品尝了台湾的特色小吃和茶点，了解了台湾学术界蒙古学、史地学、海洋学的研究现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张启雄教授，不但请我们吃饭，还让我们参观了他的办公室，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了台湾学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作风。还有魏秀梅教授，以前我们并不认识，但是当她知道我们从大陆来，是特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档案的时候，慨然把她厚厚的新著《清末职官表》馈赠给我们，使我们非常感动。至于庄吉发教授和我们之间探讨学术的热情，前文已经有所述及，这里就不再谈了。

时光荏苒，台北故宫博物院查档之行已经过去一个半月了，但是，想到这次查档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两岸学者之间的友谊和交流，我就不由得又兴奋起来，再看看台湾学者送的书，兴奋中又增强了责任感：一定要不辜负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戴逸老师的委托，把承担的项目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