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期。随着封建政权的巩固，我国古代各学科体系逐步形成，许多生产技术趋于成熟。与此相适应的是，古代地图档案工作的方法与制度也趋于成熟，并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秦代的地图档案及其管理机构
秦始皇是完成中国统一的“千古一帝”。他在统一战争中深知地图的作用，因此对收集、保存和使用地图档案极为重视。关于这一点，历史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可以作为佐证。荆轲正是利用了秦始皇求图心切的心理以献“督亢地图”之名入见而险些行刺成功的。
秦统一中国后，旧有的地图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因此又测绘集存新图。据《兴安县志》卷三载，为了修凿运河，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曾派史禄负责勘测南岭地区的地形。秦朝历史虽短，却收集了大量图籍，不仅有天下各处之地方性地图，还有全国的综合性一统图。（注：金应春，邱富科.中国地图史话[M].科学出版社，1984.）这些图籍在当时乃至后来汉王朝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秦代的地图档案，我们还可以从考古发现中考察。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发现了7幅绘在松木板上的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时的古地图。（注：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J].文物，1989，2.）这是迄今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实测地图。通过对这些地图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同一地点发现多幅多种地图这一事实证明，当时确实是将地图作为档案集中保存的，并且这些地图是统一经过实地测量后绘制并汇集到各级政府中，由负责此项工作的行政官员和军事官员负责管理的。
2.放马滩秦墓的地图按内容分为政区图、地形图、经济图，这些地图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周礼》所载内容的真实性，也表明了秦代地图档案的基本分类方法。
3.这些地图为我们揭示了战国与秦代一些地图档案的内容。如政区图以居民点和行政建制为重点，标出了县、乡、里治所的位置；地形图描绘了地形、地貌、河流走向、道路、关口位置和形状等；经济图在地形图的基础上着重标明了各种森林分布情况和木材种类等等。
这些实物材料的发现，不但将世界上最早的地图档案实物形成的时间从汉代提前到秦代，还进一步证实和加深了我们对当时地图档案情况的认识。
秦代在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都设有主管地图档案的机构和官员。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中央政府设御史府，专管朝廷的律令、图（地图）书、奏章等事务；在御史府中，具体负责管理地图档案的是御史大夫的两个副手之一——御史中丞。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地图档案的是太守的副官丞，他与中央政府御史中丞的职能一脉相承。这样，就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地图档案管理网。
二、汉代的地图档案工作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后来的很多制度和做法都是在这个时期确立并流传下来的。
1.汉代对地图档案的收集
汉代收集地图档案是从萧何开始的。《汉书·萧何传》载： “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吏律令图书藏之。沛公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由于萧何收集了秦的地图户籍档案，掌握了全国的山川险要情况，以及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为汉军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大功。同时，汉王朝全盘获得了秦的地图户籍等行政管理档案，也为汉立国后沿袭秦的行政区划和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萧何深知档案的作用，因此在汉政权建立后造了一座档案库——石渠阁来保存它们。据《三辅黄图》卷六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砻石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汉朝建立后，对地图的绘制、收集和管理工作非常重视，并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定期向中央政府呈送地图，如班孟坚的《东都赋》中就有“天子受四海之图籍”的记载。另外，《史记·三王世家》和《后汉书·光武帝纪》等也有“择吉日，具礼仪，奏舆图”的记载。东汉光武帝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开始，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大典，在大典上由大司空向他进献舆地图。
汉代除地方区域性地图外，全国性的一统图也多了起来。如《汉书·武帝纪》载：“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再如《后汉书·马援传》载：“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能从图中看到二千里远及全国一百零六所郡国的，显然是一种全国性地图。
汉代中央政府还很重视绘制和收集边疆地区地图。据《汉书·李陵传》记载：公元前99年，汉将李陵受武帝之命出征匈奴，李陵在30天的行军途中把所经地域的山川地形画成一幅完整的地形图，并复制一幅呈送汉武帝。《后汉书·李恂传》载：“先拜侍御史，持节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建昭四年（公元前35年）正月，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军西进，攻占了匈奴郅至单子的都城，将图籍档案等带回来晋谒汉元帝。此外，内附的边疆少数民族头领也向中央政府进献地图。在古代，献地图就好比献江山，少数民族头领献所部地图，就是表示归附的意思。汉以前就有各属国献版图的制度。汉代也有类似制度，如后汉时南匈奴秘密派遣汉人郭衡向汉王朝奉献地图，并于第二年正式归附。
2.汉代对地图档案的保管
萧何进咸阳后，首先接管了御史府中的律令、地图等，作为汉王朝执政的参考。因此，汉王朝的管理体制大都沿袭秦制。汉代亦由御史大夫的属官御史中丞负责地图档案的保管工作，将地图档案保存于御史府兰台。《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御史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五十三《职官七》载：“汉代图籍所在；石渠、石室、延阁、广内贮之于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兰台秘书，及麒麟、天禄二阁藏之于内禁。”这说明当时的地图档案藏于宫廷内外，御史中丞所掌的是内禁（宫中）那部分，宫外部分则由丞相及其他有关人员和机构掌管。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更名御史府为“秘书监”、御史大夫为“大司空”，虽然其地位和俸禄有所提高，但其职责未变。此后，汉哀帝于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又恢复了御史大夫的名称，汉平帝于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又改为大司空，并将专管地图档案的御史中丞改称“御史长史”。（注：汉书·百官公卿表.）公元208年，东汉献帝刘协又罢司空，复设御史大夫，仍司掌地图档案之职。此外，据《文献通考》载：“至成帝建始四年，罢中书宦者，又置尚书五人，一人为仆射，四人分为曹，通掌图书、秘记，奏章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当时“图书”的概念与现在不同，“图”是指地图。可见，随着尚书权力的扩大，他们也掌握了掌管地图档案的权力。
3.汉代的帛书档案
对汉代地图档案的认识，不仅可以从史籍记载和一些间接的材料来了解，也可以从出土的汉代帛书地图来了解。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三幅汉代帛书地图，分别为地形图，城邑图、驻军图，这是世界上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彩色地图（其中两幅是彩色地图）。这三幅地图制作精密，显然是经过实测描绘而成的。这说明当时在官府的统一组织下进行了大规模多类型的地图测绘工作。这三幅地图实际上是墓穴主人（列候或将军）最珍贵的地图档案，因此死后仍带到了墓中。这是象征其生前权力和反映其主要活动的凭据，也说明当时的地图档案在社会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4.汉代对地图档案的利用
汉代的地图档案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于行政管理和征收赋税等统治活动。
这是从萧何获取秦地图为军队供应军粮等开始的。从此，汉军每夺取一地，总要以地图、户籍为接管对象——地图和户籍一同被用来作为行政管理的工具。御史大夫职责的变化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秦汉之前，御史原为史官；秦时具有了保管地图档案的职责，成为丞相的副官，地位越来越高；汉时成为国家最高监察官。因为御史大夫掌管图籍档案，了解各地方的情况，知道各地土地多少、户口多少，所以做监察官他们最有发言权，也便于行使监察的权力。
第二，用于军事活动。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准备攻打闽越，就在兵马粮草一切齐备，大军即将出发之际，淮南王刘安匆匆上书劝阻，说是汉武帝所掌握的闽越地图粗糙不够准确，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长不过数寸，其间实际误差却是“数百千里”。（注：汉书·淮南王传.）这种用于军事活动的地图在考古中也有发现，如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驻军图就是一例。而东汉光武帝于公元26年在刚攻下的城楼上展现一幅大地图的情景，则更能说明战争与地图的关系。
第三，用于执法活动。
据《周礼·天官冢宰》载， 闾里之中有争讼，“则以户籍之版，土地之图听决之。”汉代亦是如此。如西汉成帝时丞相匡衡就以“专地窃土”的罪名被贬为庶人。（注：汉书·匡衡传.）在给匡衡定罪的过程中，地图（图籍）档案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用于水利工程建设。
汉武帝太始二年，“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渤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图书（地图档案），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如此，关东长无水灾……’书奏，上壮之。”（注：汉书·匡衡传.）又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仪修汴渠，帝赐王景以《禹贡图》”（注：后汉书.）。这些都可说明当时地图档案在水利建设中的作用。
第五，用于地学研究。
如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查阅古图籍，决定把黄河发源地称为昆仑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5.汉末地图档案事业的灾难
东汉末年，我国地图档案资源遭受了一次重大灾难。据《中国画论类编》载：“董卓之乱山阳西迁，图画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所收而七十余乘，遇雨道艰，半皆遗弃。”（注：中国画论类编（上）[M].29.）这里说的是董卓挟献帝迁都时，由于路遇大雨，地图等遭受巨大损失的情况。因为这次损失巨大，所以魏晋时期著名制图学家裴秀在他的《禹贡地域图·序》中写道：“今秘府既无古今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秦地图。”（注：晋书·裴秀传.）说明那时已见不到汉代保存的地图档案了。
（文章来源：《秘书之友》2005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