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的产生和积累

档案编纂理论来源于档案编纂实践。我国档案编纂历史悠久，古代和近代的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对档案编纂进行了有益的研究探索，为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积累了有价值的理论。

我国古代有据可考的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当自孔子始。孔子编订“六经”即是对“周公之政典”加以整理而形成的史料汇编。他的“述而不作”、“多闻阙疑”、“子不语怪、力、乱、神”等主张，成为后代档案文献编纂所遵循的重要原则。此后，汉代刘向、刘歆、唐代刘知几、宋代司马光、清代章学诚等人在进行古籍的撰著、编修等过程中，从基本理论、原则、方法等诸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有关档案文献编纂的思想积淀，对后世的档案文献编纂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对档案编纂的性质、规模和方式方法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甲骨卜辞、敦煌卷册、居延汉简、大内档案等新档案史料的陆续发现，为档案编纂提供了客观基础条件。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编纂活动突破了古代档案编纂局限于皇家，服务对象狭小的原有格局，除既定的服务于政治统治外，也为学术研究服务。如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提出整理档案的目的，一则在于更好地保存这些档案原件，二则在于“公布于众，以副众望”，供学术研究之用。

1925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立，将编纂出版明清档案文献列为其职掌之一。该馆自成立到解放前，开展了大量的与近代史学研究相联系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民国时期，许多学术团体也加入到档案文献编纂的队伍中，如北大国学所在校刊《北大学生》上开辟“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明清史料要件报告”专栏，公布重要明清档案文献。此外，社会上不少著名学者亦亲自主持或参加档案文献编纂活动，如学术大师王国维利用甲骨档案编纂《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利用简牍档案编纂《流沙坠简》等；北大教授王重民曾先后到英、美、德、意、法等国搜集我国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编纂成《太平天国官书》、《敦煌变文集》等，开创了中国学者到海外挖掘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档案信息的先河。近代档案编纂活动与古代相比有了长足的发展，并进一步充实完善着已有的传统档案编纂理论。

二、学科的创立和初期发展

档案文献编纂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诞生，是从现代档案学教育在中国出现开始的。新中国成立以后，为适应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需要，学术界掀起了档案文献编纂的高潮。由翦伯赞发起编纂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等史料汇编，不仅受到国内外史学界高度重视，而且为档案界开展档案文献编纂工作提供了可以直接借鉴的经验，为档案编纂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 年，苏联文献公布学的传入，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产生有着历史性的借鉴和催生作用，并对后来的中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体系构建产生了长期的影响。1958年，我国最早从事这门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李毅发表了《略谈文献公布学》，概述了该学科早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成果。由李毅等人编写的 《文献编纂学讲义》正式确定了在学科名称中用“编纂”取代“公布”。20世纪60年代，文献编纂学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本科的重要专业课之一。由于受档案文献编纂实践范围和发展水平的局限，当时的文献编纂学内容主要侧重于总结史学界编纂史料的经验，在反映档案界编纂特点方面有所不足，体系亦不完善。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的档案编纂学研究还是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之后，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遭受十年浩劫的破坏，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也随之停顿。

三、学科的蓬勃发展和繁荣

1978年，文献编纂学的教学在被取消十年后得以恢复。1980年编成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内教材《文献编纂学》和 1982年由丁永奎、曹喜琛编写的《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在普及编纂学基本知识、推动编纂实践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1年，中国档案教育界泰斗吴宝康发表《三十年来我国档案学的研究及其今后发展》一文，其中也为新时期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档案文献编纂学不仅是一门需要恢复和重建的科目，而且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科学科目。特别是在开放历史档案以后，这门学科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198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档案文献编纂的学术组织——中国档案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和编纂工作实践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和信息社会化的进程，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学术繁荣时期。首先是学科理念得到进一步完善，从以往过多偏重编纂工作经验积累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对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概念、学科性质、体系、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等方面进行了更多的思考，使学科基础理论得到进一步深化。其次是学科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突破了以往偏重历史文书档案的限制，对科技档案的编纂研究进一步加强。同时，对档案信息加工层次的研究受到高度重视，以至有人认为应该用“档案编研学”来取代“档案文献编纂学”。虽然学者们对“编纂”和“编研”两者的理解存在分歧，但档案文献编纂学由原来对一次编纂成果的研究扩大到二次、三次编纂成果的研究，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此外，对编纂工作理论方法的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在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中，不断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将编辑学、传播学、情报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本学科研究中，为档案文献编纂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充实和完善，促进档案文献编纂学向纵深发展，有力地指导了编纂工作实践。

学科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1981年至1995年间，全国共出版属于档案文献编纂学领域的教材和专著达 30多种，内含文献编纂学、档案史料编纂学、档案文献编纂学、科技档案编研学以及档案文献编研学等种类；在论文方面，现有 50多家档案专业刊物上，每年都发表数量可观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的论文；同时还出版有《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档案文献编纂学参考资料》、《建国以来档案文献工作得失研讨论文集》、《档案编纂新论》、《中国档案管理精览·档案文献编纂与研究》等多部论文集。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在近20年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堪为学科研究蓬勃发展的见证。

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实践和学科研究正不断面临来自知识经济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编纂加工手段更多地采用计算机等设备，而且使档案的编纂公布形式发生了变化。除传统的纸质档案文献外，原迹影印、图片、照片、声像的编纂物比例加大，缩微品、电子出版物、光盘数据库、网上出版等新型文献传统形式已初露端倪。这些对档案编纂工作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未来的档案文献编纂学的结构体系和学科内容必将会有新的拓展。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将不断涌现，如对外国档案文献编纂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对影照录档案、电子档案的编纂，以及档案文献编纂的计算机化等一系列课题都将提上研究和发展的日程上来。

回顾我国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产生和积累以及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档案文献编纂学历史演进的脉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努力下，档案文献编纂学必将有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丁华东“十年来档案文献编纂学学科发展的几点蠡测”，《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

2、《档案编纂学》，潘玉民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

    （文章来源：《北京档案》2002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