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档案编纂工作源远流长，从春秋时代孔子编订“六经”算起，档案编纂工作历代相因、不断发展，其规模之巨大，成果之繁富，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档案编纂活动的主要行为方式就是对档案文献进行加工、整理和传播，是从事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活动，它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和研究档案编纂的文化功能，有助于提高档案编纂工作者的使命感、责任感，更深刻地理解和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任务。

一、从保存积累贮存文化方面看档案编纂功能 

档案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它揭示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文化发展演进的历史轨迹，凝聚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进步文明的象征。档案文献不仅将前人的生产实践经验研究成果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且使后人能够透过这些文献，了解前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及先贤的思想智慧与不朽精神。所以，许多学科在追溯自己发展史时，都要毫不例外地引用档案文献。然而，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档案原件难以永久保存，使清代以前的档案原文流传至今者为数寥寥，不过，我国古代有着相当发达的档案编纂工作，我国古代档案的原文信息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使我国成为文化典籍极为丰富的国家。《续修四库全书》工作委员会主任宋木文先生就曾说过：“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延续，主要依靠文字和文献记载。把分散的文献资料汇集出版，这种对文明成果的整理和积累，其重大的成果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史的独特贡献。”[1]可见，档案编纂与公布是保存、积累人类精神文化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档案编纂，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史上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挪威档案学家列维·米克伦指出：“档案的重要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信息，而是人类进行各种活动的记录，反映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基础。没有档案的世界，是一个没有记忆、没有文化、没有法律权利，没有历史的世界。”[2]如果说档案具有“记忆”功能，那么，作为档案信息的重要承载物，档案编纂则是构成这种“记忆”的重要因素。我国古代很早就重视从事档案编纂的实践活动，如先秦的档案原件绝少留存，而孔子编订“六经”，使一部分重要档案文献保存下来;宋代以前皇帝颁发的诏书原件已不可复得，而宋人编纂的《两汉诏令》、《唐大诏令》、《宋大诏令集》，则使我们至今仍然能窥见系统真实的诏令原文;古代臣工上奏的文书原件多数已亡佚，而历朝编纂的名臣奏议的大量总集和别集，使我们得以一览这些奏书的原始内容[3]。我国元代以前的绝大多数档案文献都已经亡佚了，明清以后的档案文献也有不少损毁，但汇编成书的档案文集却把许多档案文献的重要内容保存下来，并世代加以赓延与传辐。文化史专家戴文葆先生就曾深刻地指出：“在考察中国文化时，不能忽略大量连接的历史文化典籍书卷的存在。这些书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化身形态，而这些书籍的编辑工作的辛劳存在，不因王朝走马灯式的更迭而全然中断，则是维系和促进中国文化的连续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的因素。中国文化的令人惊诧的连续性，是编辑工作重要性最有力的证明。”[4]这番话也有力地说明了档案编纂对于维系、延续中国文化的重要功能。 

档案编纂活动，一方面是对前人的文化积累的继承和延续，适应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学术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档案编纂活动又为今天乃至明天的文化缔构积累新的文化养料。司马迁编修《史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都有雄厚的经过系统整理的档案文献作基础，其中就包括对《尚书》这一我国最早的档案史料编纂成果的利用。如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燕世家》等篇章，均采用了《尚书》这部档案文献汇编的许多文字[5]。即将启动的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其基础之一就是已有大量清代档案编纂出版物。正如著名清史学家戴逸指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清史学体系逐渐形成，日臻完善，大批清史资料已整理出版，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优秀成果大量涌现。纂修清史的条件已基本成熟。”[6]可以说，历代史学巨著的编撰，无一不凝聚着档案文献编纂积累的成果，档案编纂对文化的保存、积累、传承，不仅使中华文化得以一脉相承，代代相传，而且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树立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乃至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具有重要贡献。 

对文化的积累本身包含着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没有积累，就没有发展，更不会有创新。“发展不仅是文化传承的基本条件，而且也是文化创新的标志和文化活力的体现，任何文化的发展创新，都必须在继承前人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7]档案编纂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创造奠定重要基础。反之，没有文化的传承将扼杀文化的本原。“文革”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遭受到浩劫、焚毁，使人类思想智慧通过刻于简牍、书于缣帛、印于纸张的积淀的文化遗产遭受破坏，进而阻碍了文化进步和发展。 

二、从选择、整理、优序、传播方面看档案编纂功能 

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产生的档案数量浩若烟海，绵延炳焕，更仆难数，并且仍然处于不断增长之中，然而我们的空间是有限的，需求也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也不需要接受如潮涌般的所有档案信息。只有通过档案编纂活动，将那些分散的游离状态的档案文献经过选择整理，将有价值的档案文献保存下来，并以文化典籍的形态进入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的传播网络，才能使档案文献得以长久的积累和流传。因此，档案编纂肩负着传播档案信息的任务，通过档案编纂扩大了档案的传播途径，使档案信息得以流动和社会共享，达到传播档案文化的目的。这正是其传播文化功能所在。 

同任何文献传播活动一样，档案编纂的传播活动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对档案信息的转移，而是对档案进行选择、整理、优序，具有文化再造的意味。表现在编纂过程中，它是受着社会环境、政治形态、编纂者思想意识、价值观以及编纂者文化水平等方面所制约的。首先，在档案编纂的阶级性、政治性、思想性方面，档案编纂文献活动是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大背景下、大环境下进行的，不可能孤立或脱离这种背景和环境。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统治阶级，对于档案文献信息的传播采取不同的控制手段和措施。只有符合本阶级的利益，维护本阶级统治的档案信息才被允许传播，否则则被取缔、禁止。因而，档案编纂表现出明显的文化选择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档案编纂必须服从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为建设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服务。其次，在编纂过程中，编者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重新界定文献的价值与取舍。档案编纂工作者对档案信息产品通向社会，实际上起着质量把关的作用，决定着档案编纂成果以什么模样进入社会与读者见面，内在质量是优是劣，品位格调高低，因而，档案编纂对档案信息进入文化传播网络的数量与质量具有筛选、过滤的功能。第三，档案编纂工作中所作的考订、加工、编排、注释、加按、作序等一系列工作实际上是为了解决档案文献积累和流通传播过程存在的问题。对文献的考订是对档案信息去伪存真的选择，确保档案文献的原文信息的可靠性、可据性;对档案文献的加工标点则是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利用，扫除了文献在传播中的滞碍，增强档案文献的可读性;而对档案文献的注释，是为了疏通古今之间纵向历时性的障碍，具有帮助受众利用档案文献的作用;加按、作序则是为了帮助读者分析档案文献价值，把握利用档案应注意的问题，具有佐助读者阅读的作用。总之，最终目的是为了保证受众能正确地理解与吸收档案信息。经由编纂者根据出版要求对档案原生信息作规范化处理后，其中融进了档案编纂者的智慧和创造，实际上是赋予了这些原始档案信息以新的形式、新的价值，使它们独立于原生信息而自成系统，独立地发挥着特殊的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档案编纂不仅便利了档案信息的传播，还具有文化再造、文化缔构的功能，使档案文献在质的方面得到增殖。 

档案编纂的过程就是整理人类文化精华的过程，是编者按照一定的选题，把这些文化精华按照知识本身的系统以及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组织起来，使之系统化、逻辑化、简约化，便于传承。同时，这个过程也是档案文献优序化的过程。档案文献由于具有产生时间上的阶段性、形成者的分散性以及内容琐碎、零乱、冗杂缺乏系统性，往往具有很大的非确定性和非传播性，其独特的价值和功能无法显示，但如果经过编纂者劳动，便能够被整合成有序的文化知识体系。如手拿一部藏之箧笥孤本手稿，同一部摆在书架上的复本著作相比较，二者在本质上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原先零散的诗篇，一旦被组构成《诗经》就不同凡响，获得强大的传播生命力，而没有被组构进《诗经》的二十多首诗作，就被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当然不能成为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而被后世所传诵[8]。档案编纂使档案文献由原来单一、零乱、无序变得完整有序，由分散、混杂变得清晰系统，档案中所蕴含的文化知识通过编纂的渠道进行了优质高效的传播，不仅避免了零散文化自生自灭的命运，也克服了其自身传播所受的时空范围局限，增强了档案信息的整体活力。可以说档案编纂是对档案信息的活化，是将档案文献从少数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社会文化，从而使沉睡在“石室金匮”中的档案能够重新展现其昔日的光辉。因而，档案编纂是使档案信息得以广泛扩散、文化传播功能得到有效发挥的重要手段。一部《三字经》曾多少年来成为中国人的启蒙识字课本，一本《唐诗三百首》竟达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从这个意义上说，编纂传播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无可替代的。 

三、从普及文化宣传教育方面看档案编纂功能 

档案编纂是一种从事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活动，档案编纂成果主要是以出版物的形式同读者见面。档案编纂物进入社会信息网络，不仅是一个流通过程、消费过程，更是一个受众接受过程、教育过程，是一个个体发展、社会化的过程。档案编纂还能使档案信息在时空上得到广泛的扩散、传播，这是其他方法所不易达到的，如，人们到档案馆阅读利用档案，虽然也能使档案信息得到传播，但其传播范围却受到极大限制。所以，档案编纂出版物是联系档案与受众的纽带，是档案馆扩大对外宣传的窗口。档案内涵的丰富文化信息主要是通过这个窗口和纽带走向社会，为受众者阅读、接受、吸收，从而内化为一种精神能量，充实受众的心灵，发挥着档案编纂物的文化宣传教育功能。也正是因为有了档案编纂出版行为，有了编者对档案文化的不懈的追求，才有了档案文化的传播、吸收和传承。反过来，档案出版物的崇高使命感也进一步强化了其教育功能。从接受者的角度看，公众通过阅读和利用档案文献编纂的各种文化典籍，获得文化知识和信息，增加了知识储备，提高了文化素质，陶冶了情操，更新了观念。 

档案编纂成果还具有有别于其他文献的独特宣教功能。这是因为档案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其内容广泛，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记述着每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风俗人情的起源和演变，有不同于其他文献的特点，如原始性、真实性，因而更具有权威性，更具有说服力，特别是革命历史档案，是极其宝贵又不可再生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其本身就是宣传教育的生动素材，正由于此，档案编纂出版对受众有很强的感召力、吸引力。近年来出现的研究家谱档案的热潮就是很好的例证，《泉州谱牒华侨史料与研究》、《闽台关系族谱资料选编》等的编辑出版，不仅是侨乡编史修志的资料宝库，而且成为海外华侨、华人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对开启华侨华人寻根意识具有强烈的感化作用。以“老字号”为内容的系列档案图书的出版更是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满足了人们怀旧和寻根的心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拉贝日记》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的《东史郎日记》，以其具体完整、翔实的档案史料，成为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有力证词，不仅使国内读者收益匪浅，而且在国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因此凡“文化品位高的档案文献经由教育、通讯等渠道得以强化、完善、普及，遂成为培养民族文化营养的一部分”[9]。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技术、现代通讯与网络技术、光学技术及声像技术等在档案文献的加工制作、信息传输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改变了编纂加工的手段、方法，提高了编纂出版的速度，而且在成果形式和公布途径、传播效果上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档案编纂的形式更加异彩纷呈，丰富多样。在十六大召开前夕，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党史教育图书———《红色丰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书选取了党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重大成果，突破了单一的文字介绍，运用图片、邮品、字画、币卡等收藏家们喜闻乐见的珍品，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奋斗历程，图文并茂地向读者宣传党的光辉历程，党所取得的丰功伟绩，让人们印象中原本沧桑、凝重的历史在这部书中变得生动鲜活起来。又如为迎接第13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国家档案局举办了首届档案电视片比赛，河北省档案局取材于馆藏3 5万卷盐务档案拍摄的《长芦史话—盐务档案揭密》电视片，以长芦盐业为焦点，涉及我国明清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诸多领域，记载了中华民族在屈辱中奋起，在压迫中抗争的艰难历程，生动有力地讲述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上述编纂方式是在传统的档案编纂方法基础上的一种创新，为今后档案编纂的手段和形式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以这种形式进行档案编纂，更具有历史真实感、厚重感，可信度高，震撼力强，是使档案贴近大众、走向社会普及档案文化教育的极好方式。这是以往传统的编纂方法所难以达到的。 

综上所述，档案编纂工作在积累、保存、传播档案信息方面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它是档案部门扩大对外宣传、提高社会档案意识的重要手段，是档案馆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新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档案编纂工作中的更广泛应用，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档案编纂成果将会以更加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满足受众对档案文化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其独特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王根泉.盛世修典的文化感动[Ｎ].中华读书报，2003-01-08. 

[2][挪威]列维·米克伦.从职业到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征[Ｚ].第十届国际档案大会论文集. 

[3]曹喜琛，韩宝华.中国档案编纂史略[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 

[4]戴文葆.论编辑和编辑学[Ｍ].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107. 

[5]黄存勋，档案文献学[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424. 

[6]戴逸.构筑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清史编纂工程感言[Ｎ].光明日报，2003-03-13. 

[7]李学春.推进少数民族先进文化的建设[Ｎ].光明日报，2002-04-06. 

[8]赵喜红.论档案文献编纂在文化方面的作用[Ｊ].档案学通讯，1999，1. 

[9]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7.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