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日本外务省藏“日本外交文书”第一门“政治”第六类“诸外国内政”第四目“各国内政关系杂纂”的“支那之部”中“有关革命党及亡命者”档案，在少数日、中近代史学者的论文中已有引用。从90年代至今，中国学者应用此件档案较多者为陈锡祺先生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毛注青先生编著的《黄兴年谱长编》、俞辛蔰先生编的《黄兴在日活动秘录》（俞先生另一书《孙中山在日活动秘录》所取时间为1913年7月以后）等等。两年前我们为了编纂《辛亥革命资料新编》（暂名，现已纳入国家清史工程文献整理项目“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着手对久保田文次先生10余年前惠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册前述档案的前6册（时间为1897年8月至1913年8月）进行翻译。由于该档案是手写稿的复印件，很多地方模糊不清，故只能从大体上可以辨认的文件中选择与中国人物、事件、政局、社会密切相关者加以翻译、校审，编成约50万字的一书，名为《日本外务省藏档案——有关中国清末革命党及流亡者部分》。

在翻译、校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材料，其内容涉及一些事件的背景或详细过程，一些重要人物的全集或文集或年谱长编中未曾收录的讲话，还有一些人物的行止及短暂用过的化名（包括他人背地使用的称呼等），这些将会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历史，或者有助于解开某些或大或小的历史之谜。此外，由于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包括前述论著在内的已有译文，对其信、达、雅者自当借鉴乃至采用，对少数误译或表达未善者则拟加修正，是否妥当，切望前贤批评。还有一些可能本来就是化名或隐语，再加上日本报告者“照葫芦画瓢”的变形汉字，使得我们有时亦如档案原件上的批语，有“指何人？”或“意思不明”之处。这里仅略示一二，希望得到方家指教，以便在成书之前得到正确解决。 

日文档案原件有的无时间，有的无文件类型编号，有的无文件标题，共有的只是6位数的页码编号。而本书尚在出版社的处理过程中，故对引文的出处只能标明原档案的页码编号。由于所涉内容宽泛而散乱，只好归纳在几个人物的名目之下，再按时间或事件的顺序加以枚举。 

1.有关孙中山者 

1900年秋，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孙中山为了挽救中国危亡之局，一方面准备在华南举行武装反清起义，一方面继续与香港总督卜力、李鸿章幕中要人刘学询等筹划如何使中国南方数省脱离清王朝的统治（日文档案中称其为“南清独立计划”）。为了后一筹划，8月26日孙中山与内田甲从日本启程，28日晚抵上海。据9月4日福冈县知事给外务大臣的报告说：“翌日29夜孙上岸与英领事密会，并视察当地情形。适值康有为属下的唐才常等在汉口阴谋暴露，纷扰之际，上海奉刘（坤一）、张（之洞）等命令搜查非常严密，早已探知孙返国途中预定在上海登岸，误以为孙、康首尾相应举事。刘坤一严令上海道台，在孙登岸后，连同当地革命党19人，指名逮捕。据此英领事劝告（孙），当此之际赶快逃走，以避不测。”“孙鉴于归国后大势如此，原定计划不能实行，多留一日亦有危险，因而上陆仅两夜，乃于9月1日晚从上海出发，返回日本。”（第440306页）孙中山这次冒险潜回上海，实为考虑在长江一带举事，与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事密切相关。福冈县知事的另一报告中记有孙对岛田经一的谈话：“我这次是打算独自渡清，在上海入境，一边慢慢关注南清形势，一边等待时机和张（之洞）、刘（坤一）等会面，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再决定今后的方向。”（第440300页）孙中山返回日本后很快承认此一“实施计划之运动方法拙劣”，大概一是认识到不应对张之洞、刘坤一抱有幻想，二是过于依赖所谓日本志士。档案中记载，此次行动前后，知道甚至卷入此事的日本人有20余位之多，主要是东亚同文会会员（尤其是原属于东亚会的一伙极具冒险性格的人）。本来孙中山返上海是极为秘密的行动，但实际上孙未抵上海时，上海道台就获得了准确情报，原因就是被选定与孙中山同行的内田甲在出发前一天（25日）对平山周泄露了行动计划，而“平山周对于孙未选定自己同行感到不平，并因酒意正浓，就对本地《九州日报》的主笔白河次郎吐露了这个秘密。白河又将此事在《九州日报》上登出，《长崎日出报》随后又部分转载。”（第440307页） 

孙中山返回日本不过20天左右，即为就近指导和支援惠州起义，于9月24日从神户出发，经马关乘船于28日抵达台湾基隆。9月29日，福冈县知事报告外务省说，孙中山此时易名为“吴仲”，行前在马关停留时，在日本政界颇有势力的平冈浩太郎会见孙中山时说：“孙君在我国流亡多年，嫌我政府对君冷淡，所以如此，实有对英外交政略之关系，另外亦因君对我国未有何裨益。此次君欲在台湾基隆停留，暂为观察华南之局势，其际幸为予台湾总督儿玉以助力，切望尽力平定台湾。当地之土匪尚未剿灭，儿玉总督以此实损耗我国力不少，而现在当地土匪决非台湾土著，其主动力显然全系对岸清国福建、广东省人之煽动。君若幸而在该地停留，以其余力主动尽力与其系统进行联络，使土匪务绝根株，此君对我国惟一之厚意。以儿玉总督为首，我等必为君尽力，一定使我政府努力助君达成宿志。”“孙君十分感激，答应微力所及，尽力而为。”（第440415-440416页）据10月14日福冈县知事的另一报告说，孙中山抵台湾后，“与添田寿一、后藤新平（台湾民政长官）会见数次，表明必须尽力剿平土匪之意向。该人因而大受欢迎，极受优待。”（第440468页）可知此次日本政府允许孙中山赴台活动，有出于利用孙中山以消弭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打算，孙中山亦表面应允以换取日本政府对他的支持，当然从现有资料看不到孙中山有日本政府希望的实际行动。 

但是在9月26日，山县有朋内阁倒台，伊藤博文组阁，新政府于29日致电后藤新平，指示“对孙逸仙阴谋采取防遏方针”。10月初参与孙中山此次行动的40余名日本人被强制遣回日本，孙中山留在台湾几成孤人。加上承担购买枪械的中村弥六舞弊渔利，所购之枪弹全为废品，10月6日爆发的惠州起义因缺乏指挥和援助于22日完全失败。11月上旬，台湾总督府对孙中山下达逐客令，孙中山遂于11月10日由基隆乘船再往日本。11月27日神奈川县知事给外务大臣的报告引用孙中山对某人的谈话：“关于离台之事，世传系总督公开要求离去，此全系误解。实因自己在台湾停留，感到日本政府对台湾总督有疑心，恐怕新内阁声轻视本人而难免累及总督等，离台对总督等较为方便。”紧接下来的几句话，《孙中山年谱长编》译做“来日本离香港、厦门及其他国内地方较近，易于探听本国情势，又便于与同志互通消息，因此感到不便留在台湾”（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58页。）。读起来总觉奇怪，怎么日本反而离香港、厦门较近？认真阅读档案原件，发现这段话本应译为“原本以台湾距离香港、厦门及（中国）本土较近，便于及时了解国内情况，与同志们保持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再在台湾呆下去反而感到不便。”（第440551-440552页） 

档案中类似能让人深入了解孙中山若干行动背景的资料还有很多，难以逐一列举。此处附带再记述有关孙中山的两个名字。一是1912年9月9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令赋予孙“全国铁路筹划全权”，于是此后一段时间对孙中山有微辞者背地就称孙为“全权”。这在原北京图书馆藏《近代史信札》（或称《赵凤昌藏札》）中多次出现，另外，《张謇全集》及《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曾编入有关资料，但对“全权”所指未做说明或注释，可能是觉得没有根据。对此可以参看1912年9月17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呈送外务大臣报告的附件。（第450784页） 

二是1913年8月初“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胡汉民从上海到福州，原拟赴广东谋再起，但因陈炯明反对，只好乘“抚顺丸”先到基隆，再换乘“信浓丸”去日本门司。此时孙、胡的化名在日文档案中记为“ォゥコゥケン”、“テゥリミン”（第450915页）。《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34页）译孙中山为“汪国权”，对胡汉民则因把中间的片假名“リ”误为“ソ”而无法译出。此次分别译为“王国权”和“涂黎民”，可能更符合孙、胡二人当时的心情和用意。 

2.有关黄兴者 

1907年5月27日，有人（未署名）向外务省报告了黄兴的一段谈话，要点是预计中国革命“将经过十年之际可得实行”，称来日本的留学生“大多寄望于回国后当官，不足为革命实行时的朋友”。他特别说到“即如张之洞亦知晓中国革命早晚不可避免，当他对现政府企图反抗之际，即是吾等能够实行革命之时。而且张之洞果真进行反抗的话，其益友袁世凯也将举旗造反。”（第440709-440710页）体现出此时黄兴对张之洞、袁世凯颇多幻想。这段话《黄兴集》与《黄兴年谱长编》均未收录。《黄兴在日活动秘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虽有译录，但把张之洞预料革命“难免”错植为“难受”。译者在此件之下注明了“此件发出者不明，收件者为日本外务省政务局”，但又在报告之前加上了“神奈川县知事周布公平致外务大臣林董函”（见该书第76-78页），令人感到不解。核对原始文件，才知道这是把同在第440709页上的前一个文件的结尾误作为本文件开头的缘故。 

1908年冬，程家柽奉袁世凯之派到日本与中国革命党人接触。程家柽在日本留学时，于1903年发起拒俄义勇队，1905年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后加入同盟会且被推为外交部长。1906年回国任京师大学堂农科教习，在北方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又与铁良、袁世凯、肃亲王善耆等上层人物周旋。西太后与光绪帝死后，袁世凯感觉自己地位不稳，故派与革命党本有渊源的程家柽到日本活动。黄兴、宋教仁曾与程会晤。当时日本各方都视程为清政府间谍，一些革命党人对程也误以其“变节”而予以冷遇。黄兴在与程晤面之后约在12月26日曾对人说：“程家柽初为革命党员，然与铁良一派关系甚深，遂成为间谍。予在彼抵（日本）京（都）期间二、三度晤面。彼实为正直男儿，自承为间谍，说明仕于政府只是为了得到金钱。并请求予在无碍大局的限度内，告知一些事情。彼毫不介意地说，北京政府方面的间谍大都如此。”（第440963页）此事与上述谈话，《黄兴集》与《黄兴年谱长编》未载。《黄兴在日活动秘录》在“正直男儿”之后的译文是“自白自己已成间谍。予恳请其在无妨之范围内，为了得到金钱而仕于政府。北京政府的间谍仅是此类，毫不介意。”（该书第78页）把两种译文交日本学者对比判定，日本学者认为前者符合黄兴谈话之本意。 

孙中山和黄兴曾长期以日本为活动基地，多次革命活动曾得到日本民间“志士”的帮助，但如前面所附带谈到，“志士”误事亦不少。且其动机究竟何在？黄兴曾公开提出质疑。1909年3月下旬黄兴有一段谈话：“本人知道，要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是全然不可能之事。理由有三：1日本政府对清朝廷采取保全政策；2警察监视之严密；3日本同志的操节薄弱。其中第三点最令人痛心。即使是宫崎虎藏，其心中也有某种打算。”（第441137页）当时的革命党人和后之历史研究者对宫崎滔天等“志士”全是赞扬，而黄兴却有微辞，是否因其为当事人而了解某些底细？ 

1912年10月16日，黄兴在上海与日本领事馆馆员谈话，分析当时政党内阁的状况。他批评了“总理赵秉钧为首之国务员全部决定加入国民党，此事多少不免有形式性之嫌”，并表示“关于袁今后果真能否诚实努力实行吾党之政党内阁（之方针），内心不能不稍有怀疑”，但自信“假若今后袁派显出反动之行为，吾党亦有迫使他之办法”（第450807-450808页）。1913年1月下旬，黄兴视察两湖后回到上海，又与日本领事馆馆员谈话，除了预计“召开国会，本党可得优势”之外，谈到大总统人选时，他表示，“各党派之意见可能有种种不同，但如袁世凯及孙逸仙均为最有力之人。孙因没有当第一任大总统意志之故，袁如果同本党之政见完全一致，组织纯粹本党之政党内阁，并致力于国家之统一，予不会认为有排斥他之必要。”（第450833-450834页）以上重要谈话，前述各著均未收录，值得提出介绍。 

3.有关宋教仁者 

1908年7月25日前后，宋教仁针对清政府向法国借兵镇压云南起义一事发表谈话，最后说：“外交权在于庆、袁二人手中。彼等愚昧，不通世界大势，外交丧失机宜，利权丧失”等等（第440757页）。同年10月，袁世凯为收买宋教仁，曾让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与宋谈判，宋教仁加以拒绝。但宋教仁与杨度则有某种合作与默契。同年11月下旬，宋教仁有一篇较长讲话，除了介绍革命派的立场之外，还就光绪与慈禧逝世后的政局做了推测，尤其是划分了革命党、宪政公会、保皇会三者的界限。他说：“余等革命党欲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之弊政，其实现目的的手段之一，即是大力宣传革命之必要性。”“目前已在北京设立之宪政公会本部，正在为颁布立宪政策而努力，以期国政有所改变。但仍缺乏实力派人物，能称为首领之人仅只一个杨度，完全不足以引起世人注目。宪政公会会员之主张以及所欲达到之目的，是要革新中国之弊政。我等革命党员之主张，与其仅以改良为目的之主张，二者之间有极大差异。同时亡命者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之主要目的，是想扩大皇权，故其等组织之保皇会，与余等革命党员之主义及目的完全不一致，相反几成一种反目疾视之关系。”（第440848-440849页）可见宋教仁坚持了革命立场，但对杨度却有好感，对康梁则如冰炭不同炉。 

1910年12月中旬，宋教仁有一段较长谈话，除了批评日本东亚同文会会长根津一“根本不了解中国情形”之外，还以生动的事例证明朝廷施政错乱无章，“越出常识”，根本不懂立宪政治的精神，预计国会开设必然乱象丛生，“到时解散国会和阻止解散两者对立，必引起人心动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谈话中还有这样几句：“无论是孙的势力或是康的势力，都难望得到永远存续。到国会终于开设时，肯定会有新人物出现。”（第450142-450144页）1911年1月10日，又有一份报告称“宋曾经对串户真佐树说过，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的趋势。（宋教仁）好像绝望于革命运动。而且他听说资政院有对康有为及梁启超一伙亡命者给予特赦决议的消息，认为他们不久将蒙受恩典，而自己等革命党员也许要到宣统五年终于召开国会时，才能回国公开参加政治活动。”（第450157-450158页） 

由以上两件资料可以窥见宋教仁对宪政的特别关注和热中，并且认为孙中山缺乏利用“国会”这种斗争场所的眼光和能力。对照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宋教仁积极主持组建国民党，并在年底开始的参、众议员选举中大力奔走活动，对担任内阁总理跃跃欲试的情形，就可明确地看出宋教仁的心路历程。当然，报告中称宋“好像绝望于革命运动”是不准确的。宋教仁1910年末在日本负债累累，难过年关，悄然返回上海出卖文稿，从1911年2月起到同年4月，连续在《民立报》等处发表近30篇极具战斗性的文章，声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斥责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尤其是揭露其“伪立宪”的真面目，可证明宋教仁正在奋斗。另外1911年5月18日宋教仁在从香港寄给串户真佐树的信中说到：“鄙人来香港无他，即为此番发起广东事件。黄兴君在美国运动的结果，获得少许金钱，因而欲以广东为中心向中原进发。鄙人亦怀担负一部分责任之念来港。”接着，他在略述战斗经过及革命党牺牲情形后说：“鄙人目前滞留本地，研究善后之策。幸得逃离虎口保全余生，乃不幸之万幸。”（第450407页）这是宋教仁参与辛亥广州起义的直接证据。 

出版于i981年的《宋教仁集》，没有可能利用这些档案资料，所以1907、1908、1910三年中，每年仅有1篇文章，1909年更是空白。而这部日文档案中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至少还有4篇，可作为《宋教仁集》的补充。 

4.有关康有为者 

康有为本人在日文档案中出现较少，但所涉及者具有另一种意义。 

1908年9月30日，日本驻瑞典大使向外务省报告，“据说康在美国及墨西哥募捐的金额达一百万美金，将其作为资产在墨西哥设立银行。”又说：“离瑞典国都斯德哥尔摩16公里、乘坐火车30分钟之处，有名为‘萨尔折巴登’（译者按，据日文假名翻译）之地，为风光极佳之处”，康有为当时居住于此。“不久康有为偕同林翻译来访，因此乘便侦查彼等动静，访问该人住宅。其房屋在萨尔折巴登的一个小岛，需乘坐私家自动汽船来往。据康所说，该岛之一半即大小约一平方公里的地皮以及房屋，一共以28000格伦（相当于吾国14000日元）购买，又为维修花费7000格伦。房屋虽非广大，但约可供10人居住，而且家具及装饰等极其豪华，似乎颇为富裕。”（第440768-440770页）对比革命党人的困窘，康有为可谓手头阔绰。 

但康有为的“党营事业”，所获利使用不当，很快亏损，不仅引起派内纷争，而且导致属下冒险杀人越货。1909年夏，广西道台刘士骥受官府委托（一说系受广西巡抚委托，一说系受两广总督委托，但均为兴办实业），在南洋、澳洲和美国募到一笔资金，而康派大将徐勤即图谋“分肥”。日本驻香港领事8月18日给外务省的报告称，刘士骥携款回到香港时，“本地保皇党却要求刘抽出其募集资金之一半，充入保皇党之财政机关萃益公司资金中。其中徐（勤）之态度极为强烈，然而刘却未答应此要求。”于是“徐某对此怀恨在心”，指使下属何其武采取行动，何其武遂雇佣骆木保暗杀了刘士骥。事发后骆木保被捕，何其武“奔暹罗（泰国）”，“真正教唆者、《商报》记者徐勤”即“逃往布哇（夏威夷）”（第441226-441228页）。 

刘士骥一案影响非常恶劣。到1911年6月当日本政府允许康有为入境时，广东商人和横滨华商上书日本政府表示抗议，认为康“若仅为政治犯，贵国政府可招待之，然今彼乃为谋财杀人之私罪主犯，贵国招待之，其理何在？”重提前年之案，并揭出康有为与此事的直接关系：刘士骥募款“归途中遇康有为（两人相熟），康威逼之，令其将已筹得资金留在康所组织之保皇会”。后来“刘士骥主子往北京都察院上控时，持有康有为手书之恐吓信及电报，谋杀证据极其显明”。以致“此后康有为两次返回香港，香港总督……命其离境”；“且澳洲、南洋、南北美之华商受康组织之保皇会恐吓、致巨款被骗之事传遍四方，故无不怨恨此有”（第450449-450450页）。此件档案署名“横滨清商”，外务省收到的时间在6月18日前后。以前我们读到章太炎批评康有为及保皇党“贪叼”、“奢侈”、“诈骗”之类的文字时，颇不以为然，以为章夫子做迂腐之论，但康有为注重享受，保皇会非常“重财”，均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这种“道德有亏”恐怕也是康派人士（梁启超除外）在清末和民初迅速丧失政治活力的原因之一。 

5.有关梁启超者 

档案中有关梁启超的行踪、通信、谈话很多，内容涉及谈论世界大势，分析中国政局，开办海外华商子弟学校，组织在日本的华商团体，指导投入国内宪政运动等等，这些在影印的《饮冰室合集》、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新近于1999年由北京出版社重编的《梁启超全集》中，基本都没有收录。由于此类档案较多，而且篇幅越长者越多模糊难辨之处，我们也未能全部译录，此处仅介绍此前末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的两封书信，在台湾的一篇讲演及一段谈话，并略加讨论。 

1908年冬，光绪、慈禧先后死去，朝政面临变局，住在日本须磨村的梁启超感到必须有所动作，故在这年11月23日至25日三天之内发出电报和书信多件，其中近一半被日方侦悉。本来梁氏的此类书信就语多隐晦，日方人士抄录时又增加谬误，故有些语句令人难解，有的人名不知所指（日方在信后批有“文意不明”），但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梁启超此时用过的一个化名。现将其中两信照录如下： 

其一信寄上海海宁路须征里何清逸（第440840-440841页），文曰： 

兹公夜已到。此数日内沉静之局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北行之一法。然今日夜见山公确已首途。然兹公之入北，正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昏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启点日之可畏，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荐函。雨浑今日匪学文语，夜已收到。 

另一信亦寄前述何清逸（第440846-440847页），文曰： 

对、虎两公同鉴：构父来，得具悉。虎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若能者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一日也。十乘昨未一半，乃事前取发不遇告急，可尚待次函，乃别有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虎公入北当必能见此公也。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皆否，座示知。 

从前后相关文件看，可知此时梁启超针对“两宫驾崩”一事与神户同文学校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等做过密谈，讨论了种种计划。同时有名为向构父的人从上海来，24日拜访了梁启超，并交给其“不明物件”。故梁在23日寄给上海一信后，25日又补寄一信。两信主旨都是要求赶紧派人入京活动。信中提到的“山公”、“子笺”、“仓主”、“对公”、“虎公”、“高叟”等，都难以确认，希望素有研究者指教。 

但从这两封信中得以知道“雨浑”和此处的“名心”就是梁启超，有助于研究者解读前述《赵凤昌藏札》的一些疑问。《赵凤昌藏札》中有数封他人写给雨浑的信，亦有雨浑致他人的信。我们所见到的《张謇全集》和《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辑》中，有把“雨浑”误做“两浑”，或把雨浑当做他人者，此类疑误藉此档案可以得到明确解决。至于“名心”，据桑兵教授说，他看过清末民初落款为“名心”的书信不下百件，凡在事涉秘密、不愿署真名而对方又知道写信人的场合，就可能落款“名心”，那么其意近于今天还偶用的“知名不具”。此说可供参考，但上述第二信为梁氏所写无疑，而《赵凤昌藏札》中也有数封落款“名心”的信件，写信人仍须考证。 

梁启超的访台，使我们注意并回顾了20余年来国内学者所写的有关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等名人访台的文章（或专著中的有关部分），发现这些著述多数没有利用日方档案，其中张寄谦教授连载于《台湾研究》1994年第1、2期的《清末民初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与台湾的关系》史料最为丰富，但也只是在谈孙中山时部分利用过日文档案，而关于梁启超的访台资料，只是依据《饮冰室专集》中的《游台湾书牍》，加上转引《台湾近代民族运动史》中引用的《林献堂先生纪念集》中甘得中文章的几段文字。张著提到了梁氏在台北东荟芳酒楼欢迎酒会上的演说，但没有运用这部分日文档案。于是梁启超游台的观感和言行，就只呈现出印象恶劣：“此间百无所有，惟有一总督府耳”，“总督，天帝也”；日本官吏妄自尊大，“别有一种习气”。还有日本在台湾的行政措施，使梁“刿心怵目，无泪可挥”，“非直吾国所能学，抑又非吾之所忍言也”，谴责日本殖民者歧视台湾人民，任意强取人民土地，不顾台湾人民死活，以及实行愚民教育等等。于是梁表示“吾兹行乃大失望”，并寄语国中父老昆弟：“勿以亡国二字为口头禅，勿谓为大国顺民可以耕食凿饮也。”这些无疑都是梁氏游台的真实观感，其“哀愤”之情溢于言表。然而，梁启超在台却还有另一种言论。他于1911年3月28日抵台，4月11日离台重返日本，日文档案中前后共有7份报告专载或涉及其事。值得一提的是，4月1日晚在台北东荟芳酒楼举行的有50余人出席的欢迎酒会上，梁启超发表了如下演说： 

诸位原是清国臣民。刘铭传抚台之后，虽进行铁路敷设及其他设备，但从人民征收金钱，刘虽是台湾的开发祖，可惜人民和当时的清国政府都不欢喜他，这是很遗憾的。台湾是明治28年由清国政府割让而为日本颇有的。领有以后，日本政府抚爱人民，无论交通产业振兴，工业和其他种种设备，施行得当，没有遗憾。诸位如不心服，那是错误的。台湾人即是诸位，假如父母有小孩，但没有养育其小孩的能力，就给与他人，此时小孩表明不心服，那是不对的。对待养父母像对父母一样尽孝顺，应该是当然的。表示不满意是不孝顺的。诸位把日本政府也当作养父母，诚心诚意跟随它，这是当然的。我漫游各殖民地，而且熟悉其情况。台湾是一个殖民地，从世界上殖民地的情况来看，殖民地一般受支配国的虐待，然而日本则一视同仁，对待诸位跟（日本）内地人相同，受到内地人一样的待遇。但重要的高等官还不能由台湾人出任，很可能有人为此表示不满意。那是因为台湾人的脑筋还不够的缘故。要紧的事是要造出其头脑。意大利曾把匈牙利作为保护国，匈牙利人觉得很遗憾，很用功而且达到和意大利同等的文明，终　于作为自治团体亲自进行治理。假如台湾人也用功的话，达到跟日本人同等的地位亦未可知。所以自己用功的话，重要官员很可能也由台湾人出任。因此盼望诸位尽量不发牢骚，诚心诚意忠实行事。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越发勤奋（第450197-450199页）。 

同日的另一份报告中记有梁氏谈话，称来台考察，“发现在所有方面均有进步，而且政府治理良好，超出想像之外”（第450200页）。5月3日，台湾民政长官在总结梁在台活动的报告中记载梁到台北当天，“首先到台湾神社参拜”，在东荟芳酒楼演说“颇为赞扬本岛的施政，表示希望诸位作为日本臣民不要不服，应诚心诚意忠实于国家”。汇报还谈到梁逗留台中林献堂家中时，“林献堂曾就台湾隶属于帝国版图一事郑重发问，梁说，与其在清国的顽冥政治下生活，不如当帝国政府的臣民幸福。而且赞赏本岛发展迅速并各种设施井然有序。”（第450268-450271页） 

长期跟随林献堂的甘得中在《献堂先生与同化会》一文中详细述及梁启超游台与林献堂的关系，以及梁启超在台湾的行止与有关谈话。甘文称，1910年林献堂、甘得中在日本初晤梁启超时，林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政治受（原文如此——作者）差别，经济被榨取，法律又不平等，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而可？”梁回答：“三十年内中国绝无能力可以救护你们，最好效爱尔兰人之抗英。在初期爱尔兰人如暴动，小则以警察，大则以军队，终被压杀无一幸存。后乃变计，勾结英朝野，渐得放松压力，继而获得参政权，也就得与英人分庭抗礼了……你们何不效之？”当在东荟芳举行欢迎梁氏宴会时，“日官民无一参加，而侦探特务则四伏矣”，“席散后侦骑四出，追问参加宴会者”。处在日本人监护下生活多年的梁启超，自然知道日本人的手法，尤不愿累及赴宴的台湾友人，“因隔窗有耳，辞意委婉，非细味之，不能知其底蕴”。（注：《林献堂先生纪念集》第3册，台北，1960年版（无出版机构），第520～522页。） 

梁启超从日本起程时，就向上海的《国风报》编辑部发出第一封信，声称“兹行之动机”，乃为调查台湾之“行政组织”、“农政”、“币制”、“移民”、“警察”、“专卖事业”以及“土地”、“户口”等情形，尤其是了解台湾“植产兴业”、“利用外债”的经验，以为中国改革事业之“借鉴”。（注：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3页。）显然，不能说梁启超的动机全然不对，他考虑的重点是实地考察真相，为中国的改革寻求参照，但他淡化了台湾本是中国领土而沦为日本殖民地的这种悲情，信中称日本为台湾之“母国”更不恰当。 

梁氏的“第一信”公之于世之后，革命派在上海的《神州日报》就有文章加以批评，梁氏还在台中林宅时就收到了其同志剪寄的报纸。梁遂在“第五信”中回答说：“彼为我将颂扬彼都功德”，“吾他日有所言，彼辈则将曰是剧秦美新也，是李完用也”。他明确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自己“怀抱无量数深痛隐恨，而为遗老计，投鼠忌器，犹不敢尽以形诸楮墨”，但对日本殖民地官府、警察的作威作福及野蛮粗暴，仍要“居人国而非其大夫”；二是游台虽感“大失望”，但对“台湾行政”之“一二可师者”，“吾又安能违心以诋之耶？吾国人又安可不虚心以效之耶？”（注：《梁启超全集》，第1226页。）在此前的“第三信”中他曾说，“吾（在欢迎宴会）席间演说之辞，真不知如何而可，属耳在垣，笑颦皆罪耳。他日当以入游记，此弗述也。”（注：《梁启超全集》，第1224页。）但此后可能有所顾忌，故游记中未见收入。而从上述相关资料来看，日文档案所记录者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梁启超的这次游台，可说是以是非人入是非地做是非谈。此处利用日文档案完整地再现往事并非“揭短”，意在补充前之研究者因未见到故而自然无从利用的史料，进而在研究中将日文档案、梁氏的《游台湾书牍》及“台湾杂诗”等对照，以全面了解梁氏当时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