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世界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历史能够洪纤巨细、绵亘不断地记载下来，并形成了数量极为浩繁、时间又相互衔接的历史典籍，这与档案工作的建立与发展是密切关联的。

一、重视收集和保管档案的历史传统 

我国古代档案工作从何时开始，虽尚未断言，但从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档案表明，至迟在公元前殷商武丁时期，王朝的档案已经集中保管了。从1936年对ＹＨ127坑进行发掘，集中出土的一万七千余片的甲骨来看，考古学界认为它可能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在这些坑中出土的甲骨档案，大致都有朝代可循，有的坑存贮一个朝代的，有的坑是累积几个朝代的。说明殷商时期的统治者已经非常重视档案的收集工作了。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也是我国目前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历史档案。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档案收集工作，设立了专门管理档案的官员。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凡本国颁发的册令，各国间的往来文书，以及本国和他国各项政治活动的记录等都要收集起来，交史官保管。秦统治者主张以法治国，对法律档案有明文规定：凡吏民对法令条文的查询及法官的解释，都要收集起来，并写在竹简上，入柜封印，妥善保管。 

两汉时期档案的集中较前代无论从数量、种类、规模上都空前的。《史记·肖相国世家》记载，刘邦至秦首都咸阳，“诸将皆争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①使得新兴的汉王朝统治者知晓天下阝厄塞多少及防卫强弱之处，以及天下户口和民所受疾苦的情况，成为制定国策的依据。《汉书》也记载：“兴汉，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书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东汉统治者重视对档案的收藏也不乏记载：“及光武中兴，……未及下车，而先访雅儒，采求阙文，补缀漏逸。”②汉统治者采取这些措施，其结果是大量档案典籍源源不断地汇集于皇家档案馆。刘歆在《七略》中盛夸汉代典籍之富说：“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隋唐统治者也很重视档案的收集，专门设置史馆征集有关档案史料。如唐王朝除规定起居注、时政记等皇家记注材料要定期送史馆外，还规定全国各主要官府的档案材料都要录送史馆。为此，唐王朝制定了《诸司应送史馆事例》，颁发全国。这是唐朝史馆征集档案史料的法律性文件。这个文件对于档案报送的部门、方法、内容都规定得非常详细、具体。据《唐会要》所记征集档案种类有18项之多。《事例》的制定说明了统治者对档案收集的重视，也为唐代史书编纂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宋朝统治者在隋唐档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档案工作的律令。据《庆元条法事类》记载：诸路、州、县等地方官署的各种册籍以及王朝中央六部形成的档案文书，除“置册编写”，连粘元原本架阁外，都要按期逐级上送。还规定：王朝中央六部的档案，在部保存二年之后应送架阁库，再过八年移交金耀门文书库收贮。宋代的档案收集范围很广泛，特别是对本朝有关政体之事，要求随日必录。例如，“百官之进退，弄刑之予夺，台谏之论列，给舍之缴驳，经筵之论答，臣僚之转对，侍前之直前启事，中外之囊封奏，下至钱谷、甲兵、狱讼、造作，凡有关政体者，无不随日以录。”③可见宋王朝对档案工作的重视，特别是律令条文所作的一系列明确规定，形成各种制度，这比以往各朝代更进了一步。 

元朝建立之后，也很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据《元史·张柔》传载，元将张柔攻下金汴京后，对“于金帛一无所取，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公元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元统治者对宋王朝的秘府图书、太常寺祭器、宗正寺谱牒、天文地理图册，以及各种典故文字、户口版籍文簿等，更是“尽仰收检”。 

明王朝建立前期，朱元璋多次明令部下收集敌方各种档案，并鼓励敌将携带档案投诚。在这一政策影响下，公元1366年，元淮安守将梅恩祖将该城的档案典籍献出。公元1368年8月，明军攻入元大都，朱元璋特下诏，命令明军将领徐达等入城后，把元朝的“秘书监、国子监、太史院典籍，……及天文仪像、地理户口版籍、应用典故文字”《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一等④，一并收集起来。明王朝的这一政策，使其建立之初就收集了大批档案史料。 

清代杰出的史学家章学诚对于档案收集工作也提出了颇有代表性的主张。他建议清政府在各州县设立志科，专事搜集贮存地方文献，为修志储备史料，并具体阐述了搜集档案的范围，如“六科的案牍”的副本；家谱、“传志状述”的副本；官员善恶事迹的记载；学校师儒、文人学士的著述副本和目录；金石题铭的摹本；城池、署、学府、祠宇、堤堰、桥梁等的修造情况；以及乡镇、书会的记闻等等都应收集起来。章学诚的上述意见，也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和地方修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档案的收集，且对档案保管也多定有严令。如秦代对律法档案的保管就十分严密。据《商君书》载：“法令皆副，置一副天子之殿中，为法令，为禁室，有铤钥为禁而以封之，内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发禁室印及入禁室视禁法令，及禁副一字以上，罪皆死赦。”其档案库保管更有律法规定：“毋敢以火入臧藏府、书府中。吏已收臧藏，官啬夫及吏夜更行宫，毋火，乃闭门户。令令史循其廷府。节即新为吏舍，毋依臧藏府、书府。”⑤这一律法说明秦代严格不准把火带进收藏档案的府库，并由官府派吏值夜看守，由令吏巡察其衙署的府库。唐宋以来，对档案更是以国家法律加以保护。如《唐律疏义》中有规定：“诸库及库内皆不得燃火，违者徒一年。”宋代有关禁令更加严密。《庆元条法事类》卷十七规定：“诸制书若官文书应长留，而不别库架阁，或因检简移到而不别注于籍者，各杖一百。”“诸架阁库文书，所掌官吏散失者，杖一百。”“诸盗应架阁文书，有情弊者，徒二年。”等等，反映了宋朝各项档案管理制的集中、详备和严密。明代对档案保管也有严格的禁令。如明朝的《大明律》规定：“凡故意弃毁制书及各衙门印信者斩监候。若弃毁官文书者，杖一百；有所规避者，从重论。”“官员遗失制书者，革职，若毁失御书宸翰者，照监守不慎例，降一级调用，再罚俸一年。”明统治者还经常“遣科道四出，勾查故案牍。”“凡缺少者，氵邑烂者，悉罚赔补。”到了清代，文牍必须摘由、编号、登记，“各衙门存贮档案之处，应委笔帖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至于“朱批谕旨，俱着敬谨封固进呈。若抄写、隐匿、禁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定行从重治罪。”这些规定不仅具有镇慑百官遵律从事的作用，还具有保证文书档案的完整和安全的意义。 

二、“石室金匮”是古代档案库的模式 

最早有文献记载的古代文书档案库始于周代，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时的许多重要档案均保存于宗庙天府。所谓“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尚书·金滕》注说：“周公作册，书毕，纳书于金滕之匮。”由于档案直接维护了周统治者的利益，因而被视为“宝物”，而宗庙是周王室至高神圣所在，建筑比较坚固，便于保卫和保密，于是，王之典法，“书之玉版，藏之金匮，置之宗庙。”⑤这表明自周代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石室金匮”保管档案的制度已见端倪。以后，汉代乃至清代“石室金匮”之制，莫不仿于此。明代大学士邱氵睿曾对“石室金匮”之必要性作过阐述：“自古帝王藏国史于金匮石室之中，盖以金石之为物坚固耐久，非土木比，又能扦格水火，使不为患。有天下者，断石以为室，锢金以为匮，凡国家有机密之记、精微之言，与凡典章事迹，可以贻谋传远者，莫不收贮其中，以防意外之虞。其处心积虑可谓深且远矣。” 

两汉时期，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王朝中央在宫廷内外修造了诸如石渠阁、麒麟阁、天禄阁、兰台、东观以及石室、宜明等处殿阁，其中以石渠阁最具建筑特色。黄图记载：“石渠阁，萧何造，其下以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修建石渠阁的目的，就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所收集的秦朝图籍档案。所以称石渠阁，是因其建筑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水围绕阁四周，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 

明洪武初年，在南京后湖岛上建立了保管金国赋役档案的后湖黄册库，明太祖朱元璋对保管黄册的库房建筑十分重视，曾亲自参与策划。据李默《孤树裒淡》记载：“洪武初，天下官员三年一朝觐，而凡州县之老人亦与焉。某年朝觐，太祖问一老人曰：‘朕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作何向宜乎?’老人对曰：‘此堂当东西相向，庶朝夕皆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氵邑烂之虞也’。”朱元璋采纳了老人的意见，库房东西相向，且前后有窗，便于通风和日晒，整座库房座落在湖中岛屿上，既利于防水又便于保卫，与以往的建筑布局迥然不同。建筑于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的皇史宬更是古代石室金匮之典范建筑。其仿古代石室金匮之制建筑而成，是宗庙收贮档案遗风的反映。其整体为宫殿式建筑，红墙黄瓦，金碧辉煌，全部砖石结构石室，内放152个鎏金雕龙，铜皮樟木箱金匮。内藏诏册、实录、圣训等重要档案，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 

由于档案是在统治阶级政务活动中形成的，与封建政治军事、国计民生有着重要关系，所以统治阶级一直把档案视为机密，藏于“石室金匮”之中，并以国家法令加以保护，如明代收藏内阁档案典籍的文渊库房：“深严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无敢至其地，阁中趋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⑥又如清代内阁大库防范严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⑦。“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⑧只有史官修史时，可以随意参阅。说明长期以来档案一直为少数统治者所垄断，也反映了古代社会档案工作的封闭性和封锁性。 

三、档案与编修史书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档案管理与编纂史志、志书一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如韦庆远教授所说：“我国最早的史官，按其实际说，同时也是负责保管各种档案的工作人员，最早的史籍，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只能算是一些公布档案的文件汇编。在古代，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不论就其内容以及负责这些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上都是同一的，在它们之间，很难划出一道明确的区分界线。”⑨商周时期的史官，就是兼掌王朝的文书档案的管理职官，最初的档案就是当时的史官记载，即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春秋末期的孔子，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利用档案修辑史书的先驱。孔子及其门人在编纂《春秋》时，曾特命子夏等14人寻找《周史记》。据说得到“百十二国宝书”后才着笔。孔子自己也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⑩可见档案与编修史书的关系。 

我国历代文人利用档案撰史，已蔚然成风。两汉时期，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之后，国家政务纷繁，文书档案增多，史籍编修也进一步发展。《史记》和《汉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早期产生的两部历史巨著。司马迁和班固之所以能撰述当代史，其条件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史料来源方面看，就是他们熟悉档案，并大量地利用了档案。司马迁继承父业任太史令，掌国家异书秘籍，饱览档案文献，他借助职务之便，“紬史记石室金匮”，即利用了汉王朝中央的重要档案，对王朝“石室金匮”中收藏的大量档案典籍，进行编录、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审慎取舍，精心创业，终成史书巨著。 

隋唐以降，各朝对国史的编修更为重视，官府设有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和国史院，修史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政事。唐朝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史学研究的鼎盛时期，“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都成书于唐朝。这一时期修撰的本朝史书也很丰富，如各帝的实录，以纪传体编写的《唐书》和《国史》；以编年体撰写的《唐历》和《唐春秋》等，都参考和利用了档案文献。除史馆撰修的史书外，开元年间修撰的《唐大典》、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类书《艺文类聚》等，也利用了丰富的官府典藏编纂而成。唐代杜佑撰《通典》，更是“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繁，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注者可比”（11）。 

元朝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自序》中叙述了《通考》取材情况：“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事，幸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论事之时，“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亦为档案文献。更值得一提的是，明清的内阁大库：“藏历代策籍，并封储存案之件。汉票签之内外记，则具载百年诏令陈奏事宜。”（12）在这里，清廷组织了庞大的学术队伍，不仅编修和出版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皇朝文献通考》、《大清统一志》等书，而且还编辑了其它各种书籍300余种。这些书籍大部分是以档案为直接素材，特别是《方略》的纂修，完全是以某一个军事行动始末所记的档案为依据。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充分认识到档案文献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有荒陋无稽之志，无荒陋无稽之全史案牍。志有因人臧否，因人工诎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臧否，因人工诎之义例文辞”（12）。 

明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到档案是原始史料，而非孽生史料；是直接史料，而非间接史料。因此章学诚曾积极建议与封建史学发展相适应的档案工作。可以说，我国长期以来档案工作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史学研究的需要，而大量档案文件的汇集、整理和利用，为我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如果没有长期发达的档案工作，就无以形成今天汗牛充栋的历史史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从中得出以下结论： 

其一，历朝、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档案收集、保管工作，特别是秦、唐、宋、明清时期将文书档案方面的有关规定列入封建法典中，在档案的保管和保护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用法律形式来保证档案的完整与完全，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尽管统治阶级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建立和巩固其统治服务的，但毕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其二，历代统治者把档案视为机密，藏于“石室金匮”，客观上保护了档案原件。广大劳动人民和人事档案保管人员，通过长期实践，在库房的建造、档案文献的安全保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 

其三，古代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为古代文化学术的繁荣，特别是史书的编修提供丰富的资料。档案与修史关系极为密切，许多历史档案，多是借助于史籍流传下来，史书的编撰实际上又是档案整理、编录诸工作顺理成章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档案管理对当时国家政权的巩固，对文化学术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古代高度集权的封建社会档案管理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一具有明显的御用性质。档案文件的形成和档案管理的实施，无一不是以维护皇权为中心，封建社会档案工作没有其独立地位，它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各朝统治者的家天下；二由于档案机构一直是封建王朝的重要机构，具有严密的封锁性和封闭性。因而档案工作的社会性无从谈起。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腐败，官府的各种弊端滋长蔓延，严重地阻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①《史记·萧相国世家》。 

②《后汉书·儒林列传》。 

③《明史》卷二百八十五。 

④《明太祖洪武实录》卷三十一。 

⑤《大戴礼记·保傅篇》。 

⑥《中书典故汇记》卷六。 

⑦《茶余客话》卷一。 

⑧《观堂集林·库书楼记》。 

⑨韦庆远：《试论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的关系》，《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⑩《论语·八俏》。 

（11）《四库提要》卷五十一。 

（12）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