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都有其客观性和内在的必然性，档案学也不例外。档案学就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具体地说就是当外部条件成熟以及档案工作（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规模需要对其从外在现象到内在规律进行探究时，档案学就应运而生了。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档案学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它脱离不了特定的历史背景。而这种历史背景不仅成就了档案学，同时也对档案学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和深远的影响。打个比方，档案学就好比一个人，一个人的“出生环境”决定他的“先天条件”以及幼时的启蒙教育，毫无疑问这种先天条件和启蒙教育对一个人一生成长和发展的影响则是极其巨大的。

中外档案学就是在两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学科的发展是一个连续和继承的过程，是一个在原有理论基础上不断修正、发展的过程，因此也体现了明显的连贯性特点。为此，比较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的差异不仅仅是中外档案史学和比较档案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们研究我国档案学、档案工作现状，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和档案工作经验的基点。 

中外档案学形成的背景在中外档案学形成那一刻就已经客观存在，任何人都不能去主观地“添加”或“删除”某个（些）背景因素。同时，对于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中外档案史学界也有比较一致且成熟的看法。考虑到本文内容连贯性，笔者对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作简要阐述，以作为后面分析的基础。 

一、中国档案学形成背景及其分析 

1935年腾固撰写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一文中正式提出“档案学”概念，同时出现了一些近代档案学者和档案学著作，标志我国档案学的形成。[1]档案学产生背景有： 

1.档案实践工作的发展以及实践中初步档案学思想萌芽是我国档案学形成的客观条件。 

2.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府发起的以文书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效率运动”是促使我国档案学形成的直接原因。 

3.史学界整理明清历史档案和学术研究的需要是促使我国档案学形成的又一个重要原因。[2] 

笔者主要想在此具体阐述背景中的第二点，即“行政效率运动”。这场运动对于中国档案学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它是档案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我国档案和档案管理已有千年的历史。远至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甲骨档案，并开始进行早期的档案管理，如对甲骨档案的保管、整理。近至清代，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州县设立志科”的设想以及“比次之书，欲其愚”的档案学思想。然而，无论是档案实践还是档案学思想都只能说处在“前档案学”时代，或者说一个长期的档案学“孕育阶段”。 

然而，这次运动真正重要性并不在此。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有其客观必然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依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就档案学而言，内因就是档案工作和档案学自身，而行政效率运动则是外因。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这次行政效率运动，档案学也会形成，也许在另一个时间、另一场运动中。所以就30年代的“行政效率运动”促使档案学产生而言是偶然的。那么这场运动对于档案学的最重要的意义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它对于档案学形成时从宏观的学科定位到微观的管理手段等多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才是至为重要的。这场运动带给档案学的是一些与生俱来和难以摆脱的特性，即便在今天我们也能深切地感受到。笔者将在下文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的比较中具体阐述。 

二、外国档案学形成的背景及其分析 

外国档案学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形成的标志[3]有三：其一是德国档案学者奥格提出了“档案学”概念，曾任法国档案馆馆长的朗格鲁在1885年其著作《关于档案馆的科学》一文中对档案学学科性质做了准确的定位，认为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由法国的“尊重全宗原则”到德国的“登记室原则”，荷兰三位学者在《档案的整理和编目手册》中对该原则进行了理论论证，并最终被确立为档案专业的基本原则。最后，基本统一了对档案馆性质和服务方向的认识，认为档案馆是一个独立性机构，保证为行政管理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双重性质。其形成背景[4]有： 

1.原有档案学萌芽时期丰富的档案学思想为档案学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外国档案工作实践的不断发展，档案机构的数量增多、类型丰富、规模扩大以及馆藏的增多，档案工作环节理论萌芽的指导等构成了档案学形成的实践源泉。3.1789年法国的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世界档案史近代时期的序幕，有力地推动了档案学的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档案工作改革对于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同样是深远的。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具有国家意义的综合性档案馆，首次设置公共档案网，首次实行档案工作的集中管理，首次颁布了档案法规，首次实施开放原则，诸多的开创性贡献使近代档案工作与封建社会时期档案工作有了“天壤之别”。 

通过以上对中外档案学背景的比较，我们发现背景中有共同的因素，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恐怕还是两者的相异之处，正是这些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今中外档案学研究诸多不同。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 

第一，从档案学形成时的理论准备和理论水平来看： 

档案学形成之前，我国就有悠久的档案学思想历史，其中清代还出现了集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之大成的学者——章学诚[5]。但是这些对档案学思想的论述都并非从档案的角度，更多的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加以阐述。换言之，这些论述不是对档案的“本体论”，而是就历史论档案。因此无论是对档案这一事物的研究也好，还是档案学的思想研究都是历史研究的副产品，同时也没有形成一部系统论述档案学的论著。所以我国档案学形成之时的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这也造成我国档案学理论整体水平低下和“先天不足”，主要表现在仅仅是对档案管理问题的探讨没有涉及到对档案学自身问题的探讨。 

而在外国档案学正式形成之前，档案学理论相对比较成熟了。欧洲封建时期，档案学者就对档案的整理分类、档案馆性质、档案的价疽进行理论的探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德国档案学者亚克伯·冯·拉明根出版了其专著《总结报告——怎样才算是一个完美的登记室》和《论登记室及其机构和管理》。[6]在第一部著作中他提出了档案分类原则，在第二部著作中，他首次从理论上阐述了登记室在机关组织中的地位。意大利档案学者波尼法西奥在1632年出版了《论档案馆》，论述了档案馆的悠久历史，介绍了许多国家档案馆，强调了档案馆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同时阐述了档案的系统分类方案。[7]欧洲的档案学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起点上，那么它形成之时的相对较高理论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从档案学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来看： 

中国档案学的形成中外力的作用表现尤为突出，它是“行政效率运动”的直接结果，是行政手段发挥作用的表现，因此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 

外国档案学的形成更多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理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学科从无到有，由自发到自觉的渐进过程，遵循着学科自身自然形成发展的过程。 

第三，从档案学形成时首要任务（目的）来看： 

中国档案学形成之初，档案工作主要是作为政府机关公文的处理的后续工作来进行的，其目的主要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这也是国民政府发起“行政效率运动”的初衷。至于档案工作对其他实体的作用则是次要的，辅助的。这就决定档案学的研究价值取向是如何更好地为政府服务，提高其运作效率，而不是其他。 

外国档案学研究的首要月的是如何为公众提供档案，方便利用，因此基本理念是“为公众服务”。因此档案被理所当然的看作是国家和公众公共财富，档案馆则是保存档案和提供利用的社会文化机构。 

第四，从档案学形成时研究主体来看： 

在我国档案学形成之初，研究档案学的学者主要是一些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如甘乃光、腾固、何鲁成、周连宽等。尽管他们或多或少地参与档案管理实践，被认为是档案学的“启蒙者”[8]，但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的是行政者的角色，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档案学者。 

与此同时史学界有部分学者由于历史研究的需要，开始关注档案，编纂和出版历史档案使他们对如何科学管理历史档案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因此他们也构成了档案学最初研究的力量。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学家们这一活动客观促进了档案学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实质上历史学家并非研究档案学的主体。因为他们对档案的利用仅仅是因为档案承载了丰富的历史史实和内容，通过利用档案为历史研究（主要是编史修志）服务。在这里档案只是手段或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档案与文物和其他资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外国档案学形成之初，作为研究主体的档案学者，或具有丰富的档案工作经验，或受过档案学比较正规的教育。例如法国的“卡缪——多努”分类法的创立者，卡缪和多努曾先后担任法国国家档案馆馆长[9]；著名的《档案的整理与编目手册》作者之一缪勒曾于1873年就读与巴黎档案学院[10]。这就使得档案学研究更注重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使得档案学既不是对纯粹工作经验的堆积，也不是脱离实践的空洞的理论论述。 

第五，从档案学形成之时档案事业治理精神来看： 

中国档案学的形成是“行政效率运动”的直接结果，在其后档案部门的设废和各种工作和管理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档案机构实质上是政府的附属物。由于行政手段具有强制性、权威性特点，同时我国没有颁布关于档案工作的任何法律和法规，档案事业发展更多地体现为“人治”。 

外国档案学从萌芽到形成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经历了由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革命要求人权、民主、法治的精神深入人心，其中法国大革命改革更是开欧洲档案工作改革的先河。它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档案法规——穑月七日档案法，通过法律形式将从档案的收集、整理到公民的利用等问题进行了规定，从而闪烁着“依法治档”的光芒。 

认清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的差异对于现今档案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 

首先，尽管中外档案学都围绕这一学科的基本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讨，然而我们却发现它们从档案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侧重点到档案的管理、档案工作体制等诸多方面有许多不同之处。中外档案学研究中这些不同固然受现实因素的影响，然而仔细探究，我们发现许多不同之处都是源于形成背景的差异。通过对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不同的分析，我们会发现许多看似纷繁复杂的中外档案现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为此，当我们为许多不同中外档案现象困惑不已之时，不妨暂且“摆脱现实”，从两者形成的背景差异上去追根溯源，往往能够“柳暗花明”。 

同时，在档案学研究中学习和借鉴外国档案学理论，在实践中吸取外国档案工作经验对于我国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的发展十分必要，因此档案学者和档案工作者也需要“拿来主义”精神。然而为了“为我所用”，我们经常盲目将外国档案学概念、方法、理论移植到中国档案学研究和实践中来。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往往导致“水土不服”，结果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主要是对于中外档案学形成背景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适用性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足够的认识。 

中国档案学可以而且应该借鉴外国档案学研究中成熟的理论和档案工作中先进的经验，但这种借鉴是基于对我国档案学形成特殊的历史背景的深刻认识的借鉴，而不是“人云亦云”，或是强求中外档案学研究的整齐划一，当然更不是趋向同一。古人曾说，橘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档案学研究也一样。 

【参考文献】 

[1]冯惠玲，张辑哲.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88-189. 

[2]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478-480. 

[3]黄霄羽.中外档案工作纵横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66-67. 

[4]外国档案学的形成背景由笔者根据《外国档案工作纵横论》一书第三章“近代时期：档案工作的重大变革”归纳所得. 

[5]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5. 

[6][7]黄霄羽.中外档案工作纵横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41-42. 

[8]胡鸿杰.理念与模式——中国档案学论[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C]，2002.54. 

[9]黄霄羽.中外档案工作纵横论[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53. 

[10]［加］T·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A].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报告集[C].北京：第十三后国际档案大会组委会学术规划部编印，1996.89-90. 

（文章来源：《山西档案》2004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