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历史不仅仅是档案馆中的现有记录，抑或史学家笔下的教科书，她也是大众的记忆聚汇。二战后，鉴于历史变迁造成史料散失的教训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口述资料的调查工作很快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由此而产生的口述档案工作引起了国际档案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愈来愈多国家档案工作的新领域。作为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更应该以口述档案这一“活历史”的形式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立体记忆。
一、“口述档案”的产生及存在意义
“口述档案”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源之于档案机构介入口述史和口头传说资料收集与管理程度加深的结果。口述史和口头传说的调查工作起初只是专业机构和学术机构，特别是史学机构为社会保存和研究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期的记忆而进行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的结果被称之为“活历史”、“活资料”或“口述证据”、“口述资料”等。由于此项工作的作用与档案工作在本质上相同，因此，档案机构很自然地介入其中，并给这些调查的产物创立了新的概念——口述档案。口述档案的首次提出源之于1984年国际档案理事会出版的《档案术语词典》，该词典对“口述档案”所下的定义是“为研究利用而对个人进行有计划采访的结果，通常为录音或录音逐字记录形式。”1988年8月在第十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塞内加尔的档案工作者萨利乌·姆贝伊正式使用了“口述档案”一词，他对“口述档案”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认为“口述史的查访结果和口头传说的汇集组成了口述档案”。“它包括演讲、讲座录音、辩论、圆桌会议录音、广播电视、记录在录音电话机上的通信和指示，以及合唱或独唱的录音等”。尽管国际上对“口述档案”的概念众说纷纭，不过对建立口述档案工作却表示了普遍的认同。但也有学者对口述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表示怀疑。这种观点认为，口述资料依赖干人类的记忆，而人类的记忆有失偏差，在口述中，也会有意无意加上自己的观点，因此，口述资料并不能代表一个真实的历史面貌。而更有甚者，我国有的档案学者甚至认为建立口述档案是国外一些没有多少历史可言的国家的权宜之策，我国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大国，文字档案、资料丰富，无须开辟口述档案这一领域。笔者认为，我国不但需要口述档案，而且应尽快建立起口述档案工作。口述档案不但与文字档案所揭示的真实性一样，没有实质上的差异，而且，它所代表的有别于统治阶层和精英人物的大众的生活追求、思想意识状况也将使人类的发展记录趋于完整和丰满。就我国而言，开展口述档案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首先，它是构筑大众历史记忆的主要基石。
自古以来，国家统治阶层和各界社会精英有官方记录其活动足迹，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档案馆的文字档案多为这方面的记录。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通常难以得到专门的记载，“除非把他们当作某些对立面，就如记载中国古代农民的反抗斗争一样，已经是火烧眉毛的时候，或者是痛定思痛的时候，历史才会记录一些下层百姓的生活”。在经济社会中也一样，国家所推行的政策，社会上著名的企业，自然会保留较为完整的资料甚至经营记录，但一般的小型私有企业、小商人所从事的活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国家各级档案馆中并无相应的记录。而口述档案的素材正是来自于地方和民间，所记录的正是名不见经传、甚至于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生活和思考，他们也许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或参与者，但更多的是过着普通生活的普通人，所以，它反映的是一种大众文化和大众记忆内容。显而易见，建成口述档案不仅能充分地展示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经历、个人观点，使历史更具个性化和更为真实，还显示了在官方档案中易被忽视的一种更深层和更复杂的情感，正是口述档案把个人的经历与国家的事件联结在一起。
在美国，对口述档案的重视集中在口述者的多元人文群体特征上。多元人文群体包括了移民、妇女、激进左翼、女权主义者、印第安人、亚裔、非洲裔、拉美裔等等。这些有多元文化特征的人民演绎的是一个多元的有血有肉的美国历史。例如，《阿帕契史诗：殁》以最后一个阿帕契部落酋长的回忆为主线，展示了部落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这一部落人民所特有的思想情感和观念。作者伊夫·波尔用近三十年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位阿帕契人以及与这个部落有过各种重要联系的其他美国人。西方史学界把这种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基础上的口述档案，称之为“集体记忆”和“大众记忆”。在我国，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史学家们越来越热衷于走出官方的文字记载，去追寻“文革”的特殊产物——知青的材料。他们把采访的重点放在知青中的民间领袖，他们不是官方树立的典范，而是“文革”结束后风起云涌的返城风中脱胎换骨脱颖而出的人物。这些来自民间的知青，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焕发过夺目光彩，一旦大潮退去，他们又回落民间，回归平凡。另一个采访重点是默默无闻的普通知青，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经历是下乡、返城、下岗（或退休），这样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生三部曲。但在他们的种种坎坷艰难中，所浓缩的是一个真实生动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在海外的梁丽芸女士所著《从红卫兵到作家：觉醒一代的声音》，就是在20多位知青作家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学术著作，并先后在英、日、繁体中文版出版，在海外的影响较大。国内则有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等。有关知青的口述材料为知青史的研究开拓了新领域，扩大了新视野，补充了大量的极具价值的新材料。
其次，它是填补历史空白的有效措施。
至“九五”末，我国馆藏档案总量为15675万卷（件），这一数字到目前有适量的增长。从绝对数来看，这一总量是大的，一些人甚至因此还存在着“档案大国”的虚幻。但按我国的人口平均下来，却是微乎其微，不足发达国家人均档案拥有量的一个零头。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仅留下这些文字档案是事出有因的。历史上的战乱、外国入侵、人为破坏等等因素使我国的文字档案遭到了大规模的毁坏：秦始皇焚书坑儒，造成先秦文献的大量损失；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捣毁了许多清中央机关，使各衙门文卷荡然无存！1947年美国“海军外事处”勾结日本特务，在长春发掘和盗窃国防机密档案三吉普车；1948年国民党政府为磨灭其反动统治历史，竟人为地大肆烧毁文字档案，仅国民党中央铨叙部就动员了八十多人在南京武庙闸脚烧档案达六天之久！即使在现在，一些天灾人祸也在威胁着档案的安全。唐山大地震，对城市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也对档案造成了严重损失；1998年12月，我国某档案馆发生重大火灾，几千卷档案化为灰烬。战争、灾害、人为因素的破坏等种种因素的制约，造成了档案的大量缺失，这些令人遗憾的历史空白点，只有通过建立口述档案，用亲身经历历史的回忆和几代人流传下来的信息来加以弥补。这一工作十分紧迫，因为一些历史的见证人正在逐渐老去。比如，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多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结，要彻底揭露“南京大屠杀”这一日军侵华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暴行，除了现有的文字档案外，还必须尽快开展对目击者的访问工作和保存大量的口述档案，以澄清史实，为大屠杀中死去的千千万万同胞伸冤。日本侵华教育研究专家齐红深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如果没有亲历者记录这段特殊而惨痛的历史，这个损失我们谁都无法负担得起”，“现在做这些都有些晚了，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的事件，亲身经历的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减少。如果再不把证人、证言、证物保留下来，这将成为一段无法弥补的空白。”由此，齐红深深刻地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他发现那些日本侵华时期的小学生现在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之人，如果再不去抢救，再不去记录这些历史的见证人，活档案很快也将变为历史。
从另一个方面讲，就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文字档案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而口述资料为此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它可以把人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载之以册。可见，口述档案在复原历史方面，有着其他任何文字档案、文献资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这也正是多年来口述档案受到国际档案界广泛关注和重视的主要原因。
第三、它对鉴别文献史料的真伪有着重要意义。
现有的文字档案内容所体现的往往带有统治者的意愿。“文革”中间和“文革”以后，官方对于知青典型的报道是截然不同的，好则好到极点，符合“高大全标准”，坏则坏得流脓，简直千夫所指，不同的时代按照其不同的政治需要把他们塑造成不同的“典型”。这样其材料所衬托的历史与真历史其实大相径庭。显然，对普通知青的采访从亲身经历者身上形成的口述档案更接近于史实，更能体现出一个鲜活的时代。著名中国口述史研究专家、纽约大学教授唐德刚先生也对口述资料的价值和作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口述史有原始性。如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文版后记中指出：“要认识李宗仁，他本人的回忆录自然是最直接的原始资料。”唐先生认为，与其他原始资料相比，口述史生动、可读性强、具有“实用价值”。虽然口述史通常易出现自我吹嘘与主观片面的问题，但其依然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而且，这种“自吹”也并非毫无限制，对于写回忆录的当事人而言，回忆人的身份地位对其也是一种约束，自传也是一把“双刃剑”。所以，不少史学家认为历史最可贵的是真实，由自己口述历史，这就保持了最高的真实性。对此，鲁迅从“正史”与“野史”的区别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由于“正史”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鲁迅《华盖集》）。更有人极而言之，指出历史教科书是一种政治上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真历史。当然，这种观点未免偏激，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口述档案能够鉴别现有文献真伪的这样一种事实。这一点在口述档案工作开展的较早的肯尼亚也能得到证明。在肯尼亚，档案工作者“收集口头传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收集情报资料本身，而是为了补充、澄清和纠正文字档案”。
第四、它是改善我国档案馆馆藏结构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各级档案馆的馆藏结构不尽合理，这是大家的一个共识。这种不合理性大体可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内容贫乏。档案内容局限于国家的重要职能，多为党政信息档案，其信息的“含金量”低，无法反映社会发展的全貌；二是载体单一。纸质档案几乎可以“一统天下”，其他载体的档案属凤毛麟角；三是缺少特色。馆藏档案的特色不明显，特色档案数量较少。不同的档案馆馆藏所反映的几乎是“同一版本”的档案内容，没有个性，没有地缘上的人文色彩。而口述档案的建立恰恰可以在这些方面有所弥补。其一、口述档案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横贯自然、社会、人文三大领域，可反映出社会各个不同阶层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可以体现出普通百姓的真实的经历和生活画面；其二，随着现代技术的应用，口述档案的主要记录方式不再是纸和笔，而是以声像档案为主要载体，这些口述档案的大量产生和整理归档，将使以纸质档案为主的馆藏状况得以改善；其三，口述档案在形成过程中，是口述者和记录者以面对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对话形式坦率、新颖、鲜活而具体，它可以形象生动地活现历史事件或人生道路；可以以通俗的话语反映地方的历史轨迹，从而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个性风格。因此，口述档案的建立将成为完善馆藏档案结构的一个有效途径。
二、如何建立口述档案
1、树立口述档案意识
口述档案工作在国外的开展已相当普遍，不仅是发达国家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新加坡等，连肯尼亚、津巴布韦、斯里兰卡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但在我国，这项工作对于档案工作者还是一个陌生的领域，建立口述档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足够重视，因此，切实地开展对口述档案和口述档案工作的宣传，在国内档案界树立起应有的口述档案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开展口述档案工作关键的第一步。
2、制定口述档案工作计划
计划性是口述档案工作有别于其他类别档案工作的一个显著特征。各级档案馆必须在充分了解馆藏和广泛开展社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可行的专题计划。这一计划应该是有重点、有目的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的。口述档案计划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各馆在制定计划时，可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分轻重缓急，有针对性地加以制定，并在制定过程中考虑到本地区的特色。对于受访者的候选名单，应该根据年龄、重要性、适合的受访时间、地点等不同的具体情况，一一加以分组。年纪较轻的、非主流的、或是住得较远的，可以保留在计划的后半段再访谈。基于交通的种种不便，也可以要求同住在某一区域的受访者集中起来，一起接受访谈。
3、开展对受访者的访谈工作
访谈的第一步是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在对每一位受访者进行访谈之前，都要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搜集与研究，拟出访谈大纲，确定访谈内容和法律协议书，准备各种录音及录像器材，以便在访谈时抓住重点并有序地开展工作，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访谈中的盲目性。其次，对于重点的访谈内容或受访者，要视情况的需要分段进行访谈，每次限于一个主题，这样可避免受访者过于劳累，也可使访谈的内容集中而不零乱。最后，对于口述资料的文字撰写，我们可借鉴唐德刚先生的原则：1保持受访人的回忆情节及语言风格。尽量保持受访者对某一当事人或事件认识的基本态度，保持其口语风格，只有当文章组织不清、文理欠通或字句讹错、非改不可时，才加以改写，改后再经受访者认可，以便最大限度地存回忆人口述之真；2当受访人叙述错误时，要以径改纠正其背景知识错误，以注释纠正其记忆错误。受访人在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往往会涉及当时社会的大环境，大背景，囿于史识的局限或认识的错误，其叙述往往欠准确，如果在文字中保持这些错误，往往会混淆视听，并使利用者对这些口述史料总体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对这一情况，唐德刚采取的是“直接代劳”的方法，以根据第一手史料得来的，已为史学界认可的历史事实进行径改。3通过注释表达采访者的观点。
4、工作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事后访问稿的整理工作。口述稿未经整理前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访问者必须花很大的力气去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到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二是注重访谈人与口述者的双向进展。口述者在讲述时，很可能会受记忆、情绪、选择点等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会讲了枝节，而漏掉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而避开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错漏、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既定的路线走，使访谈资料得以补充和完善，以达到提高口述质量的目的；三是要充分尊重口述者的权益。必须告知受访者，请他们签订法律授权书。在受访者同意开放使用之前，访谈结果应当持续保密。同时，要告知受访者所应享有的著作权、优先使用权以及本人所愿意采取的处理方式和各类传播方式；四是要注意优先访谈“守门人”。万事开头难，开展口述档案工作，也要找准访谈人群的突破口，一般而言，应从年纪最大和最具关键性的受访者开始谈起。这些人在其组织、行业或社区里较具影响力，通过一定的疏通交流后，优先访谈他们，将有助于确定和觅求其他具有潜力、能发挥作用的受访者，他们还可以协助说服这些人接受访谈。口述史家们称这些人为“守门人”gatekeeper，他们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守门人”可能是所要访谈事件的当事人、参与人、见证者，也可能是事件人的遗孀、家属、亲戚或挚友。其他的人可能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方肯接受访谈。
肯尼亚国家档案馆馆长梅那·卡哥姆贝在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曾充满焦虑地指出：“忽视非书写的来源，不仅对我们的文化遗产和国家意识不利，而且抛弃了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很重要的史料来源。”当前，在世界范围内，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档案学者，都在逐渐发现和挖掘口述档案的价值。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档案必将被我国越来越多的档案工作者所认可和重视，口述档案之花一定会在中国的兰台园地里盛开。那时，档案馆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不再是单一、干瘪的平面记录，而将是一个多元、丰润的立体记忆！
（文章来源：《山西档案》2004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