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简称一史馆）现存大量清代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的档案，这些档案并不是清代档案的全部，经过清朝本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期的政权更迭，战乱破坏，损失相当严重。但其中仍有不少关于祖国西南腹地从广西借道出境情况的记载，从军事、经济、驿站、铁路（筹建）等方面均得到反映。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径取广西是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本文试从一史馆所存宫中各处档案有关滇铜外运内容部分摘述，以求教诸贤。 云南铜业素享盛名，乾隆中叶为清朝最盛时期[1]。一史馆宫中各处档案虽有不少能反映滇铜外运，但亦以乾隆时期形成的档案为多。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谕：各省委员赴滇采办铜斤，沿途入出省境，照京局解员之例一体具奏。如有无故停留、贻误者，即行指名参究。钦此。又准户部咨，嗣后运员达境，奏报耽延日期。守风守火，是否在川江、大江、黄河应行扣除之处，应于折内逐细声明”[2]。为此，地方官员曾上奏不少。本文摘用涉及滇铜外运的档案，也就主要取自成于乾隆时期的奏折。 滇铜取道广西运广东。乾隆五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印务英善《奏广东委员办运滇铜过境日期折》：广东委员“翟察伦领运滇省正馀高低铜一十六万七千五十三斤，于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自云南剥隘扫帮出境。五月二十一日全数运抵广西百色地方换船过载。于六月初二日申时自百色开行，至六月二十四日辰时出广西苍梧县境，入广东封川县交替。” 滇铜运往湖北，道取广西。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初二日，湖南巡抚梁国治《奏湖北委员采办滇铜过境折》：“兹据布政使员吴虎炳详称，湖北委员施南府通判李国囗办运滇铜十万四千斤，于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由广西全州入湖南东安县境，十九日至巴陵县城陵矶，二十日至湖北嘉鱼县，交替出湖南境”。 滇铜外运至江西，道取广西。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广西巡抚吴垣《奏报江西委员采办滇铜过境日期折》：“江西吉安官人史在鲁，领运云南高低正耗色馀铜三十三万七千四百二十斤十二两八钱，于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自云南剥隘扫帮出境。八月二十五日运抵广西百色。九月初六日午时自百色开行，九月二十七日申时出广西苍梧县境，入广东封川县交替。” 滇铜外运至江苏，道取广西。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六日广西巡抚印务英善《奏报江苏委员运铜过境日期折》：江苏委员王锦钦“运滇省正馀铜五十四万四百四十七斤，于乾隆五十五年三月初四日，自云南剥隘扫帮出境，三月初十日全数运抵广西百色。三月三十六日申时自百色开行。至七月初六日酉时出广西全州境，入湖南东安县交替。”滇铜外运浙江，道取广西。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广西巡抚除用敷《奏报浙江委员采办滇铜过境日期折》：浙江委员彭载赓“领运滇省正耗馀铜三十二万一千一百二十五斤，于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自云南剥隘扫帮出境，三月初二日全数运抵广西百色。三月十二日申时自百色开行。至五月二十四日申时出广西全州境，入湖南东安县交替。” 滇铜外运至福建，道取广西。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湖南巡抚布政使觉罗敦《奏各省运销铅斤采办滇铜过境折》：“福建委员汀州府同知刘长松，办运滇铜二十二万三千二百斤，内除沿途磕折铜一千八百斤外，实运铜二十二万一千四百斤。于乾隆三十九年九月十六日，由广西全州入湖南东安县境，十月初一日至湘潭县换船。” 滇铜外运至深居内陆的陕西，亦取道广西。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广西巡抚吴虎炳《奏陕西委员第六次采运滇铜过境折》陕西委员“叶世勋领运滇铜二十万两千斤，于乾隆四十年闰十月二十八日，自云南剥隘陆续发运，十一月二十九日运抵广西百色。十二月八日自百色开行。于乾隆四十一年四月初三日出广西全州境，运抵湖南东安县交替。” 在现代交通工具出现以前，利用水路航运是大规模运输的最佳方式。广西境内河川发达，珠江干流贯穿东西，漓水湘江因灵渠而沟通。正如乾隆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贵州总督兼管巡抚张广泗《奏为驿站事》言：“广西有水路可通，顺流迅速。”行舟转辗其间可达周边各省，自然地为滇铜外运所利用。“乾嘉年间云南铜矿大旺，内地十余省份每年来滇采买的二三百万斤铜料，都是经由广南、剥隘运抵百色”[3]。从云南到广西百色，主要走陆路。到百色后怎样走?自然走水道，从百色利用右江水路复循浔江、郁江而下往广西苍梧。 乾隆三十九年，护理湖南巡抚郭福《奏报陕西委员解运滇铜过境日期折》：“陕西委员凤翔府陇州州同任云书……又带解前委员邱铭，在广西隆安县沉溺，捞获铜一千二百一十三斤。于乾隆三十九年十月初八日，由广西全州入湖南东安县。” 嘉庆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广西巡抚成林《奏报广东运员沉溺铜斤己未获数目折》：“广东委员永安县宋如楠，嘉庆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由滇省剥隘入广西境。于闰三月初三日全运抵百色换船过载。……五月初五日运至平南县渡口塘，河面陡遇狂风暴雨，水势泛涨，有船户罗如信络麻船一只，湾泊不及，将船翻覆……” 隆安处于百色、南宁之间，右江过其境，平南处于南宁、苍梧之间，郁江从其境内穿过。皆为百色到苍梧水路的必经之地。运铜的船到达苍梧后分流，北溯桂江、漓江越灵渠入湘江，完成广西段的行程，往陕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铜船走此线，或顺西江而下入广东，可转江西等地。马江、昭平、平乐、阳塑、临桂、灵川，皆为由郁江转航桂江、漓江，入湘江的必经之地。 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报浙江委员赴滇省采办铜斤过境日期折》：“浙江委员绍兴海防通判张廷泰，领运滇铜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七十五斤……于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广西全州境，运抵湖南东安县”，其间，“运抵苍梧县换船过载，及行至马江……行至昭平、及平乐、阳塑一带，滩多。又至临桂换船过载，又至灵川”。 滇铜外运取道广西，而且曾一度繁忙。乾隆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陕西巡抚富纲《奏陕西省第六运委员为运滇铜回陕交局完竣折》中有：“运至剥隘出境，计逾限两个月零二十六日，实因雨雪泥泞，兼值各省铜运拥挤，并非无故逗留。”广西作为滇铜外运的大通道，甚至一度为京铜运输所用，时间也不限于乾隆，如“光绪年间，滇铜京运改由广西出海，再以海轮运到天津”[4]。借其道的物流也不仅限于铜，其它物资亦借道出境，只是近代云南各业中铜业尤为突出，滇铜成了滇省外运的最大宗物资，很能体现云南物资外运的情况。 古来西南取道广西出境。西南地区独特的地形地势和广西在大西南中的特殊位置，自古造就了广西这一条西南地区对外交通的要道。但这一要道主要是依赖未经人工整治的河道。当时，自然河道的航运因湾多滩陡多有险情，船只往来多受航道条件的制约，影响运输。乾隆四十年五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三宝的上奏中“自剥隘至浙江水路……在广西苍梧等处换船过滩，添船过陡，候守启完备”以致耽搁归期[5]，也增加了运费的开支。西南的交通向来适应不了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由于长时间的交通不便，大西南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落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作出建设西南交通大通道的英明决策，今天建设中的大通道，是全方位现代化的立体交通大通道，西南腹地不仅可取其道闯五湖，而且将取此径驰骋世界。 注释： [1]韦庆远、叶显恩《清代全史》（五），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63页。 [2][4]一史馆中各处档案财政类缩微卷第63卷。 [3][5]马汝珩、马大正《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10月，第380页。 （文章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科版1998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