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注：梁启超著《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的确，史料对于治史，正如“米与炊”之关系。而史料之来源中，档案不可不谓为是主要途径之一。因为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与其他文献相比，在印证历史事实、纠正史籍讹误，解决矛盾纠纷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讨论档案再现历史的功能时，档案的真实性中的内容真实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应回避的。档案的真实性包括内容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方面。内容真实指档案内容所说明的事项符合客观实际，历史的真实性是档案所记录的历史过程的真实性。对于特定的档案实体，有时两个真实性完美地统一，有时则会分离。（注：桑毓域《论档案与历史的关系》[J].《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第18页）本文以国史为研究对象，具体探讨在进行国史研究中，面对大量的历史档案，应准确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将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出来。 

二、档案的历史真实与内容真实在国史研究中的体现 

历史真实与内容真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几种情况。这几种情况，已经在我们国史研究中被史学界所认识到。 

第一种情况是档案的内容是真实的，它所反映的历史也是真实的。如邓子恢同志为什么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这一大事上，一九五三年的反冒进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在一九五五年春又反冒进，这不仅同毛泽东同志有对着干的味道，而且中央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可以说是“围剿”邓子恢，难道邓子恢的反冒进是空穴来风？其实不然。在档案里，许多省给中央的报告中，都说自己那里是冒进了。山西省给中央的报告说：“部分地区的领导干部，对一九五四年合作运动的新情况估计不足，看不见运动中带来的许多新问题和前进道路上的困难，盲目乐观，产生了某些被胜利冲昏头脑的现象。”河南省给中央的报告说：“在发展农业合作社工作上，小部分地区准备不充分，有贪多、贪快倾向……”其余象山东、广西、甘肃、黑龙江、安徽、河北、辽宁等省给中央的类似报告在档案中都有。面对农村的农业合作化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就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下达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三月中旬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邓子恢、廖鲁言、杜润生、陈伯达四人谈话，提出了“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到了四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七日，邓子恢才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目前农村形势是紧张的，今后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的省且要适当收缩；把互助组办好，整顿好，照顾个体农民。”（注：转引自杨树标等著《当代中国史事略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会后，全国共收缩了二万多个社，还剩六十五万个。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五五年七月底至八月初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邓子恢等同志。紧接着在十月至十一月召开了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作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再次批评邓子恢同志的错误是“右倾的错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对邓子恢的批判是批错的。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九日，中央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给中央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报告》，认为邓子恢和他所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8页）。可见，邓子恢同志在一九五五年春农业合作化上的反冒进是根据事前各省给中央的报告所反映的真实情况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因此，有关反冒进形成的文件档案是真实的，它所反映的农村当时面貌也是真实的。这种内容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完美统一，不仅符合档案的特征，也是研究者最渴望获得的史料。 

第二种情况是档案所反映的历史是真实的，但内容失真。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它的确记录了当时的历史面貌，而问题在于历史本来的面貌并非如此，也就是说历史本来的面貌不存在这么几十万右派，更不存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纯实是对当时客观形势作了错误分析，而作出的错误决定，展开了错误的行动。又如我国“文革”十年中形成的一部分档案，也是只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不具有内容的真实性。内容中的观点和结论明显违背了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但作为历史的记录，反映了历史事件的过程，具有记录历史的真实性，它能证明在特定时空条件下所发生的事情。上述情况只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不具内容真实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档案“失真”。至于档案“失真”的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也有客观方面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迎合某种需要，或为了炫耀“政绩”，有意识地在档案中记载一些背离客观实际的内容，也有些是由于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不足而造成的；从客观方面来说，由于社会实践和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而导致原本真实的档案内容失真，这种情况在历史档案中比较少见。但档案“失真”也并未失去档案价值，有时甚至会因两种真实性的分离，使档案价值倍增。以此推论这些档案，很可能成为将来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它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产物”。若将这些档案置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分析，应坚持鉴定从宽的原则。 

第三种情况档案是虚构的，所反映的历史面貌虽然打折扣，但基本上是把实情说出来了，其内容并未“失真”。如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央下发的《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的报告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与信阳地委给河南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的报告，（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Z].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18-430页）在文件中所说的农村死人情况（文件中说“遂平县喳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虽然已大打折扣，隐瞒了许多，但总算是说了一些实情，这个文件在这一点上是真实的。而在分析死人的原因上却是虚构的，说什么“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这个分析纯属捏造。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使毛泽东同志与中央作了错误的判断，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要进行所谓“民主革命补课”。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一提，而且这一种情况档案界对此有深刻认识，即档案的内容不真实，所反映的历史也不真实。当然该情形不为档案属性所容，也就是说，其已不能成为“档案”了。例如“大跃进”时期一些地方和单位的档案部门发动群众进行“大收大编大用”，违背档案自然形成规律而伪造的“档案”。这完全是少数人刻意炮制出来的，是地地道道的“水货”，理应将其排除在档案之外。这种情况的出现，后来档案界进行了深刻反思，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少学者与档案部门的实际工作人员提出了档案自然形成的规律，这是我国档案界对于档案工作规律一次深入探讨。 

三、利用档案的二重性，国史研究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 

粉碎”四人帮”后，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从中央到地方大刀阔斧地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大量的档案不断被披露出来，国史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利用档案的二重性（内容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对档案进行分析研究，分门别类对待，不断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揭示了真实的历史，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如关于抗美援朝，过去我们一直是这样写的：“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拂晓，美帝国主义唆使它的走狗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北纬三十八度线全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军事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这是根据当时的档案资料而下的结论。现在根据新的档案资料，写成：“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去掉了“美帝国主义”，去掉了“李承晚集团”，更去掉了“挑起”这些词，作了较为中性的表述。又如一九五三年批判薄一波的事，毛泽东同志有一个专门讲话（《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周恩来也有一个《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上所作的结论》，现在比较清楚，这次财经会议，是高岗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之—”。高岗利用财经会议批判“新税制”之机，利用党内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在会上进行时而隐蔽时而半公开的串联、鼓动，首先把矛头对着薄一波，并采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实施他的“批薄射刘”的诡计，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刘少奇同志。由此可见当年批薄之事的历史真相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同志的那个批薄的讲话，在新出版的《毛泽东文集》中也去掉了。对胡风一案，一九八○年、一九八五年对胡风政治及历史问题进行了平反，为胡风本人和受牵连的其他人员恢复了名誉，一九八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央发出《关于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通知》，又对胡风文艺思想所作的不当结论和提法予以撤销。再如最大的一个事件就是刘少奇同志真实历史面貌的恢复，运用档案的历史真实来揭示那么多为刘少奇案形成的档案内容的非真实。 

综上所述，档案真实性与历史真实性之间存在着向背关系，档案的这种二重性在国史研究中的作用显得至为重要，研究者要利用该特性，不断揭示历史的真实，将历史本来的面目反映出来，取得更多的成果。 

（文章来源：《浙江档案》2005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