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不仅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档案事业史上做出空前突出贡献的光辉典范。本文着重论述司马迁从事的档案事业及成就《史记》的诸原因、他对历史文献编纂学和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伟大贡献。
一、档案事业的成功之路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悠久的史官世家。其远祖是颛顼、夏、商时代掌管天地的重黎氏，周宣王时，重黎氏后代程修甫任司马，从此，“司马氏世典周史”，作为天子侍从，世世代代为周王室太史，担任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言记事、保管国家典籍以及从事天文、历法、祭祀、教育等神圣事务。东周惠王之后，司马氏一度“中衰”。
但是，到汉武帝时，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又担任了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国家藏书档案，兼记事修史，继承了祖先世守的光荣事业。
须知，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仕于建元、元封之间”。他学识渊博，精通天文、朴素辩证法和无为而治的黄老政治哲学，从其千古宏论《论六家要旨》可知，高屋建瓴，总括诸子百家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既肯定它们各自的长处，也批评它们各自的不足，言约义丰，体现了司马谈治学兼容并包、熔铸贯通但尤注重道家的博大气象。
诞生在史官世家的司马迁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年十岁则诵古文”①，如《春秋》、《左传》、《国语》、《世本》、《五帝德》、《帝系姓》之类的古文本。在父亲指导下，司马迁拜两位儒学大师为老师，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长期向他学习《古文尚书》；另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向他学习《公羊春秋》，接受大一统理念。司马迁继承了家学，又通晓古、今文经学，是西汉一代少有的大博学家。深厚的根底，为司马迁成就《史记》打下了坚实基础。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读破万卷书的饱学之士，而且是一位行完万里路的壮游之士。他既不满足于在家乡龙门（今陕西韩城县）受到的“山环水带， 蜿蜒”②清淑之气的陶冶，也不满足于“耕牧河山之阳”对民间生活的一定体验，更不满足在书斋里得到的书本知识。他要放眼全国，培养自己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情感和开阔的胸怀，掌握更多的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知识。于是，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③“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 、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④这并非一般闲情逸致地游山逛景，而是学问家一次目的明确学术色彩浓厚的访古旅行。通过这次游历访问实地考察，司马迁对远古黄帝尧舜的传说，西周建国经营洛邑的情况，近古孔子、屈原、信陵君、春申君的遗迹与齐、鲁、楚文化的义蕴，当代开国群英乃至贾谊的故事，五霸、七雄、楚汉相争古战场的“天下大势”，“兵所出入之途，曲折变化”，⑤全国各大水系、都会、区域经济，无不进行广泛地采访搜集，精细地探寻研究。
大约在元鼎元年（前116年），汉武帝任命才干超群的司马迁为郎中，“掌守门户，出充车骑”，⑥得以接近皇帝，侍从出巡。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⑦途中，“瞻蜀之岷山及离碓”，⑧到达今重庆，四川成都、西昌、汉源，云南保山、腾冲、顺南一带，调研了西南少数民族历史风俗，考察了水利工程都江堰。以后多年，司马迁常侍从武帝出巡，“尝西至空桐（山名，今甘肃平凉县境），北过涿鹿（山名，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东渐于海，南浮江、淮”；⑨特别是“从负薪塞宣房”，⑩“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11]“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12]足迹几乎遍布全国。其中，亲自参加武帝率百官自将军以下与卒数万同负薪在瓠子口（今河北濮阳县南）堵塞黄河决口；目睹武帝在泰山封禅祭告天地；到朔方即北边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东北），察看秦朝修筑的伟大工程———长城、直道等，意义最为重大。通过上述游历访问，实地调查，司马迁广泛地接触了各阶层各民族，锻炼了意志，增长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提高了见地，是成就《史记》的根本原因。
元封元年（前110年）春，武帝东巡泰山封禅，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未能同行参加大典，“发愤且卒。”适逢司马迁奉使回来要向武帝复命，因而见父于洛阳。司马谈牵着儿子的手，流着泪，留下临终前的遗言。这篇著名遗嘱，以光荣家谱教导儿子，期盼儿子继续祖辈的史官事业，“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嘱托儿子“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一定要踵其事业，将业已草就的部分篇章的《太史公书》写成宏篇巨制；并以事亲、事君、立身、扬名后世、显父母即当时最高伦理道德激励儿子，以周公、孔子作榜样启发儿子，继《春秋》写出一部传世之作；特别指出自春秋末年以来，一方面，“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各国史书失传，另方面，“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一统盛世，却缺乏一部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著作总结历史。父亲的重托，时代的要求，历史地落在了司马迁的肩上。司马迁面对垂危的父亲，作出郑重的承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终生牢记谆谆的父训，忠实履行庄严的誓言，是司马迁成就《史记》的巨大精神动力。
父亲死后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有了“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极好机会，得以如饥似渴地整理、抄摘、纂集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图书档案，着手准备写作《史记》。
应该知道，汉朝一改秦“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的“败政”[13]，非常重视图书档案建设。秦末，刘邦统兵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萧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还精心设计营造了既防火防水又防盗能使图书档案万无一失的石渠阁，“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14]刘邦得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疆场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15]刘邦从萧何保管的秦丞相府御史大夫府的地图、法规、计书、户籍等档案文献中掌握了全国利于攻守的军事地形、财政收支、户口丁壮情况，终于战胜了“屠烧咸阳而去”，对档案文献作用无知的项羽。汉朝刚建立，“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16]特别是“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习天下图书计籍”的张苍，以北平侯的身份任计相，居萧何相府，“领主郡国上计”。[17]汉高祖也“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18]百废待举，汉朝便建立了法律、军事、历法、计量、礼仪、户籍、军功、财会、统计等档案及其搜集保管制度。惠帝四年（前191年）“除挟书律”，[19]读书较自由。武帝时代，经济繁荣，政令统一，文治武功俱佳，是西汉全盛时期。于是命“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20]并“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21]朝廷还规定：“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22]因此，“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故）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23]司马迁父子相继任太史令，在辉煌的时代，读尽石渠阁、天禄阁、太史署藏的堆积如山的图书档案资料，这是司马迁成就《史记》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倡议主持制定并推行了比较精密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废止了沿用已久而不准确的颛顼历。这年，司马迁还与壶遂讨论了《春秋》的历史意义和《史记》的撰写宗旨，开始按计划撰著《史记》。这时的司马迁抛弃一切应酬，不顾家室产业，竭尽才华智力，干好太史令，企图博得皇上的欢心。
正当司马迁踌躇满志之时，灾难突然临头。天汉三年（前98年），他为败降匈奴的李陵辩解，触怒了武帝，被定为“诬上”欺君之罪而“深幽囹圄之中”。但是由于“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新近不为壹言”。司马迁面临两种抉择：或赴死，或求生。他想，《史记》“草创未就”，如果这时“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那实在“轻於鸿毛”。为了实现父亲的重托，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抱着“陷忍苟活”坚持下去完成《史记》的理想，“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接受腐刑，以免一死。出狱后不久，武帝鉴于司马迁的才华与多年侍从的尽职，任命他为中书令。中书令虽为“尊宠任职”，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但本应宦官担任。司马迁一想到“诟（耻）莫大于宫刑”，“虽累百世，垢弥甚耳!”作为“慷慨之士”的血性男儿现在“身直为闺 之臣（宦官）”，蒙奇耻大辱，怎能不“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简直肝肠寸断，精神失常，多次想到自杀，但一转念，周文王、孔子、左丘明、孙膑、屈原、吕不韦、韩非这些圣贤先哲，哪一位不是历经磨难才留下不朽之作的呢?他便镇定下来，决心仿效他们，忍辱负重，从个人的怨恨中解脱，发愤著书，以求“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24]将自己的全部愤懑、心血、才干和见识，倾注到《史记》之中，使之成为与日月同辉的传世杰作。积极的人生观，崇高的人格力量，是司马迁经过二三十年的辛勤耕耘，在武帝晚年终于成就《史记》的又一巨大精神动力。
狱中的种种折磨羞辱，长期的苦苦独立思索，使司马迁对世态的炎凉，现实的黑暗面，有了深切体会，思想发生了升华，从而产生了坚定的异端思想和大胆的批判精神。这是司马迁赋予《史记》以无限光彩的潜在原因。
二、对档案文献编纂的贡献
司马迁对历史文献编纂学的伟大贡献表现在两方面：详细占有丰富的资料，首创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的资料来源于司马迁对图书档案广博的摄取和丰富的闻见。据专家从司马迁因事叙说到的图书档案名录统计，在80种以上。[25]或曰司马迁因事论及的图书档案共103种，其中六经及训解书24种，诸子百家书52种，历史地理及档案20种，文学书7种。 [26]他读过却未著录于《史记》的有多少就不得而知了。班彪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27]诚哉斯言!
《史记》援引最多的是《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及《诗经》、《论语》等。司马迁在利用旧资料时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28]绞尽脑汁，进行一番考订剪裁综合创造，使之鎔铸为《史记》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尚书》诘屈聱牙，难以理解，他采用时便将原文改写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如《尧典》的“钦若昊天”、“庶绩咸熙”、“试可乃已”，《五帝纪》引用时分别作“敬顺昊天”、“众功皆兴”、“试不可用而已”；此外，《史记》还多用俗字、俗语、谣谚，力求行文的通俗性。
《史记》参据的档案，如《三代世表序》之牒记、历谱牒、五帝系牒；《六国年表序》之诸侯史记、秦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之列封、令甲；《封禅书》所云明堂图；《萧相国世家》所云秦律令图书；《留侯世家赞》之图；《儒林传》所云功令等等均是。《史记·殷本纪》系综合《尚书》、《世本》、谱牒等图书档案写成。《秦始皇纪》照登了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的石刻档案。《三王世家》全录了武帝分封燕、齐、广陵王的文件———策书。曹参、周勃世家和《樊郦滕灌传》、《傅靳蒯成传》等所记军功，关于擒敌斩将攻城掠地的数量，非常精确，显然摘自列侯功状等案卷。《楚元王世家》、《梁孝王世家》纪年不用皇帝年而用诸侯王之年记事，显然录自各诸侯王历谱。《仓公传》载系列病例医案。其他如帝王将相的诏令奏疏在《史记》各卷随处可见。司马迁利用档案时根据其内容与需要，或抄录，或摘引，或归纳，或综述，方法非常灵活。档案资料的大量运用使《史记》记事具有可靠性、真实性。
为了弥补图书档案资料之不足，司马迁写史多借助闻见。一则向名人调查：像从董仲舒得知孔子作《春秋》的宗旨；从冯王孙得知赵国及张释之、冯唐的掌故；从公孙季功等人得知荆轲故事及传闻之非；从周霸得知项羽是重瞳子；从方士祠官得知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的荒唐行为；从樊哙孙樊他广得知高祖功臣兴起的事迹；从平原君朱建之子得知郦食其、陆贾的情况；从贾谊之孙贾嘉的书信中得知贾谊的行状；从苏建得知霍去病、卫青做将军的诀窍。另则，向农夫野老取证，获得大量近现代史知识。像向秦人采访樗里子的智谋；向薛人访问，得知孟尝君招致6万余家居薛；向大梁墟中人了解，秦引黄河灌大梁，三月城坏，灭魏的情况，侯赢监守的“夷门”是大梁城的东门；向淮北的遗老们访问，得知刘邦、陈涉、萧何、曹参、张良、陈平、樊哙、夏侯婴、韩信的遗闻佚事。此外，司马迁还将所见写入《史记》。如“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29]“吾尝之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30]“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31]“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32]至于对全国都邑经济、各地物产风俗、民间疾苦的记载，无不从游历观察中所得。由于个人受时空的限制，闻见总是有限的，必须借助他人的闻见。司马迁以张骞出使大夏实地调查的资料否认《禹本纪》关于“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上有醴泉、瑶池”[33]的离奇说法。总之，大量直接、间接的闻见史实使《史记》富有生动性、可读性。
司马迁通过博览闻见，占有了丰富资料，但并未一古脑儿写入《史记》，在材料的取舍上是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颇费思虑的。他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34]又说：“《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35]绝不将所有鬼怪和诸子关于黄帝神圣化之类论述写入《史记》。此其一。第二，司马迁对没有弄清、难做结论的问题采取“疑者阙焉”[36]、“疑者传疑”[37]的审慎态度。像陈平用奇计为刘邦解匈奴围，但“其计秘，世莫得闻。”[38]这是用阙疑的写法。用“盖”、四个“或曰”记老子的姓名年龄籍贯，宣称“世莫知其然否”；[39]记墨子时写道，“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40]：这是用传疑的书法。对一时无法判断的问题，不穿凿，不武断，写出待后人研究，这是严谨科学的态度。第三，司马迁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41]凭个人好恶决定扬抑。他不否定一切，尽量做到公正。如司马迁既暴露吕太后的宫廷阴谋与残忍狠毒，也称赞她的政绩，“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42]既肯定武帝“外攘夷狄，内修法度”，[43]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又指出他好大喜功，“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44]“尤敬鬼神之祀”，[45]穷兵黩武，愚昧至极。
由于《史记》不侈谈荒诞，记事客观公正，一问世，便遭到最高统治者的嫉恨，也博得学界好评。扬雄赞扬《史记》为“实录”，[46]班固肯定《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7]这种评价，得到2000年来知识界的认同。这种实录精神成了中国档案界、史学界的优良传统。司马迁经过“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的艰辛劳动，更匠心独运，用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2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48]包容、总揽、陶铸、条理得之非易的资料。这五种体例记史虽各有分工，但又有紧密联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在中国档案事业史上首创了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从篇幅角度说，《史记》受资料制约，记越古的事实越简略，时代愈近的愈详尽。特别是专载100年汉史就占62篇，兼载的13篇，合计75篇。详今略古是《史记》编纂的最大特点。从内容角度说，时间上起黄帝，下迄天汉（前100－前97年），前后3000年；空间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东临大海；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道德、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帝王、勋贵、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倡优、卜者以至农工商虞（矿），莫不囊括在内。《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具有世界史规模的通史，是一部丰富多彩的真正全史。这充分体现了《史记》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
在编纂方法的使用上，司马迁首创了附传、互见、寓论断于序事的方法。
为省篇数，又不湮没其人其事，司马迁采用了附传形式：或因兄弟子孙友朋相附，像曹叔振锋附《管蔡世家》，惠帝附《吕太后纪》，灌夫附《魏其武安侯传》；或以同类相从，如庄子、申不害附《老子韩非传》，赵奢父子、李牧附《廉颇蔺相如传》；或由职事相属，如卜式附《平准书》，王陵、审食其附《陈丞相世家》。
为省繁文，避免重复，又表示人物事件的关联，司马迁采用了互见法。如《周本纪》说：“其事在周公之篇（世家）”；《礼书》说：“事在袁盎语（传）中”；《萧相国世家》说：“语在淮阴侯事（传）中”；《陆贾传》说：“语在南越语中”。至于一个人的全貌，一件事的真相，往往散见于数篇之中，则更是互见法的妙用了。
为了通过对历史事件的陈述而委婉表达自己的观点，司马迁创造了寓论断于序事[49]的写作手法。如《平准书》末载卜式语，表明司马迁主张政府只衣食租税，反对官吏向民间搜括；《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对话，包含司马迁主张中央集权、反对诸侯割据的见解。再者，《史记》善于通过对历史人物尤其是细节的描绘反映一定时期的政治风气与政治问题。如《万石传》通过石庆、石建办事谨慎的细节描写及“无他大略为百姓言”却可官至御史大夫或宰相的陈述，表现当时官场恭谨自保、讲究当官的政治风气；《魏其武安侯传》通过窦婴、灌夫与田 的交往又互相倾轧的描述，揭开了高层尖锐矛盾的内幕；《卫将军骠骑传》通过卫青以五百金为王夫人寿的描写，一则表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明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再则体现女宠在政治上的作用；通过塞外士卒饥饿不能自振而霍去病竟“弃粱肉”、“穿域蹋鞠”的对比，嘲讽了统帅不体恤士卒的冷酷行为；《酷吏传》则通过武帝时10个酷吏的描述与8个酷吏的概述，暴露了律令的虚伪和酷吏的残忍。这一幕幕丑剧、闹剧与悲剧使人们认识到封建专制的腐败与黑暗。
诚然，《史记》也有疏略、盈词之处。但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史学对后世史学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正如清朝大史学家王鸣盛所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50]说明《史记》指导了2000年“正史”的编纂。惜乎自《汉书》至《清史稿》的作者们因诸多原因，祖述《史记》时，只是形似而未能神似。
三、对档案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贡献
司马迁对文献编纂指导思想的伟大贡献表现在坚持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他曾郑重地申明，为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研究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历史的演变和发展。而他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51]即探索历史事实的相互联系、因果关系，认为在历史的兴盛时期已包含了衰亡的因素。这种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见解，是司马迁“一家之言”的精髓。
先说“究天人之际”。
司马迁精通天文、历法、水利、医学等自然科学和当时社会科学诸门类，因而基本上认为“天”是自然的，与人类的祸福夭寿无关。
当时，经武帝扶持，董仲舒鼓吹的天人感应、邹衍首倡的阴阳五行等迷信学说在思想界占绝对统治地位。司马迁力排众议，宣称“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52]反复指责那些“星气之书”“多杂 祥，不经”，[53]“其文图籍 祥，不法”；[54]指出阴阳家是些“怪迂阿谀苟合之徒”，[55]批评“阴阳之术，大祥（吉凶之兆）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56]认为“其语闳大不经”，[57]“《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 [58]对宣扬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的图籍很是轻蔑。在《天官书》、《封禅书》里司马迁揭破了事鬼神的真相，无非是当权者的提倡，方士们为猎取禄位而有意捏造。
司马迁还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和判断一些流行观念的可靠与否。《高祖纪》虽然也写了刘邦某些神异，但基本上本着实录精神，既写他坚韧不拔、知人善任、除秦苛法、所过不掳掠等长处，也写他贪酒好色、无赖行为和奸诈性格，使人们看到一个被封建统治者神秘化了的“受命天子”是人而不是神。《陈涉世家》借陈涉之口根本否认“应天受命”那一套，公然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伯夷传》以一系列事实说明善人不一定善报，恶人不一定恶报，发出了“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尖锐责难。此外，《秦始皇纪》和《封禅书》描述秦皇汉武迷信方士，屡屡被骗，使人觉得方士的成仙骗术与秦皇汉武的执迷不悟非常可笑。《游侠传赞》借谚语说：“人貌荣名，岂有既乎?”对人的相貌与荣誉名声的必然联系表示怀疑。《蒙恬传》叙述蒙恬自杀前哀叹监修长城，“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恬罪固当死矣。”司马迁却认为蒙恬“阿意兴功”，“轻百姓力”，“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总之，司马迁对君权神授、因果报应、成仙术、相面术、地脉说，进行了充分的批判和辛辣的嘲讽，体现他反对唯心论、有神论，宣传唯物论、无神论的鲜明态度。
特别是《高祖纪》写道，刘邦消灭项羽后，曾与群臣讨论汉兴楚亡的原因，刘邦指出，“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馕，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由于重用杰出人才而战略决策正确无误，军事后勤保障有力，重大战役屡屡打赢，加上赏罚分明，因而胜利。在司马迁笔下，汉兴的根本原因在于人谋，压根儿不存在什么“天意”!
与此相反，从刘邦历数项羽十罪、陈平说项羽不爱贤才、韩信说项羽失天下心及《项羽纪赞》对项羽过失的分析，可知项羽妄自尊大，分封天下，而制造战乱；背关怀楚，嗜杀不仁，而失去地利民心；放逐追杀义帝，主约不信，而诸侯背叛；妒贤嫉能，偏爱群小，而专恃匹夫之勇：这样的人不亡何待!可是项羽乌江自刎前说什么：“天之忘我，我何渡为?”司马迁指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悟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从根本上否定了个人命运受制于天道的谬论。
司马迁描绘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时，往往指出时势造就了这些英雄。他认为起于“微细”、“无土”的刘邦终成帝业，有一定的历史条件，“乡（向）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于秦政之暴，项羽之虐，替愤起于民间的刘邦开辟了道路。[59]秦汉之际的大动荡，使一些小吏、白徒脱颖而出，各展其能，因而出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如“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 ，因民之疾秦法，顺流与之更始。”[60]司马迁认为萧何出身小吏，原并无突出德能，由于遇上动乱年代，追随刘邦，因时顺势，才干出一番事业。其他如周勃、樊哙之流则不遑论。
司马迁还从朴素唯物论世界观出发，对农民起义领袖作出公正评价，对一些中下层人物事迹进行淋漓尽致的描述。他高度评价陈涉：“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61]把陈涉同商、周的开国之君汤、武与有“素王”之称的孔子并提。《魏公子传》描述了夷门监者侯赢和鼓刀屠者朱亥帮助魏无忌出兵攻打秦兵，解除赵国都城邯郸之围的过程。《刺客传》描写了曹沫以匕首劫持齐桓公归还所侵鲁国土地，荆轲藐视强敌行刺秦王以抗暴的侠义行为。《游侠传序》热情讴歌了游侠的高贵品质，并特意把朱家、郭解等人和那些欺凌贫弱的“暴豪之徒”严格区分，说明司马迁表彰的只是敢于抗暴伸张正义的布衣之侠。《货殖传》记述了善于发财致富的匹夫匹妇，肯定工商业者对历史的贡献。
更能体现司马迁朴素唯物论的是他认识到经济现象对社会问题和社会意识所起的决定作用。《货殖传》开门见山否定了老子提倡的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生活方式，论述了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追求是任何政令与妙论也改变不了的，而人们的生活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农虞工商进行的生产和流通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之验。”因此，他充分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富、利）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上各色人等无不为着自身的经济利益（财）奔波。他进一步探讨了人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关系，认为人与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关系是由人们对财富拥有的多寡决定的，人们对财富拥有的多寡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是事物的客观法则（物之理）。他认为经济状况决定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面貌，国家（齐、越、魏、汉）的强大，至圣孔子的扬名，都由雄厚经济（富、饶、地力）决定。
再说“通古今之变”。
与董仲舒兜售的“天不变，道亦不变”[62]形而上学理论相对立，司马迁汲取了吴起、商鞅、赵武灵王变法实践、理论和韩非进化历史观的营养，又考察古今历史变化，认识到历史是连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并且认为历史变革和正义战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最集中体现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思想的是《史记》10表。通读10表，人们可以看出3000年历史变化的总趋势：由分封到郡县，由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特别是《六国年表序》概述了秦由一个僻远小国发展为“卒并天下”大帝国的历程，经过的几个阶段：秦襄公始封诸侯，作西 而“僭端见”；文公逾陇“营岐雍之间”；穆公修霸政，“东竟（境）至河”，与齐桓、晋文相侔；献公、孝公之后“常雄诸侯”，“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从中得出秦统一中国的两个原因：一、秦经过500余年的发奋图强，不断扩张，为始皇统一奠定了基础；二、六国“争于战功”，关东连年混战，为秦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商君传》、《孟子荀卿传》指出商鞅变法使“秦人富强”，“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富国强兵”；《河渠书》记述秦修郑国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可见，司马迁认为秦统一天下的根本原因在于变法改革，农业丰收，国富军强。他充分肯定秦一统天下的历史功绩，“世异变，成功大”；并说，“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隐约指出汉承秦制的因果关系；《礼书序》则公开点明汉承秦制：“至于高祖……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还嘲笑那些食古不化的书呆子“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严厉批评这些人看问题太片面。
《秦楚之际月表序》指出，秦汉之际政治形势剧变，“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而发生这种剧变的根本原因是陈涉、项羽、刘邦领导的起义在亡秦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
司马迁继承荀子“法后王”[63]的思想，对“上古”与“旧闻”并不怀特殊敬意，指出“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认为战国秦汉的历史变化足为当今借鉴，不一定非远古旧闻不可。因而进一步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64]认为写《史记》的目的在于志古自镜，以史为鉴，“述往事，思来者”，[65]研究过去，是为了解释现在，预见未来。
8书论述了古今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其中《平准书》最能体现司马迁“承敝通变”、“见盛观衰”的辩证思想。他概述汉承秦弊，“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经济完全崩溃。经过70余年的经营，武帝初经济已呈繁荣景象，“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但是，由于“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武帝又北讨强胡，南诛劲越，西南开发，东灭朝鲜，以至“财赂衰耗而不赡。”因而司马迁感叹道：“物盛而衰，固其变也”，指出“盛世”存在危机，看到档案学研究 论司马迁对历史档案学的贡献吴荣政现实发生颓变。
毋庸讳言，司马迁偶尔相信命运、数奇，个别地方也说过循环论，并没有完全摆脱神秘思想的羁绊。但司马迁所达到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高度不仅前无古人，举世无双，东汉以降至近代前的后人在整体上也难以企及。
郭沫若指出：“司马迁曾是一位档案工作者”。敬爱的周总理号召档案工作者“学习司马迁，当司马迁”。[66]司马迁勤奋博览，尽力实地查访，崇高伟大的人格，文献编纂方面的首创精神，在指导思想上高扬唯物论与辩证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档案工作者继承发扬光大的。
注释：
[1][3][7][13][16][23][28][43][48][51][53][56][61][65]史记·太史公自序[Ａ].②张廷枢.韩城县志序[Ａ].
[4][8][10]史记·河渠书赞[Ａ].
[5]顾炎武.日知录.卷26[Ｃ].史记通鉴兵事[Ａ].
[6]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9][34]史记·五帝纪赞[Ａ].
[11][45][55]史记·封禅书[Ａ].
[12]史记·蒙恬传赞[Ａ].
[14]三辅黄图.卷6[Ｃ].
[15][60]史记·萧相国世家[Ａ].
[17]史记·张丞相传[Ａ].
[18]汉书·高帝纪[Ａ].
[19]汉书·惠帝纪[Ａ].
[20]文选.卷38[Ｃ].任 .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Ａ].注引刘歆.七略[Ｍ].
[21]汉书·经籍志[Ａ].
[22]太史公自序[Ａ].集解引.汉仪注[Ａ].
[24][47]汉书·司马迁传[Ａ].
[25]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卢南乔.论司马迁及其历史编纂学[Ｊ].文史哲，1955，（11）.
[26]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7.
[27]后汉书·班彪传[Ａ].
[29]史记·春申君传赞[Ａ].
[30]史记·孟尝君传赞[Ａ].
[31]史记·李将军传赞[Ａ].
[32]史记·游侠传赞[Ａ].
[32][35]史记·大宛传赞[Ａ].
[36][41]史记·仲尼弟子传赞[Ａ].
[37][58]史记·三代世表序[Ａ].
[38]史记·陈丞相世家[Ａ].
[39]史记·老子韩非传[Ａ].
[40][57]史记·孟子荀卿传[Ａ].
[42]史记·吕太后纪赞[Ａ].
[44]史记·平准书[Ａ].
[46]扬子法言·重黎[Ａ].
[49]日知录.卷26[Ｃ].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Ａ].
[50]十七史商榷.卷1.史记创立体例[Ｃ].
[52][54]史记·天官书赞[Ａ].
[59]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序[Ａ].
[62]汉书·董仲舒传[Ａ].
[63]荀子·儒效[Ａ].
[64]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Ａ].
[66]周经 司马迁〈史记〉与档案[Ｍ].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2.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