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字实斋，清代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不是一位档案工作者，但他在长期的修志实践中，认识到档案史料的重要性，因而对档案史料的地位、作用及其保管、整理等作了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初步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极大地提高了档案史料的地位
乾嘉时期，考据之风风靡全国。大多数学者一头扎进了故纸堆，研究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专务考据，不问现实。与此同时，大谈义理，空虚浮泛的宋学在清政府的大力提倡下仍有很大的市场。章学诚是一位重视实际的学者，针对时弊，他尖锐批评汉学家和宋学家“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1]。他竭力主张：“道不可以空诠，文不可以空著。”[2]“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3]。
从“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的观点出发，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著名论断。[4]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根本点，曾多次围绕这一命题展开论述。
“六经皆史”的“史”究竟指什么？章学诚自己曾作过明确的解释。他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5]“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6]由此可见，“六经皆史”的“史”，即先王之政典、三代之典章制度，而这些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档案史料。
档案史料，古称之为“案牍”。掌管文书档案的人，古称之为“令史”。自隋唐以来，档案和档案工作者向来不为士流所重。“令史案牍，文学之儒不屑道也。”[7]隋唐以后，掌管文书档案的令史更是位卑秩下，不入官品。章学诚将档案史料与古代最为尊崇的六经相提并论，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档案史料和档案工作的地位。
二、全面论述档案的重要作用
其一，档案史料是国家政事的凭借。
章学诚云：“令史案牍，则大臣讨论国政之所资。”[8]“天下政事，始于州县而达乎朝廷。……朝廷六部尚书之所治，则合天下州县六科吏典之掌故以立政也。”[9]所谓“掌故”，即档案史料。
治国者必根据民情而制定大政方针，令史案牍则详细记载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及人民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故章氏云，令史案牍为大臣讨论政事之所凭借，州县之掌故为朝廷立政之根据。章氏所说，从治国这一角度说明了档案史料的重要作用。
其二，档案史料是朝廷修史、修志的凭借。
章学诚云：“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唯分者极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10]章氏又云：“朝廷修史，必将于方志取其裁，而方志之中，则统部取于诸府，诸府取于州县”[11]。显而易见，州县令史之案牍，是朝廷撰修国史和方志的最丰富最可靠的资料。
其三，档案史料是学者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凭借。章学诚认为，著书立说犹如“韩信用兵”，编纂档案史料好比“萧何转饷”、“三月聚粮”[12]，没有萧何的“聚粮”、“转饷”，大将韩信也无法用兵取胜，由此说明著书立说、做学术研究必以史料为基础。章氏又云，著作与史料之间的关系，“如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13]“有璞然后施雕，有质然后运斤。先后轻重之间，其数易明也。”[14]章氏以这些生动而确切的比喻，有力地说明了档案史料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三、提出“州县立志科”的创见，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鉴于档案史料在处理国政、撰修史志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章学诚向清政府提出了“州县立志科”的设想。志科的基本任务是搜集、保存地方文献，为修史、修志储备史料。这是一项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故章氏强调，“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15]，要选拔典吏中明于文法之人以充其任，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16]时四乡再各设采访一人，“遴绅士之公正符人望者为之”，[17]使搜集遗文逸，事，以时呈纳志科。
章学诚规定了志科平时搜集的史料，有以下几个方面：“六科案牍，约取大略，而录藏其副可也。官长师儒，去官之日，取其平日行事善恶有实据者，录其始末可也。所属之中，家修其谱，人撰其传状志述，必呈其副；学校师儒，采取公论，核正而藏于志科可也。所属人士，或有经史撰著，诗辞文笔，论定成编，必呈其副，藏于志科，兼录部目可也。衙廨城池，学庙祠宇，堤堰桥梁，有所修建，必告于科，而呈其端委可也。铭金刻石，纪事扌离辞，必摹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宾兴乡饮，读法讲书，凡有举行，必书一时官秩及诸名姓，录其所闻所见可也。”[18]
对档案史料的保管和整理工作，章学诚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要注意档案史料的安全，“置藏室焉，水火不可得而侵也。置锁椟焉，……无故不得而私启也。”[19]至于史料的整理工作，章氏主要提出两点意见：第一，把档案资料按类区分，按时间顺序编排，所谓“分科别类，岁月有时”，这样就便于检索；第二，强调副本制度。所有重要档案都要抄录副本，既能保证史料的安全，以防不虞；又能方便利用，保护原本；还可防止奸滑书吏营私舞法、偷换涂改之弊。“有事出不虞而失于水火者焉，有收藏不谨而蚀于湿蠹者焉，有奸吏舞法而窜窃更改者焉，如皆录其要而藏副于志科，则无数者之患矣。”[20]
章学诚关于州县立志科的建议虽未被清政府所采纳，但这具有远见的独创性设想却给后人以启迪，为现代档案馆的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四、关于档案史料编纂的思想
首先，章学诚提出，要将史学著作和史料编纂区分开来。“史家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章氏又称为“撰述”、“著述”；史料编纂，章氏又称之为“记注”、“比类”、“比次”。他举例说：“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21]章氏认为，著作之书与纂辑之书，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是不同的。
“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22]“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23]至于两者的关系，章氏亦有所论及，“纂类之书，正著述之所取资”，[24]即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依据。
其次，章学诚阐明了史料编纂的原则，这就是“比次之书欲其愚”，[25]即编纂要保持史料的原貌，不得随意增删改动或加工润色。要“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而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26]
再次，章学诚提出了编纂的要求和方法。编纂史料，一定要注明史料的出处，“其古书旧志有明文者，固注原书名目；即新收之事，无书可注，如取于案牍，则注某房案卷字样；如取投送传状，则注家传呈状字样；其有得于口述者，则注某人口述字样。”[27]
史料编纂为学术研究准备条件，保护史料原貌和注明史料出处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其目的是便于后人的研究和考证。章学诚提出的上述两点主张，是他长期从事修志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
章学诚还指出，比次之道，大约有三：及时撰集，以待后人之论“定”者，则“详略去取，精于条理”；“先猎群书，以为薪”者，则“辨同考异，慎于西核”“陶冶专家，勒成敫鸿业”者，则“钩玄提要，达于大体。”[28]由此可知，编纂的目的不同，则使用的体例和方法也不同。
章学诚的档案学思想散见于他的史学著作《文史通义》之中，产生于他长期的修志实践中。他的这些见解，无疑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总结和批判地继承。
参考文献
.[1][2][3]《文史通义·史释》
[4][5]《文史通义·易教上》
[6]《文史通义·经解上》
[7][8][9][10][11][15][16][17][18][19][20]《文史通义·州县请立志科议》
[12][14][28]《文史通义·答客问下》
[13][25][26]《文史通义·答客问中》
[21][22][24]《文史通义·报黄大俞先生》
[23]《文史通义·书教下》
[27]《文史通义·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资料来源：《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7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