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宣帝时招选为名儒俊才，博学能文。汉成帝时，改名为向，官拜光禄大夫，领校中经秘书，后任中垒校尉，撰成《别录》。其子刘歆（公元前53—23）年，字子俊，后改名为秀，字颖叔。河平年间，受任校书秘阁。对儒家经典、诸子、诗赋、数术、历法无所不究。刘向去世后，继任中垒校尉，在刘向《别录》基础上，编成《七略》。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也就是档案文献整理编纂工作，是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含着档案史料编纂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把对古代的文献学、校雠学、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古学、历史编纂学与档案文献编纂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熔为一炉，在目录学、校雠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贡献。对提高现代档案史料编纂工作的水平弥足珍贵，需引起档案工作者的注意并进行认真的挖掘和探讨。

一、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使许多古文献典籍由此而得到了保存，在中国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汉王朝建立以后，统治阶级十分重视文献典籍的搜求和整理工作。汉初，留下一些编次散乱，没有统一书名、篇名的简册和帛书。汉武帝以来，皇家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历经昭帝、宣帝、元帝诸朝，到成帝时已历百年之久。据《汉书·艺文志》载：“汉兴，改秦之政，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武帝时，“建藏书之策，置写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成帝时，书籍堆积如山，并且同一种书有多种不同的抄本，书名、篇目，内容、文字都有很大差异。汉王朝对官方档案文献编纂的重视，是为了建立官方思想文化体系，把档案文献的汇编作为强化统治的手段。于是先有刘向继而刘歆奉诏率领一批人大规模地汇编古代留下的文献典籍，包括自然科学的各类图书，数以万卷。 

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来考察，史篇的名篇巨著大多是在大规模的史料编纂的基础上产生的，我国古代档案文献原件虽然大多湮没，但其内容却经历代编纂的档案汇编得以系统地流传下来。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从数量及范围来看，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古籍;从时间来看，从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开始，到公元前五年结束，进行了二十二年之久，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大规模的校书编目活动。这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如《尚书》、《周易》、《战国策》、《管子》、《晏子春秋》等等。 

刘向、刘歆父子档案文献整理编纂方法影响之大，被后世尊为楷模，从而推动了后世对档案史料编纂的开展。如清政府就非常重视官方档案史料编纂，“设置了许多档案史料编纂机构。或纂修皇帝实录，或纂修国史，或纂修志书。清王朝的官方档案史料编纂，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档案学》1998.6—77）这为后人研究中华民族整个历史提供了依据。我们今天能够读到先秦之书，得益于刘向父子等人对档案文献的编纂整理，以及历代学者不断辗转翻刻，才使珍贵的上古史的材料流传至今而不致湮没。档案文献编纂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文献典籍的保存、积累和传播，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基本确立了整理古籍的程序和方法，促进了档案史料编纂理论的发展 

刘向、刘歆父子在长期的档案文献编纂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理古籍的原则和方法。把收集不同版本、校勘、整理、编修目录、考据等项工作结合在一起，首次明确地把文献典籍进行了分类和编目，使杂乱的学科、流派各归其类，呈现出有序化状态。其校书方法为： 

1.按文献的内容进行分类，即经传、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 

2.广收众本，仔细勘对，相互补充，剔除重复的篇章，确定全书的基本内容。每校完一篇文章，约有复本7-10个参考校勘。 

3.校勘文字，刊定脱误，采用“本校法”和“对校法”，仔细地校雠全文。 

4.厘定篇目，题定书目。每校完一书，便确定合适的书名。对于简册则根据逻辑顺序或时间顺序确定各篇次第。 

5.杀青定稿，缮写上素。刘向叙录每篇都有“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 

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虽然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尚未形成，但此后一些学者、文献学家、历史学家在他们从事的文献整理编纂中，依照刘向、刘歆父子的对档案文献整理编纂的方法，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为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自刘向、刘歆以后，各朝历代相因，编纂活动不断，编纂成品数量庞大。在这方面，清代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集中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之大成，提出了编纂档案史料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今日我们从古代的编纂工作方法准则中可得窥见，作为探讨档案文献编纂学的参考。 

三、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开创了目录学和校雠学，提高了档案史料编纂在学术方面的质量 

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将许多纷乱无序的简册整理成有系统的典籍，每一部文献整理编定完毕，便誊写清楚，编好目录，撰写出叙录，其内容大致为：著录书名和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著者生平，总说书名含义;辨别书籍真伪;评价书中思想、史实;叙述学术源流;对全书作出评价。每一书的叙录都放在该书之后，将各书的叙录全文汇编在一起，称为《别录》，共二十卷。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竞奏上，皆载本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编纂经验的结集。刘向去世后，刘歆继承父业编成《七略》，此书采用了我国古代图书目录工作的几乎所有优良方法和经验，系统地收录了西汉末年以前的重要文化典籍，对古代文化有巨大贡献。班固将《七略》收入《汉书》成“艺文志”，也就是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分类，即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这种编目方法上的创新，是研究目录学的开端，从此，明确地进行书籍分类的思想诞生了，人们开始注重文献典籍的编目和分类，许多学者明确地把书籍分类和编目看作一种体制和纲纪。 

我国校雠工作正式产生于刘向，这是史所公认的。校雠也称校对，校雠一词即始于刘向。《太平御览》卷618引刘向《别录》中所言：“校雠，一人读本，校其上下;得缪（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其大意是一人独校为“校”，两人对校为“雠”，合起来称为“校雠”。史学家章学诚从理论上对校雠进行了总结，在《校雠通义》中说：“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之故者，不足如此”。刘向父子校雠之法，为我们研究古代编纂方式提供了根据，至今也是编辑校对工作的一种方法。 

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定的书籍其学术价值很高，从质量上看，无论是体例的科学性或校勘的精确性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班固编撰《东方朔传》，由于后世好事者都用奇言怪语来评论东方朔，真伪难辨，班固根据刘向《别录》所载，详细记录了东方朔的文辞和著作书目，并着重指出刘向所辑录的东方朔的文章都是确凿的。刘向、刘歆父子在校书过程中，有意进行文字加工，对所有诘屈聱牙的语句一一作了厘正。采用的文字加工原则为：第一，疏理语气，增加虚词和语气之词，使行文流畅自然。第二，收拾残篇，补缀成章，将一些“不合经术”的篇章也作为外篇编进诸子文集中去。第三，订正不规范的文字。如：《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三章有“今楚王之春秋高矣，地不可不早定。为君虑封，莫若远楚”。这样几句话，进行文字加工后为“今楚王之春秋高矣，而君之封地不可不早定也。为君虑封者，莫如远楚”。使经过校理的文稿更接近于当时的口语，还校正不合理的部分用语，增加了说明背景的文字。以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最接近于《战国策》原文的“公仲亻朋谓韩王”一章为例，全文共488个字，其中错别字3个，假借字32个，漏字13个。这些错字、假借字、漏字在《战国策》的同一篇文章中已全部纠正。这一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历史长河中，灿烂的古文化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大都与档案文献编纂活动相维系，正因为有了这些精湛的编纂活动，灿烂的学术文化才得以保存和发展。我们总结古代的编纂活动经验，有着可资吸取和借鉴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曹喜琛，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档案出版社，1987 

[2]吴宝康.档案学简明教程.档案出版社，1991 

[3]姚福申.中国编辑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4]王力等.中国古代文化史讲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4 

[5]辛广伟，王守勋.通用古典文学手册.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7 

[6]丁万明.中华文化5000年.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 

[7]刘国荣.清朝文字狱与档案史料编纂，档案学，1998（6） 

（资料来源：《平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