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认为：“孕育时期的中国档案学思想主要是由史官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提出来的，而史官和主管文书、档案工作的官吏由于知识结构的缺陷，只能在他们最为熟悉的文献整理和编史修志领域有所建树，而对档案工作的其他领域则甚少涉及。因此，这一时期的档案学思想主要集中在档案文献编纂方面”。①诚哉斯言！我认为，作者所论述的“孕育时期”应该指的就是夏商周时期，即所谓“三代”，而其中的杰出代表应该就是孔子。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在教育和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应该说，与他从事过档案文献整理和编纂有关。包括他的教材、他的理论都得益于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他在政治上的作为，很大程度上是实践他整理和编纂档案文献的体会。何以见得？
一、档案文献编纂在孔子一生中占了重要位置
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孔子毕生遵循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语见《孟子·尽心上》）的人生信条。他曾做过“委吏”（司会计），也做国“乘田”（管畜牧），后来由鲁国中都宰升为司空，再为大司寇，后行摄相事。在他七十三年（公元前551—前479年）的生涯中，“求仕”成功，就在仕途上发展，仕途上失意或“求仕”不成，就退而修书，整理档案文献，而且在整理档案文献中寄托他的政治理想，寻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途径。如同他在赞同蘧伯玉时所说的那样：“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十五》）。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序说》中说：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强僭，其臣阳虎作乱专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十四年庚申，鲁西狩获麟，孔子作《春秋》。在他的晚年，他还表示： “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 （语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上也有类似这样的表述。也就是说，在他的晚年，孔子仍然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档案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之中，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孔子在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令人敬佩的。成语“韦编三绝”，说的就是孔子的故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韦编三绝”现在是一个成语，说的就是孔子晚年爱读《易》，翻来覆去的读，竟使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好几次。现在泛指勤奋读书。
二、孔子档案文献编纂的动因和效果
《史记•孔子世家》介绍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也就是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这类礼仪方面的事。成年以后，他与鲁国南宫敬叔一起去拜访老子（老子是周朝的“守藏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当时的图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档案），去学习礼仪、典章、制度的，可是，他看到“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一方面他们在守藏室看到一些以前没有见到过的秘籍、珍本；另一方面，他们也感觉到守藏室保存的典册文物，并不是想象的那么丰富，甚至在鲁国公室书库里有的卷帙，周守藏室里竟然没有。 “《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要充分的发挥“六经”的教化作用，必须“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语见《礼记·经解篇》）。所以，才有了孔子“修《诗》、《书》、《礼》、《乐》”，“叙《书传》、《礼记》，删《诗》正《乐》，序《易·彖》、《系》、《象》、《说卦》、《文言》”，“作《春秋》”这样一些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
孔子进行档案文献的整理和编纂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整理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并以此为教材。《档案学概述》中说：“春秋时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孔子曾利用夏商周和春秋时的档案文献，编成六经，即尚书、春秋、易经、礼经、诗经和乐经，作为教育学生的素材，传授给三千弟子，培养出七十二贤人”②。
2、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说的就是孔子惜未与“三代之英”共世，但很是向往。具体来讲，就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这六个人就是孔子心目中的楷模，“礼”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不可逾越的规范、界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成语有“告（读‘顾’）朔饩（读‘细’）羊”，现在喻为“糊差事”。《论语·八佾》中有“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就连这样“糊差事”的“告朔饩羊”，他也将它上升到“礼”的高度，不容取消。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和整理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档案文献，掌握了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语•为政第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还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是孔子在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中得到的启示，正是在他对“三代”历史的研究中得出了他的结论，就是要追随“三代之英”，“克己复礼”。
3、孔子在档案文献编纂和整理的过程中，还首创了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形式。《春秋》是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这是孔子对历史研究的一个贡献。而在我国流传至今的众多古籍中，“文献”一词也是最早出现于《论语》之中③，从辞源学的角度，对文献编纂、整理和研究奠定了基础。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上》说：“三代以上，记注（即档案—作者注）有成法而撰述无成法，三代以下，撰述有成法而记注无成法”④。此时，由档案演变而来的书籍已从宫中走入民间，因而得以流传。
三、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突出特点
1、孔子十分重视档案文献的研究，吸收前人经验教训。他曾经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第七》），“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论语•子罕第九》）。孔子自称“非生而知之者”，又自谦为“无知”。那么，他是如何博古通今的呢？一是好古，喜欢研究前人的事迹。他还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第七》），《集注》云：“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二是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研究。“敏”，《集注》云：速也，谓汲汲也。“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而改之”（《论语•述而第七》）。这就是孔子对待历史的态度，对待学习的态度。孔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就在于他对历史的潜心研究。
2、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体现了他的政治立场。孔子的政治立场就是所谓“克己复礼”。《论语•颜渊第十二》：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包括《论语•尧曰第二十》中所讲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矣”。孔子持有这样的思想，我觉得是有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是孔子处于春秋时期，周朝统治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权威，旧有的政治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所谓“礼崩乐坏”。孔子出生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与前朝统治阶层有着天然的联系。他的主要成就也就是竭力维护旧有的秩序，在“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中体现其对礼义、仁政、王道的毕生追求。为了达到“克己复礼”，他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来衡量一切言行；二是孔子从档案文献的编纂和整理得出的结论。他看到了周朝丰富的藏书，更感觉的周朝礼义的境界，因此他由衷的发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欢呼。《四书章句集注》有云：“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夫子美其文而从之”。因钦羡前朝丰富的历史文化，而产生政治上的向往，应该也是决定孔子一生政治态度的重要因素。
3、孔子十分重视档案材料的真实性，尊重历史真实。《左传》宣公二年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即赵盾—作者注）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通‘境’，下同），反（通‘返’）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乌呼！‘我之怀矣，自诒其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所恶。惜也，越竟乃免”。孔子赞许的这一观点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也有展示。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孔子还夸赞过卫大夫鰌（鱼），也是一名史官，“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十五》）。就是说他什么时候都说直话、真话。孔子尊重历史真实还表现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第七》）、“多闻阙疑”、“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剔除异端邪说）（《论语•为政第二》）等等。
4、孔子在强调历史真实的同时，也追求文字表达的效果。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语见《论语·雍也第六》）。孔子说了事情的两个方面，“质”应该是事物的本来面目，“文”则是史官的文采。《四书章句集注》有云：“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其本亡矣。虽有文，将安适乎？然则与其史也，宁野”。这就有点极端了。孔子讲究的是辨证统一，既要有“质”，又要有“文”，两相结合，才是君子追求的目标。就为这句话，《论语·颜渊第十二》说了一个小故事，“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结果两人都曲解了孔子的本意。棘子成强调有“质”就行了，有点矫枉过正。而子贡又忽略了本木轻重之分，“文”等于“质”，“质”等于“文”。
以上，是我对孔子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一些个人的看法，不揣浅陋，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注释
① 李财富《中国档案学的发展规律》，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一期。
② 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述》P19。
③ 曹喜琛、刘耿生《档案文献编纂学》P1。
④ 档案专业干部培训系列教材《档案学概述》P9。
（转载自中国儒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