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在很多领域都有超人的见解和论述，尤其在整理和编纂档案的实践和理论上，更有突出的成就，他的某些经验和理论，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也是科学的，因而，后人要认真总结孔子编纂档案的历史贡献。
一、孔子编纂档案的历史背景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昌平乡陬邑人，先世为宋国贵族，曾祖父因避战乱，举家迁鲁。父叔梁纥，曾任陬邑宰，孔丘三岁丧父。母亲出身卑微，孔丘少时“贫且贱”，及长，做过“委吏”（仓库主管、会计）和“乘田”（看管牛羊），在母教熏陶下，他潜心学习“六艺”：礼节、音乐、射箭、驾车、书写和计算，为他后来治学奠定了基础。
春秋末期，鲁国已经衰落，但在文化上却是个历史悠久、文献丰富的国家，孔丘就生活在这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的环境中，又经受过贫贱的磨炼，因此少年时就有奋发向上的志愿，他向往的是研寻合理的人生态度和行事准则，孔丘的学习方向，既不同于向往来世的宗教理论，也不同于观察自然的科学道路，而是着眼于伦理道德和治理社会的实际，这是从鲁国承袭的古代中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
孔丘三十岁左右时，学问达到相当成熟的地步，但是他不能越过贵族等级的限制而有所建树，尤其不允许他在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于是他就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文化教育是奴隶主贵族的专利；春秋晚期，贵族子弟繁衍已近饱和，随着一部分贵族的没落，原来由贵族垄断的知识，逐渐散布到民间，平民亦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这就为私人讲学创造了条件，也是孔子“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社会基础。
孔子的学生，如著名的颜回、子路、子张、曾参、闵子骞、仲弓等，皆贫寒之士，师生共同担负起闻道济世的重任，学舍讲论，随时问难，为了一个神圣的共同目的。由于孔子的政治抱负在鲁国得不到施展，他五十五岁那年开始周游列国，师弟同行，历尽艰难，到处碰壁，十四年后他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鲁国。他从政的失败，促使他决定培养有完全的人格、高尚的品德的学生，以担当爱人济世的伟大使命，他以培养弟子德行为目的，以学习古代档案文献为手段，整理和编纂档案文献为教材。
二、孔子对档案的重视研究
孔子编纂档案的历史贡献，必先了解他对待档案的重视程度。据《庄子·天道》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十二经以说。”这段记载，是说孔子要把自己得到的档案藏于老聃所管，位于洛邑的国家档案馆内，老子不同意，孔子便把自己保存的档案反复校勘，编纂成“十二经”（六经书和六纬书），并利用“十二经”教育学生。他希望学生从这些档案中了解西周的社会历史及贵族的“威仪”（礼），以及艺术修养（诗、乐），尤其注重贵族道德的实践（行）。
孔子治学态度十分严肃，他经常告诫弟子，只有在充分掌握了大量档案的基础上，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学而篇》）。意为，君子应首先专心致力于研究档案等基础，是谓“务本”，打好了基础，“道”自然就会出现了。他坚决反对轻视档案材料，只靠道听途说就盲目下结论的学习方法，他说：“道听而涂说，德之弃也”（《阳货篇》）。孔子重视档案，莫过于他的名言：“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篇》）。孔子把能否重温古代档案，而能有新的体会和发现，看作是能否为师的条件之一。
孔子在晚年总结自己的治学经验时，十分得意而又极为谦虚地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相信“天命”的孔子竟承认自己并非“生而知之”，成功原因是热心于研究古代档案，勤奋努力地从档案中求得知识。
孔子在教育和培养学生时，把学习档案提到极高的地位，他把教育方针归纳为“文、行、忠、信”，即以古代档案、社会活动实践、忠诚和信义来教育学生，他甚至把学习档案的重要性和学习礼等同起来，他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意为：君子广泛地学习档案，再用礼约束自己，就不会离经叛道了。孔子最厌恶离经叛道之人，他认为学习古代档案是防止离经叛道的重要保证。
孔子的教育特色之一，是善于将复杂深奥的道理，用通俗浅显的比喻表现出来，例如他在回答子夏有关“美”的问题时，借题发挥说：“绘事后素”（《八佾篇》）。表面意思是说先有洁白的底子才能画出美丽的花卉，孔子引伸为只有先阅读大量的档案，才能做出好的学问。
孔子一生阅读了种类繁多的档案，他非常欣赏郑国的外交档案，看了郑襄公三十一年的一份外交档案，称赞道：“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篇》）。意思是，郑国外交文件的撰制，裨谌拟稿，世叔提意见，外交官子羽作文辞修饰，子产再次对文辞加工。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即使孔子在危难之中，却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首先想到的是周文王以来的档案需要自己来继承，并用这个信念激励自己。如孔子周游列国时，从卫国去陈国，经过匡国，匡人曾受过鲁国阳货的掠杀，孔子长得颇似阳货，匡人误认为阳货至，于是囚禁孔子，孔子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却泰然自若，鼓励学生们：“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是说自从周文王死后，继承古代档案的使命就落在我身上了，上天若要消灭这种文化，就会令匡人杀了我；若上天不要消灭这种文化，匡人又能把我怎样？表现孔子崇高的使命感，他认为研究古代档案是上天赋予自己的任务，自己的命运已经和档案事业联系在一起，任何力量无法摧毁。孔子就是抱着如此的信念去编纂“六经”的。
三、孔子编纂“六经”
孔子周游列国后，虽然在政治上完全失意，但在教学和编纂档案中却得到了以前在政治环境中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快慰，他说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篇》）。从这句传世名言可以看出，他在编纂“六经”中享受到的乐趣，又能够品尝到孔子的艰辛，体会到“六经”中浸透着孔子的血汗。孔子编纂的“六经”为：《诗》、《书》、《易》、《礼》、《乐》和《春秋》。
孔子在谈到编纂“六经”的目的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篇》），意为：诗使人振奋，礼使人在社会上能顶天立地，音乐使人完成事业；而对于《易》，他认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篇》），孔子把“易”看作是可以不犯大过错的保障；编纂《书》和《春秋》则为了让学生们学习历史。
（一）《诗经》
系孔子编纂文学档案的汇编，乃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传说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共有诗歌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削、选录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孔子谈到编纂《诗》的意义时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篇》）。《诗经》中反映了农业生产、阶级压迫、人民饥苦、恋爱婚姻、民情风俗等。
孔子把诗歌作为陶冶情操的手段，在《论语》中孔子提到诗歌之处非常多，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篇》）；再如他和弟子子夏讨论“巧笑倩兮”这首诗时，子夏联想到礼应当在有了真实感情后再讲求礼的道理，得到了孔子的首肯：“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篇》），意为：卜商呀，你真是能够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了；又如孔子和子贡讨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时，子贡联想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句，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学而篇》），可见孔子不仅自己喜欢诗，也教育学生喜爱诗。
通过孔子编纂《诗经》及他对诗歌的赞誉，可以看到，诗歌在春秋时代已很盛行，对人生所发挥的功用，当时的贤士大夫已经感受到。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篇》）。是说：学生们为何无人研究诗？读诗，可以培养联想力，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锻炼合群性，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者可以用其中道理事奉父母；远者可以用来服事君上，还会多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孔子对诗本质的陈述，是当时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诗经》的价值是永恒的。
（二）《书经》
孔子编纂的《书》，后人尊为《书经》或《尚书》，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档案史料汇编。《书经》的内容为，孔子选择了一百篇据说是上自唐虞，下迄秦缪公的君臣档案，分典、谟、训、诰、誓、命六体，编纂成书，并亲自作序。《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公，编次其事”。
从《论语》中可以看出，孔子回答弟子问题时，随口援引《书》中档案记载，可见他了如指掌。尤为重要的是，孔子将《书》中的人与事加以消化，吸其精华，明其义蕴，归纳出若干政治上最高原则，及最重要的鉴戒，并由此指出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他后来编纂《春秋》的动机与是非褒贬的准则，这便超越了春秋时贤士大夫一枝一节的援引论述的层次，把《书》的价值升华到新的水准。
（三）《易经》
《周易》本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部有关占卜的筮书，它分“经”和“传”两部分。孔子编纂《易》，主要是讲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各自的卦形、卦名和卦辞，每卦有六爻，每爻先列题，次列卦辞，《易经》中收录的档案，传说是西周初年周文王所作。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司马迁是说，孔子在晚年喜读《易》，由于反复阅读，以致竹简上的皮条断了三次，孔子说：“如果我再能够多活几年，那么我研究《易》就会更深刻，做人则更完美。”
《易传》解释经文，内容为孔子编纂并作序的《彖辞》、《象辞》、《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孔子将《易经》和《易传》收集、整理、编纂成档案文献汇编，反映了古人认识世界的情况，如对生活基础、社会结构、精神生产、宗教信仰、政治斗争等，均有反映；亦可看作是孔子对自然科学档案的重视。
（四）《周礼》
“礼”是规范贵族各种行为的合法形式，亦称“仪”，乃适应以宗法为骨干的统治要求而建立，在周朝得以完善和发展。“礼”是孔子教育学生的第一门课，孔子编纂《周礼》，不仅为了教学需要，也是孔子本人信仰和追求的需要。
孔子之前，已是：“《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汉书·艺文志》），经孔子删订，编纂《周礼》四十二卷。《周礼》中收录的档案记载了周朝典章制度，反映了周朝的社会阶级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制度和法制，包括统治阶级的冠、婚、丧、祭、朝、聘、射、乡等礼仪，和古代亲族关系、宗法思想和贵族生活情况，孔子的政治观点和哲学思想，在《周礼》中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周礼》是孔子世界观的反映。
（五）《乐经》
礼、乐本为一体，相辅相成。孔子对乐造诣颇深，有浓厚的感情和很高的欣赏水平。他会唱歌，擅弹奏乐器，考察过许多古代乐曲，对乐歌有过多次中肯的评论，他尤喜韶乐，在齐听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篇》），意为：想不到欣赏音乐竟到了这种境界。他评论韶乐说：“尽美矣，又尽善也”（《信佾篇》）。孔子爱乐竟到如此地步：“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篇》），是说孔子同别人一道唱歌，若别人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和他一遍。如孔子听太师挚奏关雎之曲，“洋洋乎盈耳哉”（《泰伯篇》），听后满耳皆是乐曲，好听极了，便是一例。
孔子明确表示自己编纂《乐经》情况：“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篇》），他编纂《乐经》几乎触及到当时全部流行的歌词和乐谱，将古代各种礼乐制度依照标准厘定、记录下来。可惜《乐经》已失传。
（六）《春秋》
孔子根据《鲁春秋》，并参考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档案文献编纂而成，内容为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及自然现象，记事极简短，每条最多四十字，少则仅一字。《春秋》本是给学生编纂的历史课本，特创编年体史书笔法，隐寓褒贬，婉而成章，借以打击“乱臣贼子”“犯上作乱”。《春秋》不但收录档案，还加入孔子看法，为当前政治服务。《孟子》云：“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惧怕天下大乱的形势继续下去，他严格按照西周初年标准，维护周天子统治，“寓褒贬，别善恶”，孔子曾叹曰：“知我者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上》）。可见孔子编纂《春秋》倾注了自己全部思想和心血。
四、孔子的档案编纂思想
孔子编纂档案，从选择档案、考订档案，到加注作序，都有一套细致而严格的原则，体现了孔子的编纂思想，足资今人借鉴。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总结为：
（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己”（《为政篇》），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第十节）。除了范文澜先生的归纳，结合档案编纂特点，还可以补充几点：
（一）选择档案的政治原则孔子选录档案，首先宣扬“天下为公”的思想，他编纂《尚书》称赞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泰伯篇》），是说舜禹虽然拥有天下，却不据为己有。还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同上）。其中的“唯尧则之”是说尧法天生万物而无私，孔子这些话，是从《尧典》、《舜典》和《大禹谟》中借用过来的。
其次，孔子借编纂档案而强调正确的用人标准，他认为用人是否得当，对治乱有决定性影响，《泰伯篇》记载：“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是说舜有五位贤臣，天下便太平，周武王也说过：“我有十位能治理天下的臣子。”孔子因此说道：“人才难得，不是真的吗？唐尧和虞舜之间，以及周武王时代，人才最兴盛”。孔子将上述档案选入《尚书》，可见其重视程度。孔子选择档案的政治标准中有很重要一条，即强调“无为而治”的原则，他称赞舜做到了这一点：“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卫灵公篇》）意为能做到“无为而治者”，除了舜，还能有谁呢？孔子认为只有克制自己的贪欲才能治好天下，具体讲就是在公事上要尽心竭力，在个人生活上要清苦，他认为禹也做到了这一点：“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篇》）。孔子赞美大禹：我对他没有批评，他吃得不好，却把对鬼神的祭品办得很丰盛；他穿得不好，却把祭祀的衣冠做得极华美；他住得不好，却把力量完全用于沟渠水利。孔子借舜、禹抒发了自己政治主张。
（二）选择档案的学术标准除了范老提到的三条准绳外，孔子坚持凡是有怀疑的档案，必须考订，才能选用，他举例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篇》）。意为：商纣王的坏，不像档案中说得那么严重，所以君子不可以居于下流，一居下流，天下坏名声都会集中到他身上。孔子认为“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意为我毕竟还能看到档案中存疑之处。
对档案产生怀疑就要考订，考订时要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为政篇》）的精神，即：多听多读，有疑问之处先置于一旁，自己学习之后，疑问自然可以解决，这样能够少犯错误。具体考订档案时，应本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态度，即不臆测、不武断、不固执、不主观。这既是治学态度，又是做人准则。
孔子告诫学生，编纂档案不仅仅为了自我欣赏，更重要的是方便别人阅读。因古代档案艰深难懂，有必要加注作序，但要通俗易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篇》），雅言即普通话。孔子反对故弄玄虚，批评“今之学者为人”（《宪问篇》），“为人”即故意装饰卖弄自己。他强调加注作序时“辞达而己矣”（《卫灵公篇》），即言辞能够表达清楚就可以了，尽量简短。作评注时要“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同上），不要因某人说了几句好话，就肯定他；也不要因某人是坏人，他的话就全错，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思想在今日也是完全正确的。
孔子编纂档案，极难能可贵的是，他很重视有关自然科学档案的编纂，如在《春秋》中，记载鲁国的三十七次日蚀，依现代天文学科学方法计算，有三十六次准确无误。最早的一次是鲁隐公三年二月（公元前720年2月22日）的日全食，比西方最早的记录早135年。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记“有星孛入于北斗”，天文学家公认比欧洲早670多年发现而有记载的彗星（哈雷彗星）；其历法之精确度也比欧洲早许多年。孔子通过编纂活动为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科技档案文献，我们要感谢他！
大哉，孔子！
（资料来源：《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