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保管档案的官员是史官，而对我国古代档案事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物却是没有当过史官的孔子。孔子对古代档案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历代文书档案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上，其有形成果就是“六经”。 “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儒家经典，其中《乐》自秦始皇焚书后即已亡佚，现存的其余“五经”不一定是当时的原貌，但它们是孔子为教学需要而整理编订的教材，已为学界所认同。对于“六经”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地位，哲学史家、文学史家、教育史家、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给予很高评价，但对孔子编纂“六经”在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史上的意义则探讨不够。实际上，编纂“六经”是我国古代对文书档案第一次有目的的大规模的整理和利用，在中国文书档案事业史上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 一、从内容上看，“六经”多为文书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提出“六经乃周官之旧典”的观点①，但他没有展开详细论述。下面我们试以这些经典的内容为主要论据来论证“六经”的档案性质。 1 《书》和《春秋》的档案性质。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古代档案事历史文献汇编，收录的是商、周两代最高统治者发布的政令和重要讲话的记录；《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按年记载了鲁国从隐公元年到哀公十四年间（公元前722－公元前481）的历史大事。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这两部书，一是古代文书的精选，一是历史记录的摘要，其档案性质十分明显。 2 《礼》的档案性质。 关于《礼》，现存有《周礼》、《仪礼》和《礼记》3部礼书。《周礼》原称《周官》，是一部官制汇编，规定了西周中央政府“天、地、春、夏、秋、冬”六部的职掌和属官人数，其档案性质比较明显；《仪礼》是记载典礼仪节的书，记录的是商、周统治者名目繁多的典礼的复杂程序，实际上就是职业司仪据之经办典礼的“程序单”；《礼记》是儒家论说或解释礼制的文章汇编，其中一半以上是解说《仪礼》相应篇章的，另有少数则是《仪礼》所失收的古代典礼仪节的文件。从这些内容看，3部礼书中，前两部是关于典礼程序的档案材料汇编，《礼记》则是对《仪礼》的阐释和补遗。 3 《诗》的档案性质。 《诗》（即《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人们都知道《诗经》的文学价值很高，却未必了解它也具有档案性质。下面我们重点论证《诗》的档案性质。 第一，《诗经》所收诗歌分为《风》、《雅》、《颂》3大类，《雅》中所收之诗多属史诗，《颂》为庙堂祭祀时演唱的歌颂祖先功业的颂歌，也具有史诗的性质，这些“史诗”文学价值不高，而史料价值却很高。如《大雅·》记述了周族古公父自迁岐的故事，其资料后来成为司马迁撰写《史记·周本纪》的重要根据；再如《周颂·臣工》、《大雅·桑柔》等篇保存了有关土地分配和耕作的资料，《大雅·公刘》等篇保存的关于赋税的资料，《小雅·十月之交》留下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9月6日地震的同时发生日食的情况，这是中国最早的有确切日期的地震记录。 第二，《诗经》中最具有文学价值的是占总数一半以上的“风诗”，而从周王朝采集这些诗的目的和方式看，它们具有社会调查资料的性质。“风诗”主要是各地民歌，其内容有反映政治黑暗、民生疾苦的，也有表现男女爱情的，这些诗之所以能进入宫廷和贵族上层社会，是周王朝实行“采风”制度的结果。西周的“采风”制度在我国行政管理史上是独具一格的：中央政府设置专职的采风官员（“行人”），定期到民间“采诗”。《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以闻于天子。”《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礼记·王制》也说：“天子……命太师陈诗以观得失”。可见采风的主要目的是“观政”，即了解各诸侯国政绩的好坏和各地的风俗民情，然后安邦理国，赏功罚罪，而不是如有些文学选本所说的仅供王公贵族“制礼作乐”。《诗经》中保存有如《伐檀》、《硕鼠》等反映劳动人民生计维艰、对贵族剥削表示强烈不满的民歌，将它们配乐演唱是不会给宫廷贵族带来愉悦的，这也能说明“采风”的目的是了解民情。从“采风”的目的（“观政”）和方式（专人定期采集）看，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调查，采风所得的诗，在当时乃是原始的调查材料，这些材料被王室保存起来，也就转化为档案。所以说《诗》经中的《风》，原本也具有档案的性质。 “六经”中的另外两部，《乐》已不传，《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如此说成立，则《易》的原本必为周王室所收藏的重要档案。由于《易》的内容比较深奥，限于篇幅本文不作具体分析。仅从以上４部经书的内容看，章学诚关于“六经乃周官之旧典”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笼统地说“六经”就是周代官方的文书档案，则抹杀了孔子搜集、整理它们的历史功绩，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六经”大多为孔子搜集并加以整理的档案材料的汇编或摘要。 二、古代典籍关于孔子及其弟子搜集档案情况的记载。 “六经”具有档案性质，但“六经”是否确为孔子所编纂，学界曾有不同见解。否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钱玄同提出的，他认为：“孔子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②。肯定者最极端的观点是康有为提出的，他认为：“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③。这两种观点皆为偏颇之论。准确的说法是：“六经”是孔子依据搜集到的档案材料加以整理而形成的，他不是“六经”的著作者，但肯定是“六经”的“编纂者”。 历代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可以证明，孔子为编订“六经”曾长期有意识地进行档案材料的搜集和积累。现略举数例： 其一，《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礼代之礼，序书传……”。这里的“追迹三代之礼”就是搜集有关夏、商、西周有关礼的文献资料。《论语·八佾》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这也说明，孔子为研究“礼”的演变曾搜集、考察过杞国（杞侯为夏的后人）和宋国（宋侯为殷的后人）所保存的有关夏礼和殷礼的档案典籍，他发现材料不全，不足以为据，因此才发出“文献不足”的感叹。 其二，《史记》中“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都有孔子专程到周都城洛邑向“周守藏室之史”老子“问礼”、“孔子西观书于周室”的记载。现存汉代石刻中有一块孔子见老子的画像，画中就有“一人手捧简策，交孔子翻阅”的细节④，这可以说明孔子向老子“问礼”，绝不是仅仅聆听几句教诲，而主要目的是考察收集周守藏室中的档案资料。 其三，《尚书纬》记载：“孔子求《书》，得……三千二百四十篇……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公羊传注疏》引闵因《序》：孔子“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里所讲的“求”当然是寻找、搜求的意思。这些记载中的确切数字未必可靠，但孔子为编《尚书》、《春秋》而亲自或派他的学生到各地去搜集有关档案资料，应当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三、孔子利用档案编纂“六经”的目的和背景。 孔子虽然做过“大司寇”等高官，但从政时间仅５年左右，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办学教书，是一位职业教育家。《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六经”乃是孔子为教学需要而编订的系统的教科书。他所利用的档案资料来自何处呢？ 孔子在鲁国是有影响的文人，且任高官，他可以看到鲁国的官方档案。因鲁君为周公后人，所以鲁国保存的档案典籍比较丰富，这为孔子利用档案编订“六经”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但从“六经”的内容看，仅仅依靠鲁国官方档案是不够的。《诗经·风》收有“十五国”民歌，这十五国遍布北方各地；《春秋》记述历史事件的范围也遍及当时整个中国，包括被视为蛮夷的楚、越等南方诸国；这些内容不可能仅仅取自鲁国的官方档案。 （资料来源：《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