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也可以说是早期现代化从根本上具有生发的历史必然性。完成由古代作为政治附庸的“档房”模式向近代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的“档案馆”模式的转变，有其丰厚的社会土壤作基础。传统史家的理想、乾嘉以来“实事求事”的科学求真精神、五四前后西方实证方法与科学史观的传入与模仿、“新史学”对档案信息价值的深入分析和档案“双元价值观”的形成、内阁大库档案的遭遇与整理实践、“公共心”的提倡和图书馆博物馆事业的拉动、外国档案馆事业的专业见识、行政效率提高的呼声等等多种因素，共同营造了近代档案思想形成的人文环境，促进了我国档案事业的专门化和档案学的萌芽。档案事业的近代化与中国社会近代化相伴而生，其依托的复杂社会背景和人文因素是我们应该深入分析的，它对我们讨论档案事业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近代社会思潮的激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思想重建、道德重塑、知识重构、传统资源重组是知识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在这种思想的转型中，“档案”的文化价值和哲学上、科学上、道德上的意义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成为近代档案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一科学、求真的精神与实证主义的影响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在价值取向上源于“实事求事”的科学求真精神。 

其实，19世纪晚期的考据学已区别于以往而表现出“现代性”，[1]这种现代性就是这里所说的科学精神或者前清之际的“实事求是”。此前的考据重在微言大义，而此时的考据却以证实或证伪为基础，这对近代科学思想有深厚的影响，成为接受西方科学史学的前奏，也为档案意识的渗透开辟了心理信道。胡适就曾以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2]著名文化史学家葛兆光先生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有的学者指出，清代考据学的意义在于使一种以音韵、文字、训诂为中心的诠释经典的研究方法，成为经典之学的主要方法，这使经学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靠这种新的诠释方法，清代儒学走出了宋代以来学者对于经典诠释方式的旧途径，即按照主观理解和客观需要来解释经典意义的模式。……这种追求真实性和确凿性的方式，一旦成为至高无上的原则，它将使经学指向另一个方向，即把经学的意义从追求‘真理’转向追求‘真实’。……由于追求真实和确凿，也使阐扬真理和原则的经学转为追求真实的史学。”[3] 

“五四”前后，西方哲学思想的传入和“科学主义”思潮为档案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合适的土壤。德国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Ｈ·Ｒｉｃｋｅｒｔ）的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理论、杜威（Ｊ·Ｄｅｗｅｙ）的实验主义、罗素（Ｗ·Ｒｕｓｓｅｌ）的新实在论和逻辑实证论、法国孔德（Ａ·Ｃｏｍｔｅ）的实证主义等思想的影响，在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明显的痕迹。可以说，来自中西两个方面的实证精神，不仅影响到近人“求真”价值取向的确立，还是近代档案价值观形成的心理基础。 

龚自珍被称为中国社会“转折时代的一面镜子”，“标志着传统文化的终结，同时代表着近代文化的发韧。”[4]，他在提出新价值观和倡导学术风气的转变上有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功劳，故“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5]连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6]也正因为龚自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这种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我才怀着十分的兴趣对他在档案价值方面的主张作深入考察。让我惊喜的是，定庵先生的著述中，他在“档案”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也表现出时代超前性（后面的章节中有关于他的专门论述），而其档案思想便以尊史和求真的价值取向为根基。他认为，知识和学问首先要做到：“莫遁空虚，咸就绳墨，实事求是，天下宗之。”[7]在他看来，既然档案是能成就真实研究的原始资料，理应引起社会的重视，而他本人则以身处档案之区，“能见档册，能考档册”为“其福甚大”。[8] 

梁启超继承了龚自珍的思想，在其史论中，档案观的形成与求真的科学主张之间，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吾以为有一最重要之观念为吾侪所一刻不可或忘者，则吾前屡说之‘求真’两字———即前清干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主义是也。”[9]“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与自己的意见便是。”“真是理想的历史”。[10]而在任公心里，档案即是“没有真伪问题的现存的史料”[11]，那么“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12]自是理所当然了。 

马叙伦从科学的角度提出了搜集整理各种文献的重要性，认为，“取干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于科学之方法”，[13]方可谓之科学求真的学问。这里的“各种文献”已经包括了“档案”。 

胡适、刘半农、沈兼士、姚从吾等人的档案观都与尚真的价值取向互为表里。在他们里“爱看的是真山真水”，[14]“学问的道路上十分讲求一个真字”，[15]譬如“传记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记实传真”，目的在于“保存真实的历史材料”。[16]也正因为他们认识到“档案是未掺过水的史料”[17]这一“真”的特质，认识到“历史家利用档案，才可以认识事实的真象，报告事实的真象”，“认识事实的真象，才可以使事实的记载与事实符合”，[18]故强调档案柜里的“文件才是真历史”[19]。总之，只有档案才是历史的真实而权威的凭证。而真的取向，甚至成为档案整理原则的核心，即“以不失原来之真相为原则”。[20] 

 二公共心、爱国心的滋养和近代文化事业的拉动 

近代档案馆的诞生和档案思想中的许多主张得益于公共意识的觉悟和爱国心的驱使，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事业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档案馆的建立起连带或拉动作用。 

近代档案事业受惠于博物馆、图书馆事业的拉动。当这些公共文化机构建设的思想付诸实践之时，档案作为公共资源的意识也日渐深入人心，而作为公共机构的档案馆也就应运而生了。 

事实上，在近代档案事业专门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少人，同时又是近代图书馆事业、博物馆事业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其中，梁启超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起步阶段最为杰出的一位代表。蔡元培先生不仅在1929年担任平图书馆馆长，还在近代博物馆事业中提出了很多有见识的主张，“成为中国早期博物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1]王重民先生则提出了“三馆学”之说，[22]主张研究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时必须同时兼具3方面的知识，这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博物、图书、档案共生共建的思想。傅振伦先生起草了我国早期档案馆组织条例并介绍海外档案见闻，同时又是一个在博物学中很有研究的大家。袁同礼先生不仅在近代图书馆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还将国外档案分类方法以及自己的理解经由蔡先生介绍到国内。当时不少人对海外档案馆的见识也是经由图书馆而后获得。而且，近代档案馆的独立性也只是相对于传统的“档房”而言，起初它与图书馆都是作为博物事业建设的一部分来进行的。还有，近代档案教育也是在图书教育的带动下开展起来的。 

“八千麻袋”事件和档案文献弃之外邦的情况，激发了公共心和知识界的爱国良知，公共心、公德心、爱国心以及公共权利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当中，梁启超、蔡元培、鲁迅以及旅欧的一些学者发挥了重要作用。 

梁启超1902年提出“新民说”，其中新民德便着意提倡“公德、国家思想”的培养。他于1919年在荷兰期间嘱人抄录太平天国文书，其“留连不置”，“慨然于实迹之遗弃外邦”而“自不能舍之”[23]，其拳拳爱国心可一见之。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档案和图书、文物在他的眼里就是被视为“公共”资源的，他批评古代文献机构“中秘”而远离民众的特性，号召学习欧人所设之文献馆，提出了建立具有开放性、公共性特征的文献收藏机构的设想：“吾草此章竟，吾忽起无限感慨：则中国公共收藏机关之缺乏，为学术不能进步之极大原因也。欧洲各国，自中古以还，即以教会和王室为保存文献之中枢，其所藏者，大抵历千年未尝失坠，代代继长增高。……近世以还，则此种机关，纯变为国有和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举私家所珍袭者，从而献之，则其所积益富。……直至今日，交通大开，国于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见；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会，乃无一图书馆，无一博物馆，无一画苑。其为国民之奇耻大诟不论，而学者欲治文献，复何所凭籍?……吾侪既身受种种苦痛，一方面既感文献证迹之易于散之，宜设法置诸安全之地；一方面又感一国学问之资料，宜与国人共之。”[24] 

蔡元培、王国维、鲁迅先生则针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散失论及公共心的培养。蔡先生批评大库档案的移动者“缺少公心”，[25]鲁迅先生则由此感叹“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26]他们都意识到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一个专门保藏这些公共资源并以公众为服务对象的档案馆。 

程演生、向达、王重民、刘半农等人在海外看到大量的敦煌文书和太平天国文书，身处异邦更强烈地感受到国家档案文献缺乏妥善保管的悲哀，强烈的爱国心使他们无法容忍民族文化的研究却要仰赖外人的收藏。他们辛苦的抄录、整理、刊布，这不仅使国内的学者大受其益，而且增强了设法收藏国家档案文献的历史使命感。近代档案思想的不少精辟议论出自为这些抄录和整理编纂的档案史料书所写的序跋文字。 

还有一些学者如姚从吾、傅振伦等人，他们对档案作为公共资源的认识主要来自对西方档案馆公共性质的亲身体验，诸如大学与档案馆有密切联系，学生可以到档案馆里上课[27]，可接待学生和接待团体，“任人观览”、“完全公开”的开放姿态等等，都使他们在日后的讨论中将档案馆视为公共事业。他们对西方档案馆的介绍，引起了国内知识界对公共档案馆机构的向往，也成为我国近代意义专门档案馆性质和功能定位的重要参照。 

二、“史”与“新史学”中的“档案” 

在我看来，没有近代史家和近代史学，就没有近代档案价值观的形成，就没有近代档案思想和档案事业的专门化，也就没有中国档案事业的现代化基础。同样，没有近代档案思想，也就没有中国20世纪的史学成就。 

一传统史学的影响 

在我国古代，档案工作虽以工具价值的体现为主要目标，但那些参与记录和有机会接触档案的史家则对档案内容价值（信息价值）有着初步的认识，这些思想还成为影响近代档案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尤其在档案史料价值认识方面，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近代学者们在讨论档案问题时几乎都要援引古例。在古代史家中，唐人刘知几、清人章学诚的影响最为直接。 

蔡元培在《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昔刘子玄有言，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此累累黄册，盖即当时之简，固宜保而藏之，而目录册价值之重，亦从可知矣。”[28]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讨论“档案之当设法简择保存”[29]时，从金石简牍证史、官府之簿书、历代档案图籍之厄、流水帐簿谈到天禄、石渠和皇史，其档案思想明显继承了章学诚的一些主张。在他看来，章氏对史学的贡献不仅在刘知几史家三长之外另加“史德”，还有：“（1）主张史学要分科。……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2）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以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之外，各行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30]梁启超在档案史料价值、档案制度与机构设置等方面的见解都明显地受到章学诚的影响。傅振伦的档案观也部分来自章学诚的思想，他在《公文档案管理法》中说：“章实斋撰《州县请立志科议》亦曰：‘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州县有荒陋无稽之志，无荒陋无稽之令史案牍。志有因人藏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案牍无因人藏否，因人工拙之义例文辞。’” [31]“史家章实斋，最重案牍。……是以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不可轻议也。”[32] 

二“新史学”对档案信息价值的凸显 

1901年－1902年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发表之后所开始的新史学运动，以及此中具有相当影响的“近代史学即史料学”思想，对近代档案价值观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不少学者在谈论档案价值时都是从新史学和史料学的角度展开的。 

在我看来，新史学之“新”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反中国传统史学而新之，一是顺世界史学潮流而新之，其中包括新史体、新方法。与档案相关的是新方法。 

新的史学方法指能够借助新材料、新工具，主要指“能研究直接的材料”、“能直接地研究材料”、“能扩张研究材料”、[33]“寻求书本以外的材料”、“利用新的资料来源”[34]，这在胡适、傅斯年、刘半农等人关于史学方法的创造中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而档案正是符合这种创新要求的理想素材。 

新史学还意在对于近代欧美自然科学方法和史学方法的借鉴。梁启超对西方进化论历史观的评介和新史学的阐释，胡适对于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接受，傅斯年关于达尔文论及史学科学化的理解，陈垣、姚从吾对欧美现代史学方法的学习，都使档案得以自然地进入他们关注的视野。 

20世纪初，向西方史学的学习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史学”的重要内容。那时，西方史学理论引入中国，促使一些学者较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史学的弊病。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一批颇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名著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法国朗格诺瓦、瑟诺博习的《史学原论》、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等，这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是“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对“新史学”的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档案”意识也随这种引进潜滋暗长起来。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者，他不仅间接地从日本翻译的大量著述中引纳西说（如1902－1913年间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的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还直接受西方史学的影响。1918－1920年，他游历欧洲之际，在法、德受到班汉穆（Ｅ．Ｂｅｒｎｈｅｉｍ）、朗格诺（Ｃｈ．Ｖ．Ｌａｎｇｌｏｉｓ）、瑟若博司（Ｃｈ．Ｓｅｉｇｎｏｂｏｓ）等人的影响。因为此时正值班氏等人的史学方法“最为盛行的时候，梁氏所请留法学生给他讲述的各门学问，史学方法是其中一项，应是不容置疑的。”[35]而且我们还知道，班氏等人的史学方法中，强调档案在现代史学中的作用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有人认为，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氏突破性的见解，是“中西史学相互激荡下的产品。”[36] 

傅斯年是在史学方法上学习西方并因此确立档案价值观的又一个代表人物，他深刻地受到德国兰克史学的影响。利奥波德·冯·兰克是一个伟大的科学派史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史学被称为欧洲史学秉承的主要遗产。其特点是崇尚史料、讲求实证：“在这位德国历史学家看来，撰史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只有凭借这些可靠的材料才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因而，他笃信原始史料，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来编写历史。”[37]傅斯年20世纪初在英、德留学，得兰克科学实证史学的真传。其著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的观点与兰克的论述如出一辙，他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故被称为“中国的兰克”。出于这种科学史学观，傅氏主张“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38]而档案以及地下实物等原料的发掘整理正是科学史学的创新的任务。所以，傅斯年以近人顾炎武、阎若璩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为是，批评章炳麟不能用新材料且杀别人在新材料方面的功劳。继而，他在方法意义上论述档案的重要性以及不重视档案的错误，认为“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39] 

姚从吾则是一位将欧洲史学方法与档案价值的分析更直接地加以说明的学者。在当时，中西史学如何结合，为一大课题，陈垣先生就曾“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习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相结合。[40]而就是这位留学德国的姚从吾先生，感受到档案在西方现代史学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将欧美档案馆与现代史学的关系以及其中诞生的辅助科学如古文书学、印章学、谱牒学等全面地介绍到国内学术界：“现代历史学的任务是什么呢?据德国历史方法论大家班海穆教授（Ｅ·Ｂｅｒｎｈｅｉｍ）所说：第一，要用进化的观点去看历史。就是用进化的眼光去解释历史上的事变；第二，要用科学的方法，认识原史料，认识历史事实的真像，不为偏见所蔽；第三，要用科学的方法搜辑证据，使事实的记载与客观的事实真象两相符合。”[41]姚从吾留德两年，于1924年回国。他在北大讲授历史方法论、西方现代史学的显著特征，传播兰克学派的史学方法，尤其注意介绍“档案”在现代西方史学中的无与伦比的作用和意义：“现代的历史学注重从‘原史料’中找证据。而原史料供给地就文字写下来的史料说，最重要的就是档案馆。历史家利用档案，才可以认识事实的真象，报告事实的真象。我国从前的着史与保档混而不分，所以有许多被剪裁过的会要会典，而不知道保存原档。”[42] 

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对于近代档案思想如何在新史学的建设中滋长起来，大约可以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三、来自欧美的档案专业见识 

关于这一方面的内容，我只想简单地作些介绍以保持问题的系统性，《档案学研究》曾在1998年第2期刊载了笔者的《我国档案工作学欧美及其意义》一文，其中对此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早在三四十年代，由于社会对档案学术价值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史档案整理的大规模实践及提高行政效率运动的兴起，有识之士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海外的档案馆。蒋廷黻、傅振伦、朱士嘉、姚从吾等熟悉我国档案整理状况和文档工作状况的著名学者对欧美档案工作进行了悉心的考察或专门的学习介绍。他们或以学者名义，或也兼有外交官员的身份；他们或作细心考察，亲睹欧美档案馆建筑，对其风格及变迁史以及馆藏档案有了初步了解；或在外国档案馆长期学习实践，对档案管理（主要为整理与分类）和开放利用给予特别关注；或参加外国档案工作组织，或翻译介绍欧美档案馆资料与档案学著作。他们在考察时中西比较，对异国经验也鉴别优劣，且及时传授指导于国人，以期在“档案整理上，或不无小补”。[43]这种源于档案整理实践而又及时影响到国内的考察学习，对规范当时的历史档案整理工作，尤其对我国思想的启萌、档案分类原则的尽早确定及档案学的萌芽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切认识的结果是完成了我国档案工作从“档房”模式向“档案馆”模式的转化，这种转化从本质上说是实现了传统档案工作向现代档案工作的早期转变。 

①③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目录第19页、第618页。 

②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转引自《传统与价值反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页。 

④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页。 

⑤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九册，《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 

⑦⑧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6、第305页。 

⑨[10][11][12][24][29][3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173、340、58、76－77、58、58页。 

[13]马叙伦：《整理国学计划》，《新教育》1921年3卷4期。 

[14]《刘半农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15]胡明：《胡适留学时期的求知之路》，《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6]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3页。 

[17][20]沈兼士：《文献特刊·报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版，第1、7页。  

[18][27][41][42]姚从吾：《档案馆与现代历史学的关系》，《文献特刊·论述》，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第52、39、39、52页。 

[19]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68页。 

[21]马继贤：《博物馆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22]傅振伦：《王重民别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3]张铁宝：《梁启超与太平天国史料》，《近代史资料》总第72期，第259页。 

[25][28]高平叔：《蔡元培史学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282页。 

[26]鲁迅：《谈所谓“大内档案”》，《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31][32]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5页。 

[33][38][39]刘梦溪：《傅斯年卷·傅斯年先生小传》，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4页。 

[34]覃兆刿：《胡适档案文献观刍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6页。 

[35]杜维运：《西方史学输入中国考》，《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之附录，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1年版，第299页。 

[36]杜维运：《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探源》，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81年版，第339页。 

[37]张广智：《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历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 

[40]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66页。 

[43]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6年，第1页。 

（资料来源：《档案学研究》2004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