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曲阜孔府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清代历史档案，也去过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一史馆）去的次数最多，查阅到一些馆藏档案，并且利用到著述当中，因而对它的感情特别深厚。

1960年代初期，我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方向是关于清中叶江南租佃关系及其性质。这时我在李文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资料》（第一辑）中看到清代刑科题本的一些有关材料，于是特别想去存放明清档案的国家档案馆查阅这类档案，然因限于条件，未能如愿。及至70年代后期，明清档案改归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一史馆前身）管理，我遂前往查阅档案，看的是民众运动方面的文书，其时的目的性并不强，只是想见识见识档案是什么样子，了却当初不能阅读档案的心愿。随着改革开放方针的实行，学校教学与研究的正常开展，我就有计划地去“一史馆”查阅档案了。 

一 查阅雍正帝及雍正朝档案 

1980年秋冬到馆里查阅雍正朝史档案，看尚未印行的《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由于一史馆编辑部正在为出版而进行整理，所以只看到雍正六年（1728年）。这时，我看到雍正帝“朱谕”，一包包的，小包装，每包有若干件，每件是裁得很小的纸片，宽不过寸许，长不过3寸，不写收件人姓名，也不署年月，我从内容上仔细分析出大约何时写给那个官员的，这样确定每一份朱谕的史料价值。同时看了《上谕内阁》、《上谕八旗》等书，以及内阁全宗、军机处全宗、宗人府全宗的一些档案。军机处全宗的某些文件，在1958年被按内容性质区分成18大类，依类检索，查找同一内容的档案是方便了，不过将同一个人的档案拆散了，同时形成的档案也不管时间的因素被分散了，我要利用的是年羹尧西北战事的档案，按类提出的卷子，大多与此了不相干，令我有点失望。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阅读宗室玉牒。玉牒没有藏在一史馆藏档楼内，存放在皇史庞西配殿，我要阅览，需要保管员蹬三轮子板车去拉到利用室，先后拉了2次。玉牒开本很大，宽近1尺半，长约3尺，每册厚度不一，厚的有半寸。玉牒是10年一修，实际上是隔9年编纂一次。我查阅了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九年（1670年）、十八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五十四年、雍iE''年、十一年、乾隆七年所修的横格本、竖格本玉牒，为减少保管员的劳动强度，我向馆方提出到皇史宬库房查阅的请求，得到允许。库房中的玉牒一摞摞地放置在架上，我按要检索的年份去找，找到了，因玉牒被压在下面，想抽出来又抽不动，只好将上面的玉牒暂时移放他处，阅后再将玉牒放归原位。室内灯光暗淡，虽是上午，阅读仍有困难。这样我们停留2个多小时，就停止了查阅。我之所以热衷于查阅玉牒，原因在于想解决雍正继位之谜的疑案。孟森没有机会阅览玉牒，但是认为它可能会反映康熙帝对继承人的意愿，他的见解刺激我努力查找和阅读五牒。另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看“康熙遗诏”，我细致阅读，抄录原文，并获准提供复印件，我对照《清实录》等文献研究比对，终于对它有所认识。 

我在未去一史馆之前，围绕着雍正史的问题，已经认真阅读了南开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清实录》、《清史稿》及“清三通”等有关部分的资料，以及一史馆前身故宫文献部所公布的 

一些档案文书。此次去一史馆目标有二，一是普查档案中的雍正帝全面资料，二是搜寻关于雍正帝继位的史料，前述查看康熙遗诏、玉牒、宗人府档案均为此目的。我在一史馆期间，白天阅读档案，晚上消化那些资料，集中思索雍正帝继位的历史疑案，产生初步意见，就在12月的晚上和周日写作《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论文，完稿后投给《故宫博物院院刊》（发表在1981年第3期）。离开一史馆回到学校，即撰写《康熙十四子胤褆改名考释》，主要是利用玉牒资料，文成后投交一史馆刚刚创办的《历史档案》，被采用于1981年第4期。接着写《清世宗不叫胤祯，叫胤稹》一文，以顾真的笔名刊登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上。随后我综合各种文献史料，于1982年底撰成《雍正传》书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二 阅览嘉庆朝刑科题本 

1983年开始，连续4年，我带领研究生和本科生去一史馆，查阅并摘录“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全部档案的32351件。每次去约为10人，时间为2个星期。 

我选择嘉庆朝，是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60年代摘录乾隆朝刑科题本中的土 

地债务类资料，并且编辑出版《清代地租剥削形态》（1982年）一书。他们重视地主与佃农关系和阶级斗争，我则将视野放宽，普遍关注社会生活全貌，在主佃关系之外，对东伙关系、家族关系、家庭关系、民族关系、宗教信仰者与非信仰者关系等方面均予关注，试图比较全面地认识社会风貌，为此我将“嘉庆朝社会史档案资料”的搜集提纲，印发给参加工作的同学，请他们按照要求选取档案资料。在阅读档案之初，对同学进行培训，先后邀请一史馆朱金甫先生、秦国经先生及故宫博物院的专家讲专题课。同学们在明确了任务之后，边看档案，边抄录材料。我也将全部精力投入查阅档案中。一边阅览，一边夹纸条，写明需要抄录的段落起迄，交给同学抄录，同时我自己也作一点摘录。在我们工作后期，为加快进度，就请人抄写一部分资料。我在工作之初，就同朱金甫先生商定，此项档案资料的抄录、编辑与出版，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与一史馆的合作项目，共同发表。为了资料选编出版的事情，我联系了中华书局，后因梓刻此类图籍赔本太多，中华书局难于承受而作罢。我又同台湾商务印书馆联系，对方感到兴趣，然而要求影印原件，而我们是抄件，设若再来阅读拍摄，工程、经费都大，我们做不到，只好将抄件搁置起来。直到2002年杜家骥先生和我申请到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基金的资助，又取得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允诺，编辑工作重新启动，希望能够迅速而顺利地进行，早日将资料选集奉献给学术界。急于了解此项档案选编内容的同仁，于拙文《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南开学报》1999年第一期），或许会得到一些信息。 

三 查找人物传记档案 

我在《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书中特辟一章，曰“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传记史料”，绍述档案传记的形成，档案传记文献的类型，具体说明履历档、题名录、名册的史料价值，对国史馆传稿、内务府族谱、宗人府玉牒，也都一一作出交待。我为了这一章的写作，于1994—1995年，先后去一史馆2个月，因为实行双休日，我常常是星期一早上从天津赶到馆里，隔周的周五晚上回到天津，平日住在教育出版社的半地下室的招待所里，因为这儿离一史馆很近，步行进故宫神武门，再走不到十分钟就到馆里了。 

在馆里，开始是提阅履历档。我的阅览重点是在康熙、雍正两朝，提调了这部分的原件，并翻拍一些资料片，为了解档案中的传记史料状况与特点，我不仅注意档案的内容，同时留意它的形成与形式，以及一史馆的保存、编目、编辑、出版状况。一般的情形是阅览厅开放时我阅读档案，中午关闭时我到目录室翻检目录，确定下一步搜集资料的方向，更主要的是理解和认识馆藏的编目方法，以便按图索骥。比如一史馆将引见履历档分为“宫中履历片”、“宫中档案履历单”和“宫中履历引见折”3大类，分别编制目录，成《宫中履历引见官职索引》、《官职履历引见折人名索引》，从中查找某个官员的履历非常方便。读后，我写作《清代履历档案的史料价值——以雍正朝为例》论文，并提交给1995年一史馆召开的馆庆7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7年，《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印行，我看到这30册的巨著，内心充满了喜悦，感谢一史馆与华东师大的合作。如今再利用一史馆的履历档，一般不必跑到馆里，人力、精力、财力不知要节省多少倍。 

这一次我还查阅了内务府全宗的各种花名册，如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清字收掌誊录官履历清册》，道光元年（1821年）的《庆丰司造送司官清册》，五年的《管理三旗银两庄头处造送职名册》，光绪二年广储司的《逾岁官清册》等等。我特别阅览了内务府属人族谱数十种，如《泰陵应差正黄旗易州红罗厂居住园头张顺承呈报家谱图》、《镶黄旗沙河居住屯领催毡匠申庆旺呈报家谱图》等。清朝制度，内务府下属人员要定期呈报家谱，我看的是光绪、宣统年间形成的，呈报人的职业，确切地说是差役、职务，有庄头、蜜户、苇户、百长、领催、毡匠、投充、革退投充等。家谱反映这些家族居地、差役和生育人口状况。我利用这些家谱，写出《光绪宣统朝内务府庄丁家谱简介》（漆侠教授纪念集，2003年），试图说明它的利用价值。 

一史馆清朝国史馆全宗的传记档案，也是我此次搜查目标。我的关注点在于传记是如何形成的，即立传和写作制度，并将一史馆所藏传记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做些比较。皇帝下令将某人宣付史馆，就是要给他写传记了。史官为纂修传记，广泛搜集素材，一面从官书摘取有关传主的材料，一面要求有关衙门及家属提供相关文字（事迹册、事实清册、行状、行述、哀启、讣告、祭文、咨文、甘结、履历片、出身清单、政绩、奏折、文集、年谱等），写成之后，并不能成为定稿，往往经由另外的史官修饰，数易其手，始能通过。传记的传主，不仅有达官贵人，还有义行懿行的普通人，如“国史馆全宗·编纂类”下有孝友项、列女项，我提阅了嘉庆十一年云南《蒙化直隶厅儒学造报乐善好施姓名事迹年分清册》、十五年《浙江孝子义夫孝妇各事实册》等。我依据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查阅的传包，并检索该馆出版的《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与一史馆保存的传记做出粗浅的对比，以认识它们各自收藏的传记我将所阅览的各个全宗的档案传记材料及其形成史、一史馆的分类编目，综合地写进《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传记史料》章中，希望给读者提供查阅一史馆传记档案的某些资讯。 

四 利用档案史料的点滴体会 

去档案馆查阅文书与到图书馆检索图书迥然不同，究竟差异何在?我在多年的阅读利用中体会到一点，并在《清史史料学》（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沈阳出版社2004年）一书中作了专门的陈述。兹将要点转述于次，给刚刚接触档案的初学者一点信息。这就是： 

首先，需要懂得档案分类法。它同图书分类完全不同，通常是以档案的形成和收藏单位（衙门）命名，建立全宗，下面按文书的体裁（文种）分类，再次则以朝年区分，如前述我们所阅览的土地债务类档案，其所属分类为：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朝。 

其次，要懂得清代职官制度。档案分类既然是按衙门区划的，这就注定要明了中央和地方衙署的设置，以及他们的职掌。 

第三，具有清代文书体裁的知识。如同前述道理一样，不明了清代文书体裁，对档案中同是皇帝的指令：诏书、誊黄、敕命、敕谕、朱谕、谕旨、朱批谕旨、明发、寄信、廷寄等文书如何区分呢?只有弄清楚了，才可能正常地提阅与利用。 

第四，是须知档案资料亦有其局限性。成为档案的公文是处理政务过程中形成的，决定了它叙述事情的零散性和琐碎性，也就是说它反映的事实比较具体，而缺乏概括性，因之不要指望档案能给我们一切材料。 

第五，是档案史料的真实性也需要鉴别。档案是第一手史料中的第一手材料，一般是反映历史真实的，但一些档案是有意歪曲事实的，切勿相信所有档案资料都是真实可靠的，因而需要做史料真实性的鉴别。 

第六，是利用档案史料应同其他文献资料相结合。档案资料对一个大事件的交待，常常是不完整的，单依靠它，好多事情不会研究清楚，只有结合阅览其他文献，来互相补充。 

第七，背景知识的先期把握。阅读档案之先或同时，对清代，特别是研究的课题有所了解，有了背景知识，就容易理解档案所描述的内容了。 

最后一点，是利用相关工具书。如一史馆编著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庄吉发著《故宫档案述要》等。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