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史料馆（即日本外交档案馆）是属于外务省所辖单位，自1971年（昭和46年）4月15日开馆以来，已经收藏、展示并出版了许多珍贵的外交档案史料，这里已成为研究日本近代史与日本对外关系史的一个重要学术资料中心。

该馆所藏档案史料约为48000余册，每册又包含几件甚至几百件不等的原始史料。这些数量庞大的史料，真实地记录了自明治初年以来到当今为止，日本外务省的许多重要的活动。这些史料还包括了日本外务省及其所派往世界各国各地区使领馆官员的通信、电报以及其他各项文书。 

这些外交史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然曾有所损毁，但是，对于二战以前的，以我所接触之史料来看，却很少受到损失，各类文献整理得井井有条，保存得相当完整。中国作为日本的一个近在咫尺的重要邻邦，与日本关系至为密切，文化交流亦源远流长，尤其是晚清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往来更加频繁，既有侵略与反侵略，又有众多的民间文化交流。因此，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中，涉及中国的文献尤其众多。这也为我们研究晚清史与中日关系史提供极为丰富的资料源泉。下面就以外务省档案与晚清史研究的一些有关问题，谈一些我自己的切身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晚清史档案的利用大有可为 

对于外交史料馆这块风水宝地，已经有许多前辈学者捷足先登，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在晚清史研究方面，有许多优秀的历史著作，都曾大量使用档案资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已经不可能耕耘出丰硕的成果。事实恰恰相反，从晚清史范围来看，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及孙中山的研究成果比较多，而其他方面则比较少。一些至关重要的史料，以往的学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都一网打尽。 

比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日本驻上海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给外务省寄回了一件革命派人物毕永年所写的《诡谋直纪》，长期以来并没有予以重视。后来，汤志钧、杨天石等中国学者前来作短期访问，他们二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份史料，回国后分别撰写论文，考证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前夕，确实想借用袁世凯的军力去包围颐和园。1毕永年就是重要的当事人，故而他的“直纪”很值得重视。 

这份档案的作者毕永年，湖南长沙人，与会党颇有联络，又是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毕永年的《诡谋直纪》是用日记的形式，来记载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底到北京之后的经历。当时，新旧两党之间势同水火，矛盾尖锐。面对守旧势力磨刀霍霍，空前严重的压力，康有为等人已经建议皇帝破格拔擢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用袁世凯的新军来对付守旧党。可是，在袁世凯的周围，没有维新派的得力人手可以协助督促袁世凯用新军来制服慈禧和荣禄。正在此关键时刻，毕永年来到北京，并住进了南海会馆。康有为即与他旦夕密谋，让毕永年亲自“往袁幕中为参谋，以监督之。”毕氏颇有顾虑，声称：“仆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如有异志，非仆一人所能制也。”康则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统兵围颐和园时，汝则率百人奉诏往执西后而废之可也。”康有为後来更进一步要毕永年把慈禧太后“执而杀之可也”。2 

因此，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颁布上谕，指康有为首倡邪说，图谋不轨，“前日竟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警觉，立破奸谋。”对於清政府的指责，康有为及维新派从来都是矢口否认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犯上作乱，在一般人看来是不忠不孝的，康有为及其同伴不愿担此恶名。因此，对策动袁世凯包围颐和园一事，康梁是绝不会承认的。以至于戊戌政变发生十多年后，光绪和慈禧都相继死去，国内的政治局势已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仍然对此事讳莫如深。梁启超曾为此事给康有为写了密信，专门谈包围颐和园的问题。该函称： 

师所上监国书奉到时，袁贼已败，故措辞不能不稍变易，已潜改若干，誊写递去矣。戊戌密谋，鄙意谓必当隐讳，盖投鼠忌器，今两宫皆殂，前事非复嗣统者所忍言，非伤德宗，伤孝钦，为监国计，实无从理此曲直也。故弟子写信入都，皆力辩戊戌绝无阴谋，一切悉由贼虚构，专归罪于彼一人，则可以开脱孝钦，而事易办。师谓何如？望此后发论，跟此一线，以免异同，为叩！党禁之开必非远，然忌我者众，贼虽败而死灰尚未尽，今后所以处之者，益当慎重。若此次再出岔，则中国真沉九渊矣。师谓何如？3 

上文中的监国，系指监国摄政王载沣；师则是对康有为的尊称。“一切悉由贼虚构”，这里的贼，不是指别人，正是指袁世凯。戊戌政变后康梁一口咬定“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与荣禄的事件，”完全是袁世凯的虚构陷害，恶意中伤。因此，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搞不清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到底有没有包围颐和园这件事。 

正因为如此，毕永年的《诡谋直纪》的发现，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现在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重要的史料，在日本外交史料馆保存了近百年，都没有去发掘它、研究它，而由两个中国学者去使用它呢？显然，这是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学者对问题关注的焦点不尽相同。中国学者认为重要的，而日本学者往往把它们疏忽了。当然，这与日本学者对档案史料鉴别、理解也不无关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诡谋直纪》的讨论已经尽善尽美，无须再进行研究了，事实上恰恰相反，《诡谋直纪》从形式到内容，都有许多疑点，房德邻教授已对此文件表示怀疑。4但是，他没有机会见到此档原件，我们则可以利用外务省保存的原件及其他史料，对此项文献，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我到外交史料馆时间并不长，发现类似的史料所在甚多。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在外务省档案中，进行史料发掘与研究新课题，是大有可为的，英雄在这里是会有用武之地的。 

二、有备而来，了解档案的特点 

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资料浩如烟海，无边无际。但是，它的编排有自己的特点，一定要在实践中把握档案史料所分布特点。 

一般说来，这里的史料区分为三类。一是外务省与派驻各国领事官员通讯，二是驻各国领事官员的专项报告，三是其他的附件。比如，各地领事官员所搜集寄回的书籍、照片和其他实物等。这些史料的编排都是依照问题的不同性质分类，在各类问题中又区分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时，同样一个问题的史料，分编在不同的档册中，需要用较多的时间才能搞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 

一般说，在没有到档案馆之前，最好能对自己要研究的课题作到心中有数。要搞清楚想研究什麽问题，什麽人物，是什麽时间发生的事情，与外务省有何关系等。这样会有备而来。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目前还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只是想去那里，去翻阅浏览一下档案，然后再作决定。这当然也是一种作研究的途径。东大过去的研究生汪婉是前一种情况，她有明确的目标，专门研究晚清时期中国人对日本教育的考察，因而在很短时间内，能立竿见影，收到效果。5  

但是，从我们利用档案的经验来看，对于尚处于读研究生阶段的学者来说，更鼓励大家长期的在外交史料馆进行广泛的阅读与思考。要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把所搜集的史料爬梳、整理、分类，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克服急于出成果，急于求出名的思想，扎扎实实，埋头深入到原始的文献中去。只有长期坚持，才能真正享受其中之乐趣，那些不畏劳苦，不懈攀登者将来必成大器。 

三、吃透两头，抓住研究的热点 

所谓吃透两头，是指晚清史研究中的某一特定课题，中国与日本两国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无论是事件，或是人物，作为一个研究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状况。 

比如，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来换取日本政府在清末民初的军事援助。我们一开始对此问题很陌生。孙中山在台湾被称作国父，在大陆被称作革命先驱者，备受人们敬仰。1986年我在广州与中山市参加孙中山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日本历史学家出示了孙中山主张出让中国主权给日本的历史档案复印件，让参加会议的中国学者着实吃了一惊，其实伟人也有渺小的一面，我们要历史地评价人物。但是，我那时还缺少这样的认识。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对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给日本这样敏感的问题，中国学者也有不少深入研究。如杨天石的《从帝制走向共和》，即认真吸取了日本学者久保田文次及藤井升三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详细考察了孙中山自1898年以来关于满洲问题的多次谈话。揭出孙中山曾不止一次地讲过： 

“日本需要满洲，满洲与日本有不可隔离之关系。其地原为满洲人之土地，对我中国汉人来说并非绝对必要。我辈革命如能成功，如满洲之地，即使满足日本之希望，当亦无妨。”6 

杨天石详细分析了这些言论后指出： 

“为了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孙中山鞠躬尽瘁地奋斗了一生，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准备将满洲租让给日本，这应该也是事实。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也在这里。我们当然不应该因此而否定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史上的崇高地位，当然同样也不应该为了维护这种地位而讳言有关事实。”7 

杨天石先生成功地借鉴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又结合自己掌握的新资料，把孙中山主张割让满洲一事，分析得十分得体，令人信服。他对这个问题成功地讨论，得益於他吃透了两头，对中国和日本研究状况都很清楚。 

因此，如果你在阅读档案时，发现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有关史料，一定要先弄清楚前人对此问题有过什么研究，达到什麽程度。然后，你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否则，就会出现人云亦云，劳而无功的现象。 

再比如，我上次谈到的伍廷芳的史料，也是够让人吃惊的。伍廷芳在中国，被视作清末民初的杰出人物，不少学者对他都有所研究，成果相当多。有的著作称赞他“不论求学及服务香港时期，或北上从政时期，都可以看到他那种奋励创拓的精神，正义凛然的人格，和蔼冲挹的风仪。”8还有人颂扬他是与容闳、严复、孙中山并列的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代表人物。9然而，这些结论都可以说是在没有看到日本档案史料之前作出的。 

新的档案资料却说明：伍廷芳在陪同李鸿章签署完《马关条约》回津后，李氏又养病月余，而后，伍廷芳又随同李氏到北京述职。就在他们到达北京不久，伍氏即迫不及待地跑到日本驻北京的公使馆，把李鸿章的处境及清廷内幕及翁李之间矛盾向日本驻北京公使一五一十的禀报，10而且，这样的禀报在后来还进行了多次。这同人们所了解他的“正义凛然的人格”，迥然不同。伍廷芳和罗丰禄是李鸿章到日本谈判签订马关条约时所带的两名“头等参赞”，谈判完成後伍廷芳又代表清政府去烟台与日本政府的代表换约。有谁能想到他对日本持的态度。 

为了说明伍廷芳的问题，我这里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那是明治37年6月27日（光绪三十年五月十四日）伍廷芳与日本驻京公使内田康哉的一席长谈。此次谈话十分重要，内容很丰富，後来内田将其向日本外务省作了较为详细的报告。此报告之开头部分称： 

外务部右侍郎伍廷芳前与本使述及，欲详加密谈一事。上月13日夜，伍悄然来访，就时局问题、满洲善后策、清国已无改进之望、清宫廷内情以及自己立场等做长时间交谈。11 

伍廷芳所谈内容很多，但是有两点特别使我感到震惊。 

其一为光绪帝在未死前数年，当时宫廷大臣及太监几乎无人不知：慈禧太后驾崩之日，即光绪皇帝暴亡之时。内田报告曰： 

伍又语及清国宫廷之现状。言太后于清国妇人中诚为人凤，但终不免于妇人之见。于近来尤念余生之安乐。每日日课，听毕军机大臣奏问及各地地方官之奏报后，又暂读日刊京报。其后便入颐和园内行乐度日。至于皇帝，始终受制于太后，大臣拜谒自己之时，草草一二言，一切问答，据依太后行事。问及近来皇帝与太后之关系如何，伍不作直答。对皇太后驾崩后皇帝会如何之问，伍言道：亦如世间传闻，诚为清国忧心之事，万望无生此变。伍话中之意，皇太后驾崩诚为皇上身上祸起之时。今围绕皇太后之宫廷大臣，及监官等俱知太后驾崩即其终之时。于太后驾崩时，当会虑及自身安全而谋害皇上。此时，万望能以我守备兵救出皇帝。12 

记得八十年代，国内史学界曾有人研究清宫医案，得出光绪皇帝的死亡，是他本身多种疾病所导致的自然死亡的结论。否定了光绪皇帝之死与他生前的反对势力谋杀有关。当时，我也觉得言之有理。可是，现在我更加相信伍廷芳的所说，因为这是当时人的共同认识。试想，一个三十岁的中年人，怎么会突然在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死之前夕，而首先“自然死亡”呢？由于伍廷芳与日使内田的谈话记录的发现，光绪皇帝之死因显然应另行探讨。 

其二，伍廷芳在谈话中还劝日本公使向慈禧进言，重用他自己和象他那样有海外游学经验的人，使其“当要路”。内田报告原文曰： 

去年秋天，伍应载振贝子之招北上。时颇得意。一日曾对本使言道：清国维新之政，需先促动皇太后，而促动皇太后，与其清国之人，不如外国人有效。故本使应同英、美公使商议，直接向皇太后面奏，或者由本公使之妻趁屡屡参内拜谒之机，利用多少了解清国语之便利，向皇太后叙说维新改革之必要，并劝奏利用如伍廷芳这样有海外游学经验之辈，使其当要路。对其热心主张，本使对其叙说不可之缘由。答曰：如上直奏，或可偶尔有用。但屡屡如此，将会招致相反之结果。若日、英、美公使俱做此法，定于清国无益。其他公使效此法，则皇太后之地位，恰如韩国皇帝同样。此举甚为不可。13 

建议由日本公使或者公使夫人借机向慈禧进言重用自己。这是伍廷芳所设计的使自己获取重用的妙计，曾经不止一次地采用。而内田康哉则认为此法不可行，担心会适得其反。 

阅读了这些档案史料，你能再相信他的“正义凛然的人格”吗？这些例子说明，只有吃透中国与日本史学家，对某一特定选题和特定人物的研究状况，在档案上下一番功夫，初学者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前进。 

四、学会利用日本《日本外交文书》，正确处理利用该文书与档案的关系 

日本外务省从1936年（昭和11年）以来，把馆藏的主要文书，加以整理编排，出版了一整套《日本外交文书》，仅明治时代就出版了73册，大正以后又连续出版了数十册。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方便。但是，对于我们专门从事晚清历史或者近代历史研究的人来说，《日本外交文书》是远远不够的，然而，它又是我们进行研究工作时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初学者可以从这本书里发现不少线索得到启迪。因此我提倡大家先多用点时间，读一读《日本外交文书》，这对深入利用档案史料是会很有裨益的。 

尤其是对目前的研究生来说，绝不能够只满足於读《日本外交文书》，因为它的量太小。在我们研究戊戌维新前后，中日两国交往的情况，如果只是用《日本外交文书》那是非常不够的，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在该文书中都没有具体的反映。比如百日维新中，日本驻北京公使矢野文雄与清政府的许多交往，在文书中记载颇不完备。他在戊戌闰三月，写信要清国派遣留学生二百名，日本支付全部费用，而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以及戊戌政变后，他奉劝慈禧、荣禄不要放弃新政，重走老路等文件。《日本外交文书》并没有详细充分地记载。 

再如，对百日维新期间，总理衙门官员在开办京师大学堂时，向日本方面取经的史料，在文书中多付阙如，而在档案中却有明确的记载。此文件颇为紧要，征引其中一件如下： 

总理衙门派令章京，到日本使署论大学堂事宜，所记问答，开列如後：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两点钟，章京顾肇新、徐承（火昆）奉堂谕赴日本馆署，使臣林权助偕翻译得凡作藏出见。告之以日前林大人到署，我们中堂大人曾交大学堂章程，请为斟酌，想已看过。今日叫我们来问，有无应酬之处。林云，贵国开设大学堂，最为现时要务，惟开办之初，章程原不能美备；将来有不妥协处，应随时酌改，期归尽善。 

就现章而论，以中国学问为根本，最为扼要，断无抛荒本国学问，专习外国学问之理。各国学堂皆系如此办法。 

学生应令统学英文，其有愿学他国语言者，亦只可兼习。缘无论何国教习，皆通英文，未必能通中文，若学生不习英文，彼此隔膜难以教授。 

章程所列各种学问，以政治、矿学、工程三项为最紧要。中国现在急需此三项人才。卫生学亦是要务。至於兵学与文学不同，须另立学堂，不应列入大学堂之内。 

各项学生，学有成效，要与正途出身之进士并重，此层似应明降谕旨，令人周知，方能踊跃。 

专门教习薪水，每月三百两，恐外国上等教习不肯来。上等教习约需六百两之谱。专门教习，不必专请西国人；如中国人有精通专门者，亦可令作教习。日本学堂开办之始，皆用西人教习，迄今三十余年，均换日本国人。日本现在有学成之人，中国如愿延请，与之随时商定一切最好。 

日本学例，学生令自备资斧，及日用伙食，购买书籍并束修等项。有极贫者，学堂始量为津贴；其上等学生，学堂例有奖赏，从无概给膏火之事。因学生学成，自己用项甚广，终身受益。不比武备学堂，专为国家出力，应给膏火。今日所谈，不过大略，三五日得假，尚拟到贵署与中堂大人畅谈章程。 

此篇问答，总理衙门进呈御览，传交管学大臣阅看。14 

上文中的林大人，系日本驻京代理公使林权助。所谈各项均为林氏对京师大学堂章程所发表的意见，系中国教育史上极有价值之史料。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在东京的天时地利的优势，多多利用这里的各种原始档案。 

五、不要忘记其他的档案史料源泉 

我们这次“晚清历史与档案研习班”除了领大家去外务省外，还要去到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去考察。那里也是一个研究晚清历史的另一个重要的风水宝地。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力迅速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诸如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以及日俄战争等等。这些都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同晚清历史息息相关。 

我去那里的时间很短，但是也看到不少使人耳目一新的史料。诸如平壤战役后，日军俘获了许多清朝将领之间的通信。叶志超等人在逃跑前夕，还给左宝贵写信，动员他知难而退；而左氏终不为所动，坚持与阵地共存亡，成了甲午战争中少有的民族英雄。 

另外，还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参谋本部派神尾光臣、宇都宫太郎去长江流域活动，劝说张之洞等人联日的早期记载。所有这些史料对于晚清史研究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希望大家能有机会去那里深入研究。不过，防卫厅的档案目录不象外务省那样有条理，那样容易利用。由于开放时间较晚，资料整理出版也不象外务省那么丰富。然而，愈是这样的地方，愈有深入发掘的余地。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通过大家的努力，一定会使近代史研究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注释： 

1、参阅汤志钧：《关於戊戌政变的一项重要史料－毕永年的〈诡谋直纪〉》，《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8页。杨天石：《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确证》，《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毕永年《诡谋直纪》，编号1614－2。 

3、蒋贵麟：《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台北版，第860－861页，又见杨天石上揭书。 

4、房德邻：《维新派“围园”密谋考－兼谈《诡谋直纪》的史料价值》，《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5、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 

6、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第283页。 

7、杨天石：《从帝制走向共和》，第288页。 

8、张云樵：《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台湾联经，1987年版，扉页。 

9、丁贤俊等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前言。 

10、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伍廷芳来访－关于李鸿章目前处境》，译者林文贤。 

11、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内田康哉致小村寿太郎与伍廷芳密谈件》，译者孙伟珍。 

1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1614－2。译者孙伟珍。 

1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1614－2。译者孙伟珍。 

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编号1614－2。 

（资料来源：《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