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散社会上情况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社会上出现了大批清代历史档案，引起了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极大兴趣和重视，认为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风声所及，传遍全国。

        这批档案在社会上发现，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它一定历史背景的。先是清光绪廿四、五年间1898、1899年，内阁大库由于年久失修，因雨渗漏，未及修缮。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帝后奔逃，局势突变，修理库房之事，当然提不到日程上来。此事一直拖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正式动工修理。为便于施工起见，事前做了准备工作，先将库存档案移出一部分，暂存于大库北面文华殿内工竣后仍移回大库，另部分，当时阁议以远年旧档无用，奏请焚毁。时张之洞方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奏请将内阁大库藏书，拨交学部，设学部图书馆。罗振玉以学部属官参与交接之事，偶抽阅拟焚之件，多为珍贵史料，亟建议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并将拟焚之件，亦拨交学部。事得允准，遂将其中一部分试卷置于学部后楼，档案则置于国子监南学。
    民国后，学部改为教育部。民国五年1916年，教育部历史博物馆成立，又将试卷和档案并存于端门，选择其中比较整齐者另存于午门楼上这部分后来移交前北京大学。当时历史博物馆即设于此，而端门在其南，望衡对宇，相距不远。民国十年1921年，正当军阀混战之际，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当时政府财政情况可以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各机关往往不能按时发薪，甚至有积欠数年之久的，穷苦职员枵腹从公，一时有“灾官”之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协商生财之道，以济眉急。不惜以大批档案史料为筹款手段，仅以四千元代价，卖与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拟运往纸厂，作为再做纸的原料。据说有八千麻袋，重十五万斤。事为罗振玉所知，以此档曾经寓目，多为罕见史料，毁掉可惜，遂以重价赎回。但是经过这番周折，档案已损失不少，只剩七千麻袋了，余俱散失，不知下落。罗得此档，租屋用人，检其可为刊布者，辑为《史料丛刊初编》，印行于世。内容有不少清初珍贵史料，如《太宗文皇帝日录》，  《招抚皮岛诸将谕帖》，  《天聪朝臣工奏议》等。这些都是当时认为远年旧档无用拟焚之件，毋乃太荒唐!后来罗限于人力物力，日久难支，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将档案转卖与前驻日公使、当时社会知名人士李盛铎。李得此档，只是收藏，未有史料刊行。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又将档案卖与前在北平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们利用这些档案辑为《明清史料》行世。内容有天启，崇祯和顺治，康熙等朝文件，多是明末清初稀有文献．今天我们犹能看到当年内阁大库档案流散社会上部分刊行本，比起八千麻袋之数，固然是微不足道，只得窥其一斑，然而毕竟把一些可供人们参考的有历史价值的史料保存下来，虽云美中不足，亦属幸事，不然当年竟付之一炬，或为再做纸原料，一切化归乌有，岂不是更大的憾事!缅怀往事，罗振玉当年在维护档案，免遭毁坏一事，为文化学术方面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是可称道的。这批档案自从流散到社会上成为商品后，辗转播迁，在短暂几年时间里，数易其主，最后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购得，始归公有，同时也结束了它的商品命运。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初社会上发现清内阁大库档案及其经过始末概况，同时也是清代二百多年大内档案遭受人为灾害损失最大的一次

成立国内第一个档案馆概况

      我国档案工作由来很久，远在公元前的周秦时代已设有专官，如李耳、张苍之流皆其代表人物。而近代中国社会文化领域中的档案馆，则是本世纪三十年代设立的。它的诞生地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而其构成条件则是以清故宫旧有的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清史馆等处官文书为基础的。所藏档案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包括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社会和自然界各种历史问题，还有关于宫廷生活和皇族事务问题，也在其中。它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历史财富。在当时将这些档案分别集中，或就地保管，从事整理。在整理过程中，遇有可以发表的，随时编辑出版，计先后编有《掌故丛编》，  《文献丛编》，《史料旬刊》，《清代文字狱档》，  还有影印《太平天国文书》、《交泰殿宝谱》等若干种，同时面向社会公开阅览。这一系列的措施，引起学术界重视，因之各项研究工作参考取材，大都趋向档案，以为取得第一手材料，而为著书立说可靠的论据，从而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一洗从前徒托空言之弊。这说明历史档案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

这些明清档案不仅在今天被广泛利用，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就是在清政权存在时候也是不断地利用它，如历朝《实录》，《会典》，  《方略》等书，无一不是以档案史料来编写的。又近百年来对外关系专辑——《筹办夷务始末》更是用大量档案史料来完成的。总之，编写史书，无不以先占有材料为必要手段，特别是第一手档案史料，尤为可贵。当然这些档案史料，在清政权存在的时候，它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御用工具，他人不得利用。就是当时官员，而非职任其事者，也难窥其一斑。阮葵生《茶余客话》说：“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其一字者”，可见当时禁秘情形。阮所说的是指清官外朝部分内阁大库档案而官，尚且如此。至于收藏在内廷部分者，其禁秘情形，那就更不消说了。但是到了辛亥革命后，清官情况有了变化。清室将外朝部分的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等殿，划归民国政权管理，他们将热河行宫文物移来，闢为“内务部古物陈列所”，公开展览。原在外朝的内阁大库，则不在划归之内，而其所存档案，禁锢如旧。内廷部分由于当时有所谓“清室优待条件”关系，民国政权对它没有触动，也依然如旧。  “清室优待条件”共八款，其中第三款是“大清辞位之后，暂居官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因此，清政权消亡后，废帝溥仪仍可暂居宫禁。由于有这样关系，溥仪还是在宫中过着没有政权的“小朝廷”生活，长期不迁出宫，而宫内所存大批档案，也就长期禁锢在内，蛛丝尘封，任饱蠹鱼。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北洋军阀混战之际，北京政局突变，溥仪即在此时被逐出宫。当时政府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接管清故宫，点查所藏文物，并选择一些文物，以宫殿为展览室，积极筹备故宫博物院，翌年即告成立，公开于世，从而结束了明清两代帝王之家。把宫禁闢为文化场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创举，在文化事业方面增添了新的一页，而久经收藏宫内的清代二百多年的历史档案，也随之打开禁锢局面，成立机构初名文献部，后改文献馆，作为故宫博物院所属业务单位之一。但是在当时对于档案馆事业来说，是一个新课題，前无成法可以师承，只能从实践中摸索方法逐步前进。其大旨是以档案原属机构为系统，如内阁、军机处、清史馆、内务府、宗人府等文卷，分别保管，不使搀杂。还有散存各宫殿内奏折等，也另作安置。在某一系统下的档案，先因名以立类，再即类以为目，如内阁之“黄册”是。有的只立类而未列目，如宗人府之“说堂稿”是。也有的利用原来年月基础，顺序排比，如军机处之“月折包”是。总之，从实际出发，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法，来处理这一大批凌乱失序的档案，使之渐有头绪。当然，这些措施，都是试行，或许不足为法，还有待研究改进。然而就是这样，在尘封多年故纸堆中，艰苦工作，付出不少人力时间的代价，才取得初步成果。尤其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政局动荡，人心不安，人力物力都感缺乏。虽然有了档案馆事业，也是惨淡经营，因陋就简，仅具雏型。一一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它已为后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奠立基础。这就是故宫旧藏档案，在三十年代成立档案馆经过简史。

档案的名称来历

        旧日官文书称为档案，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在清代则是司空见惯，老生常谈的事。它既成为一种语汇，自必有其来历。现在试作浅说，以明其义。在未说它之前，先从“档”字谈起。按许慎《说文解字》书中并无档字。许慎为东汉时人，当时或尚无此字，所以未被著录。后来虽有此字，但作木床，或木框格解释，其含义并不是旧公文。就是《康熙字典》也没有将“档”字解释为文书之说。然而据清《会典》所载，各部院衙署设有“档房”，为贮存文书之所。

        清代各部院公文案卷，没有国家统一保管库房，即国家档案库，也不设专官管理，而是由各部院派员各自典守。不同前代，如《历代职官表》所说，“宋制六部成案，留部二年，然后藏之架阁库，又八年则委之金耀门文书库，故特设官以掌之。今之六部文案各留本司诸曹皆自为典守。”清代各部院设有拓档房”这是客观实际，但“档”字名称来历，在清代官修书中，对此未有任何解说。而在私人著述中，則有关于此项之记载，如清人杨宾《柳边纪略》说。

        “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

子，以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脏皮条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为档子……。”

        近代谈档案者，多引用此说，作为档案名称解说和它的来历。可见档案一词，是由削木作书，积累年久而得名，其来自边外，而非中土我国古代削木作书曰木简，竹曰竹简。当时边外得纸不易，但多木材，就便取用。现存档案中，仍有由关外移来的满文木牌，上端穿孔，可贯绳索悬挂，犹可想见当年杨宾描述档子的情况。又有由关外移来满文老档，其中有些是用明代山东地方衙门案卷上写的，还有在明《会典》书页上写的。这是清代早期略明时掠取后加以利用的，由此也可说明当购关外物质缺乏情形。

        杨宾《柳边纪略》一书，是记载关外景物之作。杨为浙人，不官东北，而去所谓边外之地，这里有一段历史故事，也是关系杨宾身世问题。据杨宾另一著作《大瓢偶笔》中，有友人为其写传。
    “杨宾，字可师，号耕夫，别号大瓢，又号小铁，浙之山阴人。祖蕃，为职方司吏，父越，字友声，世居安城村，即号安城。明末诸生，素称名士。……康熙元年癸卯，友人钱允武为雪窦下狱，属越营救，事泄坐逆党，遣戍宁古塔，……康熙己巳……省父戍所。”这段记述是杨宾去往东北宁古塔原因，所谓边外，即指此地而言，清初遗戍，多发往此地。宁古塔为满洲发祥之地，聚族而居，档子一词，即为此处方言，也就是满洲一种语汇。杨宾所记述者，是身历目覩客观事物，而非道听途说之言，其著书立说，当然可信。据此，档案一词，来自满洲，从历史某一阶段来说，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进一步探讨，则又不尽然。我们知道，满洲字是从蒙古字发展而来的，满洲字中之有档案一词，自然也是从蒙古字发展而来，蒙古文档子作，满文档子作 ，字形虽不尽同，字义则是一样。据此又可知满洲所谓档案一词，不是自我创立，而是沿用前代旧称，可以说它不是源而是流，是述而不是作。至于蒙古字来源，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说。“元人素无文字，但借高昌书制蒙古字行天下。”高昌文中有无档案语汇，现在手中没有材料，未便臆测，姑且不去说它。但是元代统治中国将近一世纪漫长时间，在其政权消亡后，在这方面没遗留下什么影响。在明代官文书中，未有以档称者，如现存之明代各卫所武职选簿，即是其例。又在明代官修书和私人著述中，也未发现有档案之说的记载。然而到了清代情况就不同了，不止在其入主中原以后，随着它的政权发展，档案一词逐渐形成全国通行用语。这为当时社会意识所决定，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清代政权消亡了，而满洲语汇所谓档案，并未随其政权消亡而消亡了，一直到现在人们还是以旧文书称为档案，已成约定俗成，习惯语言，其影响是深远的。不同于元代所谓档案，划时代而止，到明朝社会已不沿用其说，这也许与明太祖有禁革胡俗之谕有关《洪武实录》有禁革胡俗冠服之谕。不过昔日所谓档案，是指官文书而言，私人文书，一般不称为档案。后来私人文书也称为档案，这又是辛亥革命后几十年的事了。

具有代表性的题本和奏折

      
        故宫现存清代历史档案，以内阁题本为大宗，次为宫中硃批奏折。这是当时国家设官分职，各就所管事项，分别向最高统治者报告或请示的文书。内容涉及范围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刑名、军事，以及天文气象、山川河流、地震灾害等等，无不包括。这些档案来自全国四面八方、各个行政衙署，反映了清代二百多年的社会和自然各方面的历史具体问题，关系当时国计民生和庶政事项。它是有清一代历史文献，具有代表性的史料。现将题本和奏折制度情况分别简述如下：

题本

    许慎《说文》曰：题，额也。古来未有以之作为文书名称者，有之自朱明始，此为洪武十五年所定制。先是臣民具疏奏事称奏本，东宫者为启本，皆细字。奏本用长纸，字面必依洪武正韵，用字若干，又须计数于后。后来在京各衙门以用奏本不便，凡公事用题本，其制比奏、启本略小，而字稍大。这是舍郑重而从简便的一种措施。虽然如此，但内外各衙门，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奏贺，并军民人等陈情建言，仍用奏本见《明会典》。这是历史官文书而有题本之由来。  
    清入关后，沿明旧制不改，《养吉斋丛录》记有：“国初奏事，有用木签者，顺治二年，命各衙门皆缮本章，而有题本奏本之别，公事用题本，一己之事，用奏本，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沿前明旧制也”。清代沿行旧制，历经顺，康、雍三朝，到了乾隆朝有所变革。乾隆十三年，弘历以为向来公事用题，私事用奏，题本用印，奏本不用印，其式沿自前明，因当时明季纲纪废弛，内阁、通政司，借公私之名，以便上下其手。究之同一入告文书，何必分别名色，著将向用奏本之处，概用题本。令内阁传谕，通行全国，并将此载入会典见“军机处上谕档”。此后遂无奏本。事实上现存奏本较少，并且有用印的，内容也不是属于私事，如顺治时钦天监监正汤若望之祈雪本是。这依然是《明会典》所说的其虽系公事，而循例奏报……仍用奏本之例。至于奏本用印，皆为明、清两代制度所不许，明文规定，载在会典，而具体实例，竟有用印者，是为例外。
    乾隆时，既省除奏本，概用题本，由于时势推移，到了光绪二十六年，清代国家积弱已深，国事日非，载湉欲求振作，更张旧法，下诏求言。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合词上书，条陈数事。其中之一，曰省题本。以题本为前明旧制，既有副本，又有贴黄，兼须缮写宋字，繁复迟缓，不如改为奏折，简速易览见《光绪东华录》。二十七年，即有谕令以后除题贺本外，向来专系具题之件，均改题为奏。其余各项本章，一律删除见“军机处上谕档”。清因明制，公事用题本，自顺治至光绪沿行二百五十余年，至此遂告结束。虽然仍保留题贺本一项，但此为各省督、抚大吏，在每年“元旦”，  “长至”，“万寿”，所谓三大节中，例进庆贺之文书，不关国家政事，虚应故事而已。

奏折

       清代奏疏，又称奏折。奏之名称较古，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陈政事、献典仪、上急变、劾愆谬，总谓之奏。奏者进也，言敷于下，情进于上也。”见《文心雕龙》。此为奏之解说及其由来。其后历代皆以奏为臣民上书之称，至清代才有奏折之说。康熙中叶以后，历朝多用此为陈情言事文书。特别是军国政要，封章上达，既密且速，不同题本碍于制度，无论任何事项，均须先经内阁票拟代拟批旨，然后进呈。奏折封进，直达皇帝面前开拆，经皇帝用硃笔批示者，谓之硃批奏折，一称硃批谕旨。凡经硃批之折，皆发还具奏人，日后仍须缴进宫中，因而又有缴回硃批奏折之说。此例始于雍正即位，曾谕王大臣曰，所有皇考硃批谕旨，具著敬谨封固进呈。若钞写隐匿焚弃，日后发觉，断不宽宥。又云，嗣后朕亲批密旨，亦著缴进，不可钞写存留见《雍正实录》。自此以后，遂成定例，历朝奏折，发还缴回，循环往复，最后汇集宫中，此为宫中存有大批硃批奏折之由来。康熙时硃批奏折，虽有追缴之谕，但事过境迁，缴回者不多。不过其中有的值得一谈，如江宁、苏州两织造曹寅和李煦的奏折，内容不只是关系织造事项，有不少是接受玄烨硃批密示，将地方细故、官场见闻，以及在籍官员私生活等，都暗中差人写送情报。甚至事涉宫廷问题，也在密报之中，如李煦写给玄烨硃批奏折：“王嫔娘娘之母黄氏，七月初二日，忽患痢疾，医治不痊，于七月十四日午时病故，年七十岁。理合奏闻。”玄烨在此折中批写：“知道了。家书留下了，随便再叫知道罢。”从这些事例来看，说明他们主奴之间是何等特殊亲密，真是无话不可说了。在清代二百多年无数织造官中，这是仅见的。关于曹、李二人的奏折，也是近代研究“红学”人士视为探讨曹雪芹家世问题的重要文献。

        此外有关军国政要事项，如雍正时对西北准噶尔用兵、乾隆自我吹嘘所谓“十全武功”，以及由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各个历史阶段，若干具体问题，都可在奏折中求之。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清政权消亡，奏折文书亦随之废止，而成为历史文化遗产。

        （文章来源：《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