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失败后，一些被俘的重要将领多留有详略不等的供词，它们是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史料，亦为史学界所普遍重视。如李秀成供词即为其中之尤著者。干王洪仁玕、幼天王洪天贵福及恤王洪仁政、昭王黄文英被俘后的供词各一件，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二册据《逸经》转据胡氏旧藏清刻本编入，亦为学者所广泛利用。60年代萧一山先生出版新著《清代通史》，曾部分引录台北收藏的洪仁玕、洪天贵福的其他一些供词、诗句。受萧先生此书的指引，1994年初我去台北，因林满红、魏秀梅、庄吉发等先生之助，得以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获见萧先生所引述者之全豹，又有若干新的发现，所见计有洪仁玕供词7篇，绝命诗1篇，驳《李秀成供》述词1篇；洪天贵福供词、诗句10篇（段）；洪仁政供词3篇；黄文英供词4篇。此外还有尊王刘庆汉、誉王李瑞生供词各1篇（刘庆汉、李瑞生供及洪天贵福供1件系日本小岛晋治先生获见并赠给复印本）。

这28件供词和材料中，4件为上述1952年出版的《太平天国》资料丛刊所已刊，24件除萧先生书曾部分引述外，为学界所未见，较现在已知的史事，有很丰富的新内容，既可大大增进对太平天国的了解，也可校正现今通行著作中的一些错误。其中洪仁玕和洪天贵福亲笔书写者达1万余字，亦为有文物价值的文献。28件中的一件，是《太平天国》已刊的洪仁玕供词的亲笔原稿，其已刊本较之原稿有大小错讹50余处。故该次获见这些材料，对我本人和对太平天国研究，都是幸事。现综合这28件，主要是其中24件的较重要的新史料，分为7类酌作介绍；有些并稍作辨证分析。另附对已刊的洪仁玕供词中较重要错误之校正。希望这些新史料和我的辨证分析能为历史研究所利用。

洪仁玕供词中1篇是亲笔，1篇注明是“抄呈亲书供词”，绝命诗和驳李秀成供两篇均为亲笔；洪天贵福10篇中8篇是亲笔。其他各篇中，有自称“小的”者，称太平天国为“伪”者，应是书吏笔录。洪仁玕、洪天贵福、洪仁政、黄文英等有几篇供词并非亲书，但其中自称“我”，称洪秀全为“老天王”，这几篇的原标题只有在南昌府供或在巡抚衙门供字样，但一篇供词有不同的笔迹，应是分别由几个人扣着字数拼抄的，看来也似是亲供之抄件。

洪仁玕于太平天国历甲子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即夏历清同治三年九月初九日深夜（实已是初十日），公历1864年10月9日在江西石城古岭杨家牌兵败被俘，天历十月十一日，夏历十月二十五日，公历11月23日就义。与洪仁玕同被俘或稍后被俘、并同时就义的有昭王黄文英、恤王洪仁政。尊王刘庆汉稍后于洪仁玕数日被俘，因已重伤，在石城县留供词后即被处死。誉王李瑞生早于洪仁玕十余日在铅山之湖坊战败被俘；据沈葆桢奏片，俘李者是赣军统领道员王德榜部，现存供词是王德榜录供抄送沈葆桢者，李应未解送南昌即被处死。洪天贵福于兵败与洪仁玕失散后，天历同年九月十三日即夏历九月二十五日，公历1864年10月25日在江西石城荒谷被俘，天历十月初六日，夏历十月二十日，公历11月18日被处死。除李瑞生、刘庆汉外，其他几人都从被俘地被解送南昌，经首府和巡抚审讯。他们留下的供词和其他材料之未注明日期者，都应作于以上时期内。

28件中，有些是清方问官审讯时的答词，通常称为供词；有些是被俘后在囚禁中自行写出的材料，或可称为自述。这里的供词、自述，性质无甚区别，而且都是中性词，故在本文中一般统称为供词。为以下行文省便，将28件名称编号列后，本文称引时仅指明编号。

（一）洪仁玕供词：1 在席宝田军营之一，原题“席营提讯逆酋供”；2 在席宝田军营之二，原题“抄呈伪干王洪仁玕亲书供词”；3在南昌府之一，亲书供词，即《太平天国》已刊一篇的原稿；有错讹。原篇末有另外笔迹“廿七日亲供”字样；4在南昌府之二，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末署（夏历）九月廿七日；5 在南昌府之三，原题同上，末署（夏历）九月廿八日；6在南昌府之四，原题同上，末署（夏历）九月廿八日；7 在江西巡抚衙门，原题“本部院提讯逆酋供”；8 绝命诗，末自署“廿七日仁玕”；9 亲书签驳《李秀成供》，原档无题，馆方编目标题为“论忠王品性之毛病及坐守苏常嘉等郡情形”；

（二）洪天贵福供词：10 亲书供词之一，原无标题，自署甲子年九月廿七日；11 亲书供词之二，原无标题，下缺；12 亲书供词之三，原无标题，上缺；13 亲书供词之四，原无标题；14 亲书南京出来之人名单；15 亲书太平天国诸王名单；16 亲书请安本章格式和赞美诗；17 亲书送唐家桐诗；18 在南昌府供词，原题“南昌府讯洪天贵福供一本”；19 在江西巡抚衙门，原题“本部院亲讯洪天贵福供一本”（已刊）；

（三）洪仁政供词：20 在席宝田军营，原题“席营提讯逆酋供；21 在南昌府，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22在江西巡抚衙门，原题“本部院提讯逆酋供”（已刊）；

（四）黄文英供词：23 在席宝田军营，原题“席营提讯逆酋供”；24 在南昌府之一，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末署（夏历）九月二十七日；25 在南昌府又供，末署（夏历）九月二十七日；26在江西巡抚衙门，原题“本部院提讯酋供”（已刊）；

（五）27 尊王刘庆汉供词，原无标题；

（六）28 誉王李瑞生供词，原无标题。

一　金田起义前后

关于金田起义前后事迹，已刊洪仁玕供词颇多涉及，今新发现的洪仁玕及洪仁政、李瑞生供均有新材料。

洪秀全青年时期屡试不售，常在乡村为塾师。究竟曾在哪些地方设教？据太平天国官书《太平天日》及洪仁玕述、韩山文著、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注：燕京大学图书馆，1935年。）有官禄埗本村，有其表兄李敬芳所在村莲花塘。《太平天日》记洪秀全曾向五马岭彭姓三人讲道，而据彭姓后人口碑，该时洪在五马岭田心庄教馆。又据洪氏后人述，洪秀全曾在其妻赖氏之本村授徒，村名“九关”或称“九间”云（注：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36页。）。今见誉王李瑞生供28，称他曾从洪秀全读书四年，并说洪“先前在九间庄杨家村教学”。“九间庄杨家村”，不知是一个村抑或两个村，是否即其妻赖氏之本村，尚待熟悉当地地志者辨别。李瑞生，供词28称系广东惠州人，其父在广州西门外开店，他本人从洪秀全读书四年后，回店生理。洪秀全起义占永安州，李瑞生前往参加，娶妻，封职，以后一路参加各次军事行动，又随石达开出走到江西、湖南、广西，回天京后“在洪秀全身边为军机，管办公文”。有的著作记他的籍贯是广东花县，有的著作称他是李秀成宗弟，据供28，均不确。他的供词中另一可注意的是，他随石达开回广西后，“会着亲人，云母亲亡故，停在山上。小的当时求石达开奏请赏假回籍安葬母亲后，遂由广东搭洋船至南京”。求石“奏请赏假”，从文字来看，似应是请石奏请天王赏假，这说明石达开出走后与洪仍有直接联系。但从事实看，既随石远到广西，赏假葬母何以尚须南京批准？或文句原意，“求”即“奏请”，意思是向石达开奏请给假，但书写欠准确。书此两解以供研究。

恤王洪仁政是洪秀全的堂兄弟，他的供词21谈到了洪氏族人参加起义的片断情况：他本人“种田营生”，“有亲戚王尔观在广西的贵县下六十里大圩地方做酒米生理，小的前往投奔帮工”，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寄信到贵县之大圩，邀小的前往同打江山，并说拜上帝好，小的就前往金田，有本家秀年、洪阿斌、洪赐福一共四人同馆。那三人后来均已身故了。”他提到，因参加拜上帝会，自己的房屋被人烧毁了；又说，他前往金田时，那里已有1万多人。按大圩在贵县赐谷村南，而赐谷村为洪秀全表亲王盛均家所在村，洪秀全曾往传教、活动。据《太平天日》，洪秀全初至赐谷村王盛均家时，在那里遇见过洪仁政，其时洪仁政已跟从洪秀全信拜上帝。王盛均家有多人参加起义。洪仁政前往大圩亲戚王尔观家帮工，又去过赐谷村王盛均家见洪秀全，王尔观与王盛均或是一族。由此可知洪家与贵县王家有不一般的历史因缘。洪族另三人参加起义，虽事迹不详，也使我们增加了对洪族与起义关系的了解。洪仁政早年参加起义，但只是为洪秀全管厨房、衣服等事，建都南京后，曾随韦志俊出征并镇守武昌，但无实权。

黄文英虽较年幼，其供词却涉及起义及其兄之事迹。黄文英系随兄黄文金参加起义，供24称，他“十三岁时随堂兄黄文金即贼营内的伪堵王，同表叔叶开方在广西平南县师纲墟地方投入贼内……那时贼匪共有一万余人。”历来认为黄文金系博白县拜上帝会一方起义之首领，而此供则明确说是在平南参加起义，并有表叔叶开方一起参加，这是新的事实。黄文金初任“承宣”之职，黄文英因年少只在其兄馆内当“小把戏”；东王杨秀清曾要他去东王府当差，后来说他不能干，又送他回黄文金处。他记述，黄文金曾随杨秀清出兵打扬州和江西湖口，由江西转回南京，被封为永忠侯。杨秀清出征和黄文金封侯，都是较重要的史实。太平天国前期封侯者寥寥无几，现得知黄文金是其中之一，足补今之传志之缺。

洪仁玕几次供词都谈到他和洪秀全的早年情况。供7说，他“八岁读书，二十二岁以后训蒙，考过四、五届，未曾进学”。《太平天国》已刊出的洪仁玕供词说，他自幼读书至廿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洪仁玕被俘时43岁，二十八九岁当道光末年，知他在金田起义前夕尚曾赴考。供7又说，“老天王是我堂兄，长我九岁。他从前也是读书讲究文章，我少时从他受学一年，当时只是为人忠信，未见奇异也，考到三十四五岁也没进学。”

供词7还谈了洪秀全信上帝和上帝教的教义：

后来得了九本书名《劝世良言》，书内说这拜上帝的道理，他天生聪明，从此大彻大悟。那道理就是《书经》内说的，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生之意。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故称天父。人都是天生的，耶苏头一个发明天理，故称天兄。虽敬奉耶苏，却与外洋的天主教、辨真教微有不同，究与孔孟敬天畏天一样道理。

梁发所著《劝世良言》有9卷本、4卷本，洪秀全得到的是9卷本。所言洪秀全对《劝世良言》和上帝的理解，值得重视。从后来洪仁玕到天京后的著作言论来看，他对上帝教的信仰，与洪秀全是有差异的。上述关于上帝与敬天畏天关系的看法，是否代表了洪秀全抑或是他本人的理解，似需审慎区别。

洪仁玕随洪秀全拜上帝，但没有赶上起义。供7述其原因和情况说：

我从此也学拜上帝。老天王云游湖南各处，我舍不得老母，未能随他。老天王金田起义时，有知县下乡查访，因无实在形迹，就瞒过去了。我怕家里坐不稳，到广西寻他，他望（往）湖南去了。

洪仁玕供词2谈到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说洪秀全在31岁时就已和他筹划了打江山的大计：

予自少读书，粗知春秋大义。前者吾天王于三十一岁即留须发，游幸天下，与予筹划大计，欲先定南京为开基根本，倚长江之势，握镇江之咽喉，控安庆之上游，先取南七省，次征川陕而东，则大事成矣。殊于癸丑定鼎后，并守镇江、安庆，未定南方即行扫北，似失机宜。

对于“似失机宜”的事后批评是可能和合理的，但称洪秀全在31岁时就和他商议了造反开国的大计和战略，是否确是当时发生之事？供词7说，“老天王是堂兄……考到三十四五岁也没进学。”既31岁就已留发，如何在几年后还能再去应考？这是矛盾。洪秀全在1847年的3月去广州罗孝全教堂学道，据罗孝全在该月27日写给友人巴克W. Buck的信，洪秀全和洪仁玕前去问道，态度诚挚。去教堂短期学道，与密谋起义也许不矛盾；但洪秀全接着就申请受洗入教会工作，在当面考核接近通过时因要求薪金为罗孝全不喜，因而未能实现，然后离广州去广西会合了冯云山。他去广州教堂、学道、考核未通过等情，罗孝全事后在Putnum月刊发表的文章，有具体的叙述，不可能向壁虚构。这与31岁即1843年时就筹及夺天下的具体计划，是很难一致的。洪秀全在病中梦魂升天后，产生了朦胧的救世主意识。但他何时起意武力反清，是一个需要具体研究的问题。洪秀全在起义前一年曾从广西回到花县，与洪仁玕相处颇久，这时洪秀全确已有起事的计划。洪仁玕以上一段记述，可能在时间上有所混淆。

二　洪仁玕在香港和去天京

洪仁玕未赶上金田起义，其后在香港数年。他在供5中对在香港的情况有所陈述：

小的……因地方官严拿不能家居，带家小于癸丑年到外洋香港地方。那香港系英吉利所属，有两个夷长理雅各、詹马士二人在那里，名为叫人学好，其实为他国中办事。小的在夷馆中教中华小孩，系读唐书，那夷人小孩，则听夷长教读番书。在香港共有七年，中间到过广东东莞县医卜一年，并到上海教读二年。

此处所述，微有疏漏。洪仁玕在香港不只是教读，还受雇于伦敦会，任布道师和传教士助理。1854年5月，他去上海，拟到南京参加太平天国而不成，“乃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是年冬返回香港，在上海看来只半年多。所述夷长二人事则重要。理雅各，即伦敦会牧师James Legge，后来为著名汉学家。詹马士，大概是伦敦会另一牧师John Chalmers，通常中译名为湛约翰。供7说，“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洋人知道是老天王之弟，另眼相看。住香港四年，故与各头目多半相识，其国中体制情伪，我亦尽知。”洪仁玕后在《资政新篇》提到理雅各、湛约翰和其他多名外国人，认为他们是与他相友善的人。他在香港的这几年，是他经历中的重要部分。

洪仁玕在香港数年，何以又离港去南京参加太平天国？《太天天国》已刊的供词有这样的语句：“己未年，洋人助路费百金……于三月十三日到天京”，“予愿意只欲到京奏明家中苦难，聊托恩荫，以终天年”。这似是说，为了谋生而去。

但他在供词5则说，在香港数年，“嗣闻堂兄伪天王洪仁坤即洪秀全已在南京建都。他既创业于前，我何妨续之于后，就要前往南京寻找伪天王。”供词7并说是有意去香港学本事以备将来辅佐洪秀全。

供词2则说，“及至己未九年，予因七旬又二老母逝世，为子道终，始进天京，以尽臣道弟道。”

这几种说法，似以第一种说法最不能表达原意且与以后的事实不符。其他几种说法综合起来，说明洪仁玕是在母亲去世后去南京以效忠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对于这件事，40多年前和近年都有论著以为洪仁玕离香港去南京有外国侵略者的指使或背景，以为是由于英国侵略者的需要，以英国传教士出面，提供路费，前往天京，企望他把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来统治殖民地的基督教带到天京去，改变太平天国的宗教，以成为奴役中国的工具。这类看法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理雅各曾要求洪仁玕不要为太平天国做任何事。据理雅各的女儿Helen  Edith Legge所写的《理雅各传记》（James Legge, Missiononary and Scholar,1905年伦敦出版），1858年理雅各因事回英国，行前留有严谕，命洪仁玕留在香港，不要去参加叛军，洪仁玕却未遵命，在理雅各不在时离港去南京。他在供词5说，詹马士也是劝他不要去南京，“小的不听”，“詹马士想到南京等处开礼拜堂，就结交小的，送给盘川”。理雅各的传记说，洪仁玕离开香港前曾表示他去南京有两个目的：纠正宗教上的错误；与外国人和好。这两个目的并不是一项秘密使命。洪仁玕到南京后向洪秀全进呈的《资政新篇》，就有这些内容。他提出了上帝无形的观点，企图改变神人合一的做法；但洪秀全对之作了修改，《资政新篇》出版时有所折中。他提出“柔远人之法”，不以蛮夷鬼子之类以口角取胜，“许其通商，但不得擅入旱地”，“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这些自然都是从太平天国的立场出发的，完全谈不上是受外国侵略者的指使。后来，外国人把他的家眷送到南京，他给予谢金2000两。

洪仁玕1858年离香港去南京，费了一番周折。供词5述途中经历说：

小的从香港动身，走南雄州、梅岭、赣、吉到江西省，至饶州府，遇一不知姓名勇丁，他说想做生意没有本钱，小的带有金叶，就叫他往湖北龙坪等处贩货，伙同前往南京售卖。那勇与黄梅县覃汉元同乡，带小的往见，那覃汉元与小的长谈，知是读书人，要把小的荐去办笔墨，小的含糊答应，就独自往南京。

供词7则情节稍有不同，并说在饶州遇见的是清水师哨官郑姓，广东同乡。此事甚有关系，现引录该段如下：

至饶州，有水师哨官郑姓是我同乡，请我办文案兼教读，住了几个月，郑哨官回广东去了。我到湖北黄梅县为覃知县的侄儿医好了病，得了许多谢金，那知县看我做的诗，说我才学好，荐我到罗田县办书启。罗田县也是广东人，因他尚未赴任，我听见张家祥围天京甚紧，放心不下，遂将所得谢金假办货物，搭船到天京。

这是两段关于洪仁玕途中经历的新资料，有助于解释一个疑问。供3即《太平天国》已刊的那篇供词述其至京经过说：“由广东省到南雄，过梅岭，到饶州蔡康业营，八月内与天朝辅王在景德镇打仗败，弃行李一空，由饶到湖北黄梅县，知县覃瀚元请予医其侄头风之症，得有谢金……”这篇已刊供词的话有不易解释处：与天朝辅王打仗败而丢失行李一句是什么意思？据已故郦纯先生查考，蔡康业是清军副将，当时为饶州防营军官，被太平天国辅王杨辅清打败。这样，就产生了洪仁玕何以在去南京途中在清军副将营里、被太平军打败致丢弃行李的疑问，而使学者不解。现在发现以上供词5、7，就可以推想，他到饶州，认识的勇丁、哨官或为同一人，或分别为二人，而他去投靠的那位郑姓哨官是蔡康业属下，他在郑姓处知道甚或见过蔡，故在其中的一份供词中提到“到蔡康业营”，后来蔡被杨辅清打败，波及洪仁玕丢弃了行李。我想，这是以上问题的合理解答。在战乱时期从陆路长途跋涉是不易的，途中求助于乡邻是常有的事。

洪仁玕进入太平天国境去见洪秀全，有一些具体的途述。供5：

行至安徽辰塘河地方，有堂兄伪天王派了伪赐福侯黄玉成在那里驻守。小的向他通了姓名及投奔伪天王的来意，并在农襟夹缝中取出自己履历交给。那伪赐福侯带小的于己未年叁月入南京，见了伪天王，悲喜交集。

时值太平天国内乱以后，人员损失巨大。洪秀全意外地有洪仁玕到来，乃连连封给高官，对此，《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已大略述及，而在新见供词中则有较详较有趣的陈述。供词2说：

（己未年）三月十三日到京，封干天福，继封干天义、护京主将。四月初一日，改封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干王，赐福千岁同八千岁，登朝出入八炮。妻封王娘，子封嗣君，府称天府，称殿，另赐龙凤章诏一道曰……

天王封他为干王后所赐龙凤章诏，洪仁玕在三年前即辛酉十一年所撰《钦定英杰归真》一书中曾经移录。这道诏旨称许他“志同南王，历久弥坚，诚为板荡忠臣家军师，可为万世法。”三年后他被俘首次作亲笔供词，依然述及这道诏书，一百余字。回忆笔录，基本不差，可见洪仁玕对这一诏旨的满意和印象之深。此供说四月初一封他为“精忠军师干王”。而已刊的供词以及今所见的供词5，都作封他为“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事实上，初封时称“精忠军师干王”是对的，加“顶天扶朝纲”五字是两年后洪秀全为加强（实际只是从纸面上加强）对诸王的领导而采取的措施——要他们在王衔上加这五个字。这里，洪仁玕的回忆在时间上稍有混淆。

洪仁玕骤封王爵，并为军师，诸宿将的态度、洪秀全的处置以及洪仁玕本人的反应，是颇有戏剧性的。供词5说：

那时南京自伪东王死后，翼王出京，一切军务系五个主将（按：系中前后左右五军主将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韦志俊）做主。那五主将看见伪天王未及一月，封了小的王爵，均有不服之色。伪天王就传令到教堂齐集众臣，令小的登台受印。伪天王对众吩谕，京内不决之事问于干王，京外不决之事问于英王（陈玉成）。小的见众人不服，原不肯受，伪天王称说，风浪暂腾久自息，于是小的登台受印，对众说了些道理，并把东王的制度从新议论了一回，又把从前的案件批详榜示。众人见小的万人之前谈论无错，就称小的为文曲星。

称有文才的能干人为“文曲星”，是一般下层人民的口吻。供词2所述另有一些重要内容：

××××××（×表示看不清的空缺字。以下除另有说明外，都表示此意）自恃扶主之功，不服爵居其上。及圣诏诏明，又见予登堂论道，侃侃而谈，一切文臣，珍重者无不叹服，乃悉言曰：孔明进而关张不服，韩信将而樊哙有言，此等不足以阻殿下也。予恐军心散乱，具本屡辞，蒙诏：风浪暂腾久自息。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各皆心服。毕竟武官众口沸腾，予见众将中唯陈玉成忠勇超群，乃保奏王爵，旨准封为英王，诏明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内外不决问天王。众心歙然凛遵，俱服节制，于天王万寿前，封李秀成为忠王，李世贤为侍王。

这段话，除了具体叙述洪仁玕本人封王过程中与众文武官的关系外，可注意的还有陈玉成、李秀成等封王的时间和洪仁玕的著作。洪仁玕封王是在他到京不满一月之时，应在四月上旬，因众将不服，天王命他登台受印，并吩谕内外事不决问于干王、英王；又说，因武官不服，他乃保举陈玉成为英王。这些语词，都说明了洪仁玕登台受印之时陈玉成已封为英王，只比他封干王略后。天王封洪仁玕为干王后所赐的“龙凤章诏”中有“朕意玕胞、达胞、玉胞知之”之语，据今所得见的天王诏旨，天王对前期五王称“胞”。“胞”，义为同胞。后期，至辛酉十一年称“胞”者凡八人；不在这少数王之内者，则不称“胞”。该我凤章诏中“干胞”指洪仁玕，“达胞”指石达开，“玉胞”必应指陈玉成，由此也可知在颁给洪仁玕以“龙凤章诏”时陈玉成已经封王。这样联系起来，陈玉成封英王似也应在四月或略后。至于李秀成封忠王，据李于同年十月写给捻军将领韩碧峰等的信称，他悬王印月余未敢启用，则封王应在八或九月。李世贤封王时间，据该年十月初七日的天王诏旨，称“胞”的，在李秀成之下，已列有蒙得恩、李世贤等四人，故李世贤封侍王应在十月初七日前。洪仁玕供2云在天王万寿前（十二月初十日前）封忠、侍王，不误，只稍欠准确。

供2中有“予作有履历及天文理势、资政新篇”之句。《资政新篇》为众所周知，《天文理势》则不见于今之太平天国书目，我想很可能就是指洪仁玕到天京后对改进历法的建议。太平天国历法以单月31日，双月30日；行之日久，将与农事相违愈甚，故原定每40年一加，为每月33日。洪仁玕提出改为每40年一斡，斡之年每月28日。上述洪秀全于己未九年十月初七日所颁诏旨，就是宣布根据洪仁玕的建议修正历法。他的建议必已形成一个文件或一本书，被称为《天文理势》。《履历》也不见于书目，但很偶然地，1984年我在英国获见一册《太平天日》，发现该册首页首行所印的书名“太平天日”四字竟是另纸粘贴的，在所贴小字条之下原印“履历”二字。由此可知《太平天日》编写付印时原名《履历》，书印出后才改名《太平天日》（当然只有洪秀全才能作此决定）。《太平天日》所叙为洪秀全信拜上帝及以后赴各处传教的活动，叙事止于庚申年即1848年。书之封面印有此书于庚申年诏明于壬戌年铜板印刷之语，其作者未据署明。30年代王重民先生从英国抄回此书于《逸经》发表时加“洪仁玕著”字样，但未据考证。该书作者是谁，许多学者以为是洪秀全本人，今由供词2之发现及我在英国所见《太平天日》一书原刻本的首页书名原为《履历》，则可确知该书作者实系洪仁玕。当然，书中的事必经洪秀全自己提供材料或审阅。

三　洪仁玕同李秀成的关系

太平天国后期开辟苏、浙，李秀成是主要将领，与洪仁玕关系较多，李、洪的供词中提到对方也都不少。清方问官记李秀成答辞：“伪干王所编各书，李酋皆不屑看也。”联系其亲笔供词中的言辞，李秀成对洪仁玕显然有轻视和不满之意。但洪仁玕供词在述及较早时期李秀成同他的关系时，情况却不同。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清江南大营张国梁正以“长城”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有“己未冬，与忠王议解围攻取之策，悉载前帙”语，此“悉载前帙”四字，过去阅读，不知所谓，今获见上述台北各材料，知“前帙”即是供词2，其中有长篇述词，说明了李秀成封王后与洪仁玕联系的情形：

（李）具禀求示以行征之策，予以兵要四则答之，末言目今定策，不能形诸笔墨，祈为细心推行可也。旋即由江浦回京，踵府三次求教当攻取之策。予见其求教心切，乃答曰：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贪禄位而来乎！今京都被围，止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为今之计，可潜师远出，攻击其背之虚处，彼外无余兵相救，必请围京之兵以救之，度其离京既远，即行撤攻潜回，约定英、忠、侍王合解京围，此必有建瓴之势也。忠王曰：果如此，足见殿下妙算矣；倘解围后，又将何以进取乎？予曰：有策，一指点间可知矣。请弟思之，我天京南距云贵两粤，西距川陕，北至长城，俱约六七千里之遥，惟东至苏杭大海，不及千里，乘胜而下，一鼓可成，那时地广库丰，吾得××××买用火轮船二十个，往来长江，上通荆楚，下通闽粤，发兵一支曲江西进两湖，发兵一支由江北进荆襄，武昌得，则长江既为我天京之保障，南方可传檄而定矣。然后操练兵马，安抚良民，自川陕而东，则无粮以应北京，其势必危，吾事济矣，弟其留心忽忘可也。

这段叙述的内容亦略见于供词5，但上述供词2更为详尽具体。其中述及《兵要四则》是洪对李的回答，更为前所未知。《兵要四则》最初附刊于《资政新篇》之后，其首句称，“前有为将者具禀求教用兵之法，小弟姑举兵要四则以答所求”云，其四则为“为将有为将之学问”、“为将有为将之道德”、“为将有为将之法律”及“为将要知蓄锐之方”，末云“师克在和，不和则人心不一，不一则涣，何蓄锐之有？故廉蔺相如，而秦有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者此也。”今知此四则为答李秀成而作，读来当可有更多的领会。洪仁玕在答语中指出他来天京并非为了禄位一句，犹是针对封王时武将不服因而心有不怿的表现。

供词2续谈李秀成为求教的往来说：

忠王即回府具禀谢指教之恩，次晚又来禀求将浦口、江浦二处兵马撤去，予曰：……若如弟高见撤兵，未审京内粮饷足支几久也？谅弟必筹之熟矣。忠王曰：吾必遵殿下长策，远击虚处，求兄宽心，求主勿虑，吾誓报我主知遇之恩也。若虑粮乏，可问赞王，可支三年也。回府后，又具禀求宽心勿疑。吾批之曰：言如是，行如是，事事有济。伊又着人面谢，懔遵十字而行也。

太平军此次解天京之围之计谋出于何人，李秀成供词不提洪仁玕，而洪仁玕供词则说是李向他求教，言之凿凿，且记了一些问答的话，似乎不可能是向壁虚构。据李秀成供词中对洪的藐视，洪仁玕所述的他对洪的谦恭之态，似不可解；但当时李新封王爵，与洪的关系未必与后来相同。庚申十年太平军得苏州后，洪到苏州，赠来访的西教士艾约瑟等以所著《资政新篇》，但只是手写本。他对艾说，忠王李秀成答应在苏州刻印。按今所见的《资政新篇》署己未九年刻，何以到庚申十年送给西教士的还只是手写本？但艾约瑟的记述详尽具体，应不致传讹；而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赵的确见到过《资政新篇》庚申十年的刊本。从这里看，李秀成于庚申十年在苏州刻印《资政新篇》，并非子虚，可见当时洪、李的关系还是好的。

洪仁玕同李秀成在对外关系方面政见似不同。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席卷苏南，逼近上海。洪仁玕供2详述因上海而引出的对外关系事说：

遂大破丹阳、常州、苏省各郡县。唯上海县未下，碍有洋行，恐伤和好。我天王知予在外洋四载，熟悉各邦洋人情性习俗，而洋人亦知予识其举动礼仪及天文地舆历数物理，必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乃降诏令余往苏邀洋人来会，颇能如议。而忠王自恃兵强将广，取上海如掌中之物，不依所议，云我天王江山可以打得来，不能讲得来也。众洋人知不能和乃去，仍多有保护洋行者。而忠王遂发师进取，见是空城，遂掠取洋楼物件，被洋人伏兵杀起，出其不意，败回苏城，此刻始信吾议，然究不肯认错也。

此事在他的其他篇供词中被一再提及。供词5说：

那上海本有洋人，伪忠王带了二千人想破上海，被夷人空城计败回。伪忠王于庚申年五月破苏州，小的想与夷人和好，亲到苏州，夷人因闻伪忠王有洋人只好打不好和的话，以致不能得上海。至那年八月小的转回南京。

供词7又说：“那李秀成偏要与洋人为难，我将洋官都请到苏州讲和，被他闹散了。”

洪仁玕提供的这些证词内容，包括洪、李对上海事的意见矛盾，是我们过去所不知或不详知的。我曾对太平天国克苏州后引起的上海问题作过考证研究，可以确定并没有“洋官”到苏州来“讲和”，来的只是几批传教士。其时英法两国已据天津条约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巨大利益。为换约而引起的冲突以及与清政府谈判造成的纠缠无结果的局面，曾使英国特使额尔金发牢骚：与其这样不死不活拖下去，还不如让南京获胜算了。但这只是一时泄愤的话，决非英国的政策；驻华公使卜鲁斯就多次宣布不许太平军进入上海，否则武力相见，还命令驻沪领事不准收受太平天国的公私函件。洪仁玕写给英国以及美、法公使和驻上海领事的信，都因此而被置之不理。传教士们到苏州，有与洪仁玕旧识者，见面谈话气氛较融洽，但决无可能“妥议”通商和好章程或和平进入上海之协议。当时太平天国中许多人在对外观念上都有两个误解：一是把外国人来访看做“来降”；二是把传教士看做是政府的“文官”。洪仁玕在港数年，似乎应不致如此。但事实是，并无“洋官”而只有传教士访苏州，并无“通商和好章程”“颇能如议”之事，而洪仁玕之说如此，岂洪仁玕之识见亦未能脱出一般人之误区欤！总之，供词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研究者需要慎重出之。李秀成出师上海，据李的供词和其他文献，是有某些外国人邀请他前去，并有“汉兵内应”，但终于败归。中空城计云云，似乎简单化、戏剧化了。

洪仁玕对李秀成的批评，集中见于上述材料9，即答驳《李秀成供》的述辞。李秀成于南京城破被俘遭曾国藩杀害后，其所写供词即被曾删改付刻，不旬日就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及各有关地方大吏。洪仁玕被俘解送南昌后，大概沈葆桢给予阅看，甚或命其写读后材料。洪仁玕说，“予原存厚道，不肯自毁，诚恐阅者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纲目之倒置”，才写了这篇“签驳”。签驳的内容主要是，指斥李秀成“于得胜时细述己功，毫不及他人之策力，败绩时即诿咎于天王、幼西王及王长次兄、驸马等”，“不认王长次兄为忠人，不信本军师为才学之士”。李秀成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并不重用他，第一重用幼西王，第二重用长次兄，第三重用干王，第四重用驸马，然后才是陈玉成和他。洪仁玕在签驳中对此提出不同的看法：“兵粮之权归谁总握”？他说，“西王长次兄之尊，天王不过荣亲亲功臣之后而已，岂尺寸疆土粮饷得归亲臣及功臣后乎？”洪仁玕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当然，亲臣功臣之后也不只是安富尊荣而已，幼天王供词11称，在南京时，保王封官是次兄洪仁达、洪仁玕、吏部天官朱兆英三人；幼天王即位，洪仁玕已在京外，是长、次兄和幼西王等执掌朝政。尽管太平天国后期渐形尾大不掉，但“保王封官”这样的大事大体上还是要有朝命的。所以，对于太平朝中用人轻重的评判，似乎李、洪所说的两方面情况都应考虑。

洪仁玕签驳对李秀成的又一种批评是指责他用人不当，品性变迁不一。如“滁州原守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守，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李昭寿后来叛变，李秀成曾后悔、自责。他与李“八拜之交及亲谊内戚之情”则为前所未知。又批评壬戌春湘军下困南京，诏谕屡催不动，迟不援京。这是事实，李秀成供词中亦未回避，他以为应多解粮回京固守两年再战为是。这似乎是战略见解之不同。洪仁玕又责李回援天京时贪功心切、开挖地垅反而自伤多人及渡江北征不及援救雨花台等，则是小事或非事实，批评似乎过当。

签驳中更重要的内容，是指出将领“拓兵自固”和透露天王如何处置朝中党争诸事。这自不止是对李秀成的批评。签驳说，“忠王之坐守苏、杭、常、嘉等郡县，与侍王之坐守句、溧、荆、宜、广德，辅王之坐守宁郭、池州等处，章王之暗守芜湖、繁昌、南陵、秣陵、丹阳等处，各将该地钱粮拓兵自固，任朝内诏谕催征，毫未见各省郡县多进粮饷以固根本”。太平天国自内乱以后，前期那样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未能完全恢复，各地将领在军政财政人事方面自作主张的情况日益严重，致清方亦有太平将领以所占地为“分地”之看法。洪仁玕这里指出的上述情况，说明了太平天国当大业远未成就之时，各将领已据地自雄，对朝廷不得尊重了。洪仁玕供词之已在《太平天国》刊出的那一份，有“各守疆土，招兵固宠，不肯将国库以固根本”之语，而在该供的原稿中还有“私议苏杭归忠王”字样，虽被勾去但显然可以看清。可见有过这样的议论而为洪仁玕所知。还有类似的事。黄文英供词25说：慕王谭绍光先在苏州，由于浙江湖州府是由他攻破的，所以湖州的钱粮都要归他，后来堵王黄文金镇守湖州，也不敢用他的钱粮。从这一情况亦可看出各地将领各霸一方的形迹，甚至先着手者就常保利权。史料记载，李秀成克苏州后曾向天京输送金银财宝和物资，得到天王嘉奖，其后也颇有向天京输粮银的记载，但这是否能说明太平天国中央与地方之间有经常性的分定额的财政关系？洪仁玕供词中上述说法，普遍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确值得深入研究。

太平天国后期朝中有“洪党”与“非洪党”之分，看来是事实。前述签驳中指出李秀成屡屡归罪于洪姓长次兄、洪仁玕、驸马等，而洪仁玕在供词和签驳中也对李秀成等多所责备，他说，“忠、侍王在外，专靠章王（林绍璋）柔猾之言为之耳目”，认为李秀成、李世贤兄弟与林绍璋，甚或包括陈玉成，是一党。但陈牺牲早，在洪仁玕到京之初，陈曾是洪表扬联络的对象，故批评中较少提及。当安庆被曾国荃军围困时，天王曾命洪仁玕、林绍璋等带兵参加解救，但为时不久洪仁玕因朝中有外交事项须处理而被召回。后安庆失守，洪秀全查究责任，洪、陈、林都受处分，洪仁玕“签驳”叙此事时认为陈玉成也是不愿他“认真直奏”的：

迨至安庆失陷，英王升天。章王畏罪，弃江北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哀饶性命，又求英王阮其不力之愆。那时英、忠、章王等俱忌予认真直奏，殊知圣鉴不爽，屡知章王之奸，内则蒙蔽不奏，外则阴结私行，故于辛酉冬革予军师王衔及正总裁之职，并革英王、章王等之不力也。旋复章王林绍璋之爵，不准王长次兄及予干与朝政。内则专任章、顺王掌政，外则专任忠、侍、辅王掌兵。

从现存英王陈玉成致章王林绍璋的一封信，知在安庆之战中林绍璋原议与安庆城外陈玉成会合会击挂车河之敌，而林临期以军粮不继为由自动退却，遭陈玉成严词批评。林如何“不战不守”如洪之签驳所云，现不可详知，即以上述陈玉成信中之事而论，林已有重大责任。洪仁玕曾在前线，应知情况。洪仁玕供词2说，辛酉年冬月，他的关于“安省失守（的）本章”触怒了天王，被革去军师、总载、王爵；忌他“认真直奏”的陈玉成、林绍璋也以“不力”之罪革职，双方各被打五十板。但不久，恢复林绍璋等的权力，对洪仁玕及长次兄则不准干与朝政。在这里，洪仁玕虽称颂“圣鉴不爽”，而批评洪秀全之意却跃然纸外。数月后，到次年春，情况又有变化。洪仁玕供词2说，“壬戌春，因章王奸猾把持内外，凡事瞒上自专，致外省郡县粮饷少入，天王贬章王出苏、浙催粮援京，罢其掌朝政之权，仍复予军师之职，总掌朝政。”洪仁玕、林绍璋又互相换了位置。洪秀全的处置似乎任意反复，而实际上却透露了朝中党争的尖锐，洪秀全可能有不得已的苦衷；但看来他主要仍倾向于信任洪仁玕和洪族。

章王出京催粮的情况，据洪的供词2，“章王前以柔猾和众，及至此时，众不以伊为重，闭城不纳，粒饷不得”。但昭王黄文英供词24却说，太平天国十三年时，各王家眷都在湖州，由他照料，其时湖州缺粮，适章王林绍璋“由杭州催粮转回南京，小的就向他借了粮五百石供给各王家眷。”可见林绍璋催粮并非全无收获，洪仁玕与林多有积怨，不免语意过当。

四　天王之死和幼天王等被俘

太平天国十二三年时，虽在苏、浙战场仍有一定声势，而南京被湘军围困，未能解围，京内外粮食不足，也严重影响军事。李秀成于十三年十一月起在京守城；据其供词称京内粮食严重不足，并指责洪姓长次兄等有搜括穷民银米等害民之事。如前所述，洪仁玕于壬戌十二年春复任军师，至十三年十一月，受命出京催粮催兵。供词2中称，他在京时期，城内粮食充足，安宁平静，只是京外无粮，援兵不到：

余即令京内各府楼第耕种禾豆，捐金采买，分派五大军各守城头，众兄弟各爵日夜勤劳，战守耕读，倚天王如泰山，毫无自危自惧。其中粮食勤耕自俭，尽足自养自固。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是否十三年十一月以前以后即洪仁玕、李秀成分别负责京城防守前后的粮食供应情况，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或者洪、李二人的描述都有或其中之一有某些夸大呢？录此以待细致的客观研究。

李秀成于十三年十一月初八日入京守城，洪仁玕于同月十六日奉诏出京催兵，在他出京前，洪秀全曾向他面授遗诏，此事已略见于《太平天国》已刊之供词，而供词2叙述尤详，云：

前岁面受老天王遗诏，赞襄内外，云：朕爱弟文才，博览各邦，通达天文风土，弟当注述六部则例及各事有益者，后当尽心辅助幼主，无忘朕命，钦此。予即跪谢圣恩，奏云：弟果有用，固当扶我主，亦当扶幼主，况弟今年四十有余，倘得天佑遐龄，必鞠躬尽瘁，求主宽心，勿令弟心如焚也。

两处供词都称“遗诏，其意或因此后洪仁玕未再见到洪秀全；但洪秀全以幼主相托，则可能是天王其时已病。以幼主相托自是极郑重的事，而命他注述六部则例，则是要洪仁玕为国家建立具体的行政制度。这并非急务，而嘱托及此，可见洪秀全当时并不以为国家败亡在近。授遗诏后，命他“偕血王洪政、赖王赖桂芳、誉王李安邦四人出京，催兵解围”。这四人中，两个是洪秀全的兄弟，一人是妻舅，一人是学生（誉王名李瑞生，此作誉王李安邦，应是同一人），都是亲信，命他们出去催兵，自必竭尽心力。但任务艰巨，此行并无结果，供词2述他们的行程和方略云：

到无锡、常州，与护王陈坤书、然王陈时永会议，并文催金坛、句、溧、宜兴、广德、湖州等处，令侍王、堵王等除守土外，由太平关下攻头关，而丹阳、句容，即由石埠桥取下关，先得水路以通运漕，京粮有资，彼曾九虽守雨花台等处，谅亦无妨。

这一计划未能实现。具体原因是由于溧阳、宜兴、乌镇这些应出兵援京的地方发生了叛变，自顾之不暇，不可能应援。丹阳的太平军不曾直接援京，以奇袭得到过一些胜利：“下攻江阴、无锡，取足兵粮，乘胜援京，虽杀死洋鬼头子×顿，鬼兵千余，得洋炮无数，究得失均半，终无济援京之举。”常州在清军和“常胜军”协攻下失守后，洪仁玕等到达浙江湖州，这时侍王、听王、荣王、康王等已退入江西就食，李秀成要求他们秋后回援。洪仁玕乃与湖州“堵王（黄文金）誓师郊外，俱愿援京，每恨京外无粮，欲待八月新谷之兴”。待秋收再援天京的计划，看来过于迟缓。李秀成、洪仁玕等对形势似乎都估计不足，没有计及曾国荃为争功而不惜代价连连猛攻。至于洪仁政供21说，他到湖州催兵救南京，其时黄文金镇守湖州，“因道路不通，不能颁兵往援”，洪仁政也“就在湖州住下”。所谓因“道路不能”而不能往援，如确是实情，则是对援救南京不负责任的表现了。

太平天国历甲子十四年四月洪秀全在围城中去世，其子洪天贵福记述了一些洪秀全去世的情况。供11说：

四月初十日，老子起病。是天，他出来坐殿，我乃看见，后来总未见了。十九日老子死毕，是遣女官来葬的，葬在新天门外御林苑东山边上。

供18又说：

父亲……于今年自四月初十日起病，四月十九日病死。因何病症，我亦不知。尸身未用棺，以随身黄服葬于宫内御林苑山上。宫内有前后两个御林苑，父新葬处系在前御林苑，距父亲生前住的前殿隔有两个殿。

洪秀全去世的日期和原因，由于记载之不同，为学者所瞩目。幼天王供词之已刊于《太平天国》者，也作洪秀全死于四月十九日，与上述供11、18同，而李秀成供词作四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根据讯问宫人和情报，作四月二十日。今见幼天王供13，问题乃有直接证据。供13云：“本年四月十九日夜四更，老子病死。”夜四更，实已是四月二十日，自亦可作四月二十日。李秀成称四月二十一日，则是记误，不应是他在二十一日才知道消息因而记洪的死日是二十一日。

幼天王三次供词都说洪秀全系病死。李秀成供并称是病重又不服药而死。洪仁玕供3，也说是“卧病二旬升天”。曾国藩删改李秀成供付刻印，改为洪秀全是“服毒身亡”，并在奏报中称服毒一事系据宫人之说。在李秀成供词原稿影印出版后，曾国藩对李供的删改已大白于世。至于洪仁玕供词，如下文要提到的，迄有一部分未曾而世，但当年《北华捷报》刊载的英译文有一部分为中文原供所缺，简又文先生回译为中文，其中有“天王之自杀，更令全局混乱”及天王之结局“并非丧于妖军之手，却在自己之手”之语，与供3中“卧病升天”之说不同。或者两者并不矛盾：重病后自杀。今所见之黄文英供25又另有一种说法：“那伪天王洪秀全系今年四月十九日南京死的，传说因发肿病死的，有的说因调兵不动自己寻死的。”黄文英所记的后一种说法，虽只是传说，但却是出于太平天国人士之口，与曾国藩所听所闻的宫人之说相同，或者也是事出有因。

幼天王洪天贵福于四月二十四日继位。一个多月后湘军攻破南京，于是有了李秀成救幼天王出京而李本人在出城时被俘的一幕。李秀成救幼天王出朝，李本人供词中已叙述，幼天王供词有不少新的情节。供词18云：

六月初六日五更时，我梦见官兵把城墙轰塌，拥进城内，醒来告知二弟。不料是日午后，我在楼上望见官兵果然把那里城墙轰塌，拥进城内。忠王李秀成及尊王刘庆汉们带了一千多兵、马六七百匹于初更时保我从太平门缺口处冲出，官兵在城墙上看见，追来至山边，李秀成转身拦截官兵，同洪仁达均被擒获。

供12分别说明洪、李被擒地点：王次兄洪仁达是出奔时在垅口被擒，“忠王李秀成带的壹百多人，从石牛石马处被官兵拿了。”

供词11、12述说城破时和李秀成人朝带幼天王出奔时的情景：

六月十六日（按：天历应是六月初六日），官兵攻破城池，我在楼望见。我乃下楼出到荣光殿，忠王乃入朝带我出，他从垅口到芳山被擒了。

六月时，我闻得垅口响，我就上楼看，却见官兵入城……我乃下楼，同光王、明王到荣光殿。我要出朝，守朝门之女官不畀我出，后忠王同黄享乾侍卫两人入朝，忠王言能救我出城，我乃同忠王出朝。忠王畀白把，我坐骑到忠王府，忠王乃齐兵欲去太平门交战，临到太平门时，忠王又率众回，欲出大南门，后又细思南门外有雨花台，正是多营盘之处，乃回头上西门城上，却看见西门外尽是水，又不曾出。东门、南门官兵总上了城，我们乃去清凉珊（按：即清凉山），各王议俟头更时冲太平门垅口出。后从垅口出，从淳化镇去直至广德州。

供词19则说幼天王跑去了忠王府：

六月初六日……午后，我同四个幼娘娘在楼上望见官兵入城来了，我就往下跑，幼娘娘拉住不放，我说下去一看就来，便一直跑往忠王府去了。忠王带我走了几门，都冲不出来，到初更时候乃假装官兵从缺口出来，才出来千多人就被官兵知觉，属后都被截断了。

从12、19两供词来比较，12较详，说了忠王入朝，也说了他骑李秀成的白马到忠王府；19则是简略言之，说他一直去了忠王府。两者并不矛盾。还可注意的是，守朝门的女官不让幼天王出去，这些女官必是坚守岗位和尽保卫之责到底的忠心者。

出城后幼天王失去了李秀成。保护和跟随他出奔到广德州的，据供词10，是尊王刘庆汉、藩王黄万兴、李秀成之弟扬王李明成、式王萧三发、助王黄期升、养王吉庆元，共一千几百人出京；途中过一河，曾遇清军，刘庆汉、吉庆元等率众交战获胜，得到广德，余众只数百人。昭王黄文英供词24所说人数稍不同，说幼天王带了两三千人到广德。幼天王说“出城是忠王、尊王、养王救我出的”；途中他紧跟尊王刘庆汉的指引：“出南京是尊王带我出来的，时尊王用长枪系长白带，我骑马跟紧这白带走。”

广德州在安徽，为安徽、沙漠、江苏三省相交之地，有太平天国堵王黄文金之弟昭王黄文英镇守此地及邻近的四安镇，与洪仁玕、黄文金所在的湖州府城相距不过百里。幼天王供词11述到广德后的情况说：

昭王在四安，是日昭王即上来见我。后几天，玕王、恤王从湖州来见我，玕王、堵王他们会议，来江西会合李世贤大队。

洪仁玕去见了幼天王，并送去了贡物粮食。据洪供6：

小的接到伪幼天王文书，知伪幼天王带了数千人弃了南京，于六月十八日到广德州。小的知伪幼天王到广德州，各物均未随带，就连日办了绸缎等各样贡物并米几万石，于是月二十八九亲身解到广德州，见了伪幼天王。

几万石米不是小数目，足可供几万人食用两三月。此数似可疑。如确有此数，何能说无粮不能回救天京？关于今后之计划，洪仁玕供2说：

忠王入朝迎接我幼天王×垅口飞奔而出，直到广德州。众臣朝觐，悲喜交集，鱼水情浓，共议战守良策，会合各省大队，欲再兴大业。

对“再兴大业”事，曾在洪秀全身边管办公文的誉王李瑞生所述有较重要的情节：

（幼天王）往湖州阅黄文金之兵，商量立足之地。黄文金云，浙江乃无粮之所，非成王业之地。遂与李远继等商窜江西。伪幼主饬李世贤、汪海洋、陈炳文等力取抚州、建昌为立足根本，李远继窜闽之昭武、汀州，黄文金以饶、广一带为己任，相为犄角，然后相机而图。计议后，幼主回广德，依次拔队窜江。

这样看来，他们的计划相当具体，而且幼天王还曾行文李世贤等。这是他们拟在江西立足的第一步。所谓“相机而图”，应即供3所说，到抚州、建昌会合李世贤、汪海洋后，再往湖北陕西会翼王、扶王的大队。这是他们重振大业的蓝图。

湖州自1862年5月入太平天国版图，是天京、苏、杭失陷后太平天国在东南的重要据点。黄文金镇守期间，收购新武器以加强防守。其弟黄文英供25说，“黄文金在湖州时，有夷人三十余人来投，售卖洋炮、洋刀、洋布、洋粉等物，后动身时那夷人仍回他国去了。”苏浙战事逆转，清军攻湖州、广德甚急，于是太平天国十四年七月十六十七日放弃湖州、广德州，即晚干王、堵王等护幼天王入皖南宁国，实行在湖州议定的计划。据幼天王供18，此时还有七八万兵，洪仁玕供7则说有十二三万人。

但人数虽众，大局究属不利。幼天王洪词18述他们从广德州起身的情况说，列王黄宗保等在前开路，“养王吉庆元、堵王黄文金、昭王黄文英各带兵分三路走，我只穿了蓝白单夹长褂，头扎绉纱巾，脚穿鞋子，沿途骑马经过的地方，俱不知名。到宁国墩地方遇见官兵打仗，堵王被炮子打死了。”

黄文金是此时军中最重要的大将，黄文金去世对全军有很大的影响。洪仁玕供2说，出广德，“殊军无斗志，逐远士疲，在宁国墩堵王受伤升天，人心寒惧。”黄文英供26说，“湖州出来时势头尚好，自我王兄病死宁国墩，军心就都散了。”

黄文金的死因，上述已有不同的说法：被炮子打死，受伤而死，病死。地点都说在宁国。誉王李瑞生供28则说是在昌化受炮子而亡。大抵是因伤而死。黄文英供24说，动身时，他与幼天王同行，黄文金是后队；供词25说，他和幼天王走昌化、玉山来江西，听说黄文金病故，他“闻信当即转回至宁国看视”，具体明确，黄文金去世处应在宁国。去世日期在七月下旬，距从广德出发不过十日左右。黄文金的安葬后事，是学者所关注的，曾被用来说明太平天国的葬礼不用棺木。黄文英供词与此有关的段落有数处。其在《太平天国》已刊的供词说：“我王兄抚养之恩未报，他生前轰轰烈烈，病死时干王怕官兵知道来挖了尸，不用棺木，只用破棉絮包他，埋在水沟里头，口中衔些金叶，手上有个玉镯而已。”供词24：黄文金于七月二十几在宁国县病故，那地方“因没人烟，并因行走之际无处措办棺木，把堂兄尸身用棉絮包卷，埋在那路旁水沟内。”黄文金死后未用棺木，但从黄文英所述的文词，似看不出是为了遵从太平天国礼制。

此后一个多月，在清军追袭下，幼天王一行历在皖南、浙江和浙江、江西及江西、福建边界迂回曲折南下，丧亡败降相继，以至洪仁玕等及稍后幼天王洪天贵福均被俘。关于洪天贵福等一行的行军路线地理以及战事，需要另作考证，本文只把洪天贵福等供词的有关行军之事稍作介绍。幼天王供18说：

……堵王黄文金被炮子打死了。三路兵合到一处，走黟县到威坪与官兵战败。到一处有大河离徽州不远，与官兵打仗获胜。我们过了河，有首王范汝增带了一万多人未及过河，官兵炮船来了，都被打散。又一处离屯溪不远，遇见官兵，我骑马先走，尊王刘庆汉在后打仗，官兵退去。到一大山，又遇官兵打仗，我们马匹丢弃不少，官兵追了七八里才转去的。到第二日又遇官兵，我跑上山没有路，险被擒获，幸干王的队伍回马枪把官兵打走。到开化县又遇官兵，我的花旗兵战胜……到唐坊又遇官兵打仗，官兵大胜，追到杨家牌。杨家牌在江西东南部的石城县境，是他们末路之所在。

洪仁玕供6述途中失利情况说：

原想从徽州所属威坪地方过河，不料将到威坪，伪偕王谭体元手下几千人投降官兵，因此小的们打了败仗，不能过河，就湾走威坪上廿里××渡地方渡河，被官兵半途截杀，贼中死了一万余人……重阳日，贼之八月二十九（按“九”应作“七”）日到石城。

供7述兵力情况说：“出湖州时有十二三万人，到石城时不过万人，广老二三千，三江两湖七八千，都打得零星四散了。”另据昭王黄文英供23说，“我兄（黄文金）身故，我就统兵与干王同保幼主上江西。走到湖坊，我分兵走光泽杉关出新城，手下只剩七八千人，合干王统下共一万多人。”兵数与上述干王供7一致。

无论在湖坊或在石城尚有万人，此时已是败丧之余，战斗力、军纪、信心已低落之至了。李瑞生供28称：“昨湖坊又败，去降不少，现存不过二三千。伪幼主心怯，欲自尽，为佑王、干王等所救。”这是在石城败亡前十一天而形势险恶已如此。昭王黄文英供24说：“嗣行至威坪地方，小的骡马均拐了脚，不能骑坐，即与贼众步行，小的因行走落后，管带的六七百人均各在途陆续逃散，前到石城，小的手下只有三人。”在石城时，“因广东佬夺两湖兄弟的马，我（黄文英）劝给还他，被广东佬戳一矛子，我告诉干王，伊也没法。”当时黄文英因脚痛已落后幼天王等七八里，无法行走，“当叫那三人逃去，小的实不欲生……意欲寻死。”队伍已零落不堪。

石城是他们的败亡处。洪仁玕供3即《太平天国》已刊的那份供词说：“叹予在石城，隶也实不力，黑夜惊营，君臣失散，此诚予之大罪，致此成擒也。”如何惊营、失散？新发现的那些供词对当时的情景有具体的描述，这实在是太平天国一幕悲惨的结局。洪仁玕供6述他们拟往瑞金会合康王汪海洋大队而奔至石城后的情况说：

席（按指清江西臬司席宝田）营在后，以为小的们业已去远，派了一百余人到小的旧营，其实小的们只走了十里，当即转回把那些勇赶走。小的让伪幼天王先走，自己回马杀转。有伪堵王黄老虎的侄子黄十四绰号小老虎，素来打仗奋勇，当日因人困马乏，不愿打仗，小的向他跪求，于是黄十四带了贼众赴山林埋伏，官兵杀至，被他杀死了十余人。离伪康王只有六七十里。黄十四在前开路，伪佑王李远继保护伪幼天王行走，小的断后。行至高田地方，人困马乏。小的原想连夜由小路行走，因无百姓向导，想等到四更再行起身。不料至三更时分，无人守卡，官兵猝至，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小的逃走，至山夹处不能行走，至被捉获。

洪仁玕供2说：

连日疲劳，及至石岭杨家牌等处驻跸时，三更月落，忽闻鼓角齐鸣，人不及甲，马不及鞍，各自奔前。予寸步保护我幼天王前行，只因人马拥挤，声声叫人让主先行，又声声叫人回头拒敌，殊乱。军无战志，徒唤奈何。及至玉山口，路窄逢桥，前阻后追，我独在后桥上横倒下马，众由桥上而过，被余（按：似应是“余被”）伤头流血，遂由桥上跃马而过，落荒独行，实欲追上幼主，越山而逃。因人众路窄，至晓被获。

幼天王供19说：

沿途节节打仗，不计次数。到那日到杨家牌，我就说，官兵今夜会来打仗，干王们都说官兵追不到了，三更时候四面围住，把我们都打散了。官兵追得紧，我过桥吊下马来，他们把我扶过岭。官兵追到，我与身边十几个人都挤下坑去。官兵下坑来，把他们全数都拿去了，不知何故单瞧不见我。

洪仁玕以奉遗诏保护幼主自矢，当日未听幼天王的预言，又未多设警卫哨，故对此败亡有特别的自责，称“此诚予之大罪”。洪仁玕供7称，洪天贵福“也是绝顶聪明，我看一行书，他看三行了。”很可能，他在某些方面确有过人处，预想到清兵会追杀前来。此时幼天王等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但那一晚的末路却使人感到军中无大将的可惜。

洪仁玕被俘后，过了十六天，幼天王又在石城荒谷被俘。《太平天国》已刊的幼天王供词述他在山上躲避后下山走到广昌、瑞金境又回到石城地界被获，及表示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做秀才等情节。他在另供中所说更较具体。供18云：

那日三更时分，官兵猝至，把我冲散……我跌下坑去。官兵过去，我就上山，在山上饿了四天，遇见一个白衣无须老人给我一个茶碗大的面饼。我接饼在手，那人忽不见，我把饼吃了，又在山上过了两天。到第六日下山，央人剃了头，到唐姓家，那唐姓就叫我帮他割禾，有人盘问，我捏说瑞金人。在唐家住了几天出来到白水镇，至高田地方遇见官兵，问我要金银没有，把衣服剥去，并要我挑担，致被盘出拿获的。另几次供词也都叙及白须老人送面饼给他而其人又忽然不见之事，似乎有些神奇。这不免使人联想起早年洪秀全梦幻中所见的金发老人命他下凡救世的神话。那个金发老人引发了洪秀全的救世意识。洪天贵福被俘后有种种幻想：管押他的“唐老爷”对他很好，使他放了心，以为他以后能去考秀才，心情与在湖坊兵败时要自尽看来大不相同，这个“白须老人”恐怕也正是他的精神之支柱。

除李瑞生早已被俘外，黄文英、洪仁政、刘庆汉均与洪仁玕同日或先后落入清军之手。

五　何以未能会合侍王、康王

洪仁玕等出京本来是为了催救兵。他们在苏南毫无成效地盘桓四五个月后，到了浙江湖州。供2称：“……于四月十八日到湖州大会同僚，始知侍王、听王、荣王、康王等退守杭嘉等上游江西。”据李秀成被俘后对问官的答辞，侍王李世贤等从苏浙退江西，“乃李酋（秀成）所使。八月以前，则就江西之粮，八月以后，仍复回窜……其意仍在回顾南京之粮”。湖州会议定策命李世贤与康王汪海洋等取江西抚州、建昌为立足地，然后重振大业的计划，因南京已失，与李秀成的原意不同：入江西并非就粮回救，而是会合侍王、康王，要他们在江西抚、建立足。如前已述，幼天王为此曾饬知李世贤等。但这时，李世贤已从江西进入广东，正进攻南雄州，而汪海洋则仍在江西。他们曾进军抚、建一带，但不久即退。看来取抚、建为立足地的战略并未实行。

幼天王、洪仁玕一行入江西后，首在铅山湖坊大失利，那时他们讨论过最后的应变办法。誉王李瑞生供28对此有一些重要透露，虽然不很具体。他说，在湖坊败后，幼天王拟自尽，被干王、佑王等所救，计议幼天王“即剃头装作难民而逃，若遁至汪海洋、李世贤，再作计较，如其不能，欲逃至广东九头山隘口等语”。洪仁玕等的第一选择仍是力图会合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如做不到，则去“广东九头山”。广东九头山在何处？为何去那里？我的初步看法是，九头山不是地名，而是天地会的山堂名称，逃至九头山隘口，意味着去投奔、联合天地会中人。这使我们联想起半个多世纪前史学界曾热烈争论的朱九涛问题，所谓洪秀全曾师事粤东狗头山朱九涛之说。前辈学者已辩明洪秀全并未师事朱九涛，但粤东狗头山确是天地会的代称。粤音“狗”“九”同音，九头山即是狗头山。两代天王的出处和归结都和狗头山的传说有关，实一趣事。论者谓在太平天国前期许多广东天地会起义者在广东失利后至江西投入太平军为“花旗”，破坏了太平军的传统和纪律，对太平天国多有不利。其实并不尽然。这次洪仁玕、洪天贵福从广德出奔南下，“花旗”起了重要作用。幼天王供10云：“出广德是养王带路，后偕王带路，偕王变了百姓后，是花旗开路，我们总是跟花旗走。”供18也说，从广德起身来江西，“列王黄宗保带了花旗军在前开路”，到开化县，“又遇官兵，我的花旗兵战胜”。供11称，幼天王进了开化城，来了官兵，“花旗同尔们战胜乃回。”黄文英供25也说，“贼一路来分三路行走，贼头黄忠保及姓魏的带了花旗贼先行，伪幼天王及伪干王在中，小的们在后。”花旗在紧急关头如此出力，由于他们的关系，以去广东会合天地会众作为计议中的最后一条路，是合情合理的。

洪仁玕等一路而行，常有李世贤、汪海洋他们的消息。太平天国天京虽失陷，但朝中军中的某些机构仍在继续工作。供6说，幼天王从南京出奔到广德，在湖州的洪仁玕就“接到伪天王文书，小的知伪天王带数千人弃了南京，于六月十八日到了广德州。”在湖州，会议决定了会合侍、康王及以后之大计，会后由幼天王行文饬侍、康、听等诸王；其饬首王范汝增的诏旨被左宗棠截获，可确证发出文书一事已见施行。可见，即在危难时期，太平天国内部仍然发行文书。洪仁玕供6云：“及至到了抚、建，那伪康王、伪侍王已往瑞金去了。伪幼天王闻伪扶王在陕西，就想追到康、侍二伪王，同往陕西，就同小的前往瑞金。”幼天王供18说，“那侍王听说往广东去了。那康王汪海洋尚在瑞金，要往福建去。我没有赶到。”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他们知道侍王、康王之所在，幼天王一行与侍、康王之间，可能是通消息的；至少，幼天王他们知道侍、康二王的行踪，被浮前不久知道汪海洋尚在瑞金，并且竭力想去瑞金，赶上他们，与他们会合。当幼天王、洪仁玕等被俘、失散的前一天，汪海洋的大军从瑞金北上正进攻宁都州城，与幼天王一行相距只数十里。昭王黄文英兵败失散被俘后解送到南昌府，在供词25中说：“至幼天王行至石城所属，小的落后七八里就到官兵营盘，不知伪幼天王的去向。听说伪康王把幼天王接走了，未知确否。”这样的传闻或猜测，本来是合理并可能甚或应该发生的。但事实是，近在咫尺，而幼天王一行竟孤立无援而败亡被俘。

原因不大可能是汪海洋不知道幼天王之所在——败散的残军尚能得知与汪相距只六七十里，只要愿意，汪岂能探听不到数十里外蒙难的幼天王之所在？岂能做不到亲身或派出精兵去主动迎护？其所以没有，我以为主要是对幼天王一行不重视，心目中没有幼天王一行的地位。洪天贵福等与汪相距不远，洪尽力想赶上汪，而汪则是“要往福建去”，其无意于幼天王可知。

李世贤是汪的主帅，其力量、威望远高于汪海洋，而李世贤早已对洪秀全、对洪族不满，对洪秀全的战略及某些政策不满。这方面，李秀成供词透露出若干消息。如对洪秀全改太平天国国号为“天父天兄上帝天国”这一可怜无补费精神的措施，李世贤就一直不买账，始终抵制。苏、锡失守后，李世贤起兵逼迫李秀成，不让他回南京去守城。幼天王等入江西之前曾行文李世贤等以今后之恢复大计，但人们看不到他们对此有响应的具体事实。李世贤在幼天王一行进入江西之际却到了广东；当幼天王等在杨家牌失散被俘之日，他在福建占领了漳州，正以漳州为根据地，打算改变太平天国原先的跳跃式前进的方式，准备先巩固福建，再逐省推进，最后恢复全中华。英国驻厦门领事曾往访长谈，对李的才干和在军中的威信，极为推重。据称：李极不满洪秀全，认为昏庸无道，只是因不愿意造成分裂他才没有公开反对，今则可以自行其志云云（注：FO17/425.）。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李世贤摆脱洪秀全还来不及，又怎会去迎接洪天贵福一行？

李秀成在供词中对洪秀全的微词和批评，李世贤对洪秀全的不满，可能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太平天国人，尤其是武将的态度。洪仁玕被俘后在供词2中责备自己：“上负老天王之托，又致幼天王存亡未卜，下不能节制各王，有何颜面偷生片刻乎？”“下不能节制各王”一语，意思深长，说明各王对他和对幼天王的态度。据李秀成供，洪秀全难得接见外臣，一切战功，归之于上帝，所下诏旨，多是“天话”。从现存的天王诏旨来看，诏旨多是“天话”一句，符合事实。创业之主对手下的文武帮手不能充分地以恩义结之，自不能做到君臣有鱼水之情，何况其少未更事的年幼嗣君！洪天贵福出奔至广德，当时的主要大将堵王黄文金虽然部署、定策今后大计，但据幼天王供10说，黄文金一直没有去见他。这就不寻常。从以上所说的各供词和其他资料来看，在高级文武官员中，洪秀全和幼天王的真正“纯臣”，恐怕只有洪仁玕；李秀成或可算半个，其他一些人，对反清的事业还有共同立场，而对洪秀全父子，看不出有多少感情。我推测，李世贤、汪海洋对“迎驾”、“护驾”至少是不积极的。这应是当时为什么洪仁玕、幼天王等总“赶不上”他们的一个重要原因。江西巡抚沈葆桢在俘杀幼天王后的奏报，把李世贤、汪海洋等的若干行动都解释为是为了得到幼天王、“妄冀死灰复燃”云云，这是为了衬托他擒得洪天贵福的功劳之大，是虚夸不实的空洞分析；以沈奏报中的话来看待这件事，那就不免太简单了。

六　被俘以后

洪仁玕等被俘以后，清方关注幼天王的下落和今的动向，审讯的重点则是洪仁玕。今后的动向，其实清方早已知道，洪仁玕在答复沈葆桢提问时也明言他们原有合康王、侍王出湖北会石达开、陈玉成余众踞荆襄以窥长安之计。因军败而失散，洪仁玕于幼天王的下落的确都无所知。在这方面，清方一无所获。

洪仁玕最初被席宝田军营的一名陈姓营官所俘，清方起先并不知他的身份。供词2称：

适有降卒二名证予是干王，并在途次多有被掳男妇老少亦一见而知我是干王，但不敢称呼，暗自垂泪而已。间有低言劝予改装，又有失言称我为千岁者。予心忖之，谅难隐讳，转念一经直认，必不能生存保主，何以仰副老天王重托幼主圣意？辗转之间，不胜悲泪，况此刻又有证之者，乃直言不讳。

洪仁玕承认自己的身份后，陈营官就把他加以捆缚，“绐言捉出（幼）天王，即行释放，且赏银一千两，保以红顶”。供词2云“予泣曰：劝主投诚，非人臣事主之道，况言捉乎……事到如今，要杀便杀，毋能辱也。”

洪仁玕从承认自己的身份后即抱必死之心。他在首次问供即供词1中简单明了地说：“行至古岭杨家牌地方，大兵追到，我军失利被擒，求速杀。”被解到席宝田大营后，席以礼待之，洪“亦以礼相待”，并向席表示：“至幼天王之驻跸，自有皇天安排，我若能知必与俱矣。”并说，他受遗诏扶保幼主，今“失幼主所在，不能追随保护，抚心自问，无以对我老天王，实为罪耳，何敢卖主求荣乎？即解我到北京，或杀我以全臣节，无遗憾也。”后在南昌府的供词3又称：“予亦只法文丞相已”，最后在巡抚衙门供7称：“我鞠躬尽瘁，只求速死。”他被俘后即以死自矢，所写的寄托抱负和遗憾的诗句，亦可称为绝命诗。

沈葆桢奏称，他咨送军机处的材料中有洪仁玕所作诗句。这些诗句，1865年英文《北华捷报》曾发表英译文，而中文原本则一百年未曾面世，直到1968年萧一山先生新著《清代通史》始有引录。今据原件录诗句全文如下：“春秋大义别华夷，时至于今昧不知；北狄迷伊真本性，纲常文物倒颠之。志在攘夷愿未酬，七旬苗格德难侔；足跟踏破山云路，眼底空悬海月秋。意马不辞天地阔，心猿常与古今愁；世间谁是英雄辈，徒使企予叹白头。英雄吞吐气如虹，慨古悲今怒满胸；猃狁侵周屡代恨，五胡乱晋苦予衷。汉唐突厥匈奴犯，明宋辽元鞑靼凶；中国世仇难并立，免教流毒秽苍穹。北狄原非我一家，钱粮兵勇尽中华；诳吾兄弟相残杀，豪士常兴万古嗟。廿七日　仁玕”

“廿七日　仁玕”，应是太平天国历的廿七日洪仁玕写的意思。照太平天国历，他在囚禁中只有两个廿七日，即被俘的八月廿七日当天或九月廿七日，但写作必应在九月廿七日；如前已述，他被俘在八月廿七日四更，实际已是廿八日。

他所写的以上这些“绝命诗”，充满了华夷有别的攘夷思想，强烈的汉民族意识。这里不谈怎样评析历史上的这种思想；至少在洪仁玕的时代，由于统治民族满族无能和对外敌丧权辱国，这种思想在当时仍有其合理性。在太平天国诸领导人中，洪仁玕是此种意识表现最为强烈者。他感叹“北狄”“诳吾兄弟自相残杀”之句，实际是对陈营官、席宝田、沈葆桢、曾国藩辈的谴责。他受过基督教的训练，是较纯正的教徒，但临终绝命诗却无一字谈及宗教，而只是对未能实现推翻清朝统治的大业，抱无穷的遗憾。这对我们认识其人其世，很有意义。

诗句的第二、三首八句，主要发抒自己的志趣抱负。他为要实现“攘夷”而在六合之间到处求索，包括他不辞千万里之遥来到南京，但英雄之辈难求，徒使他有白头之叹。这两首八句，与他自己在三年前所作《二月下浣军次遂安城北吟于行府》基本相同，仅少数文字有异，如“志在攘夷愿未酬”原作“志在生灵愿未酬”；“世间谁是英雄辈”原作“斯民长官谁堪任”。三年前到遂安，是洪秀全命他带兵出征，他在途中，注意的是救民，考察民之“长官”是否胜任。现在“攘夷”的根本大业失败了，他将几年前写的八句诗稍加改易，作为绝命诗的一部分。这似乎蕴含着对太平天国的一点失望。他在被俘后所写的各种材料中，对李秀成、陈玉成、林绍璋、洪秀全，都有程度不同的批评，都谈到了他的思想或策略不被理解和执行的情况，这可能是他感叹“世间谁是英雄辈”的由来。他自矢鞠躬尽瘁，尽孝尽忠，以文天祥自况，可以看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在这位基督徒身上影响之深。

上述八行有“七旬苗格德难侔”句，在三年前遂安行府的诗中“德”作“策”。“七旬苗格”典出《尚书·皋陶谟》篇，记帝舜在位时，三苗逆命，以力胁之而不服，舜“乃诞敷文德”，以德服之，“七旬有苗格”，即过了70天，三苗自服来朝。他肯定认为“七旬苗格”是最好的治国方略，只可惜实行此道的“德”或“策”难与古圣人相比。“七旬苗格”，萧一山先生误书作“七月苗格”，就不可解了。这句诗之所指，不可能是清朝，而有可能是外国。看来他最后仍以为“七旬苗格”是对待外国的恰当之道。他认为太平天国祸害之源是洋人助妖，与“七旬苗格”之说似乎不同，但实际并不矛盾。

《北华捷报》译载诗句时还有“补遗”四句，这四句为台北之收藏所无。简又文先生亦译其中的后两句为中文。现参考简译，全译四句附下：临终有一语，言之心欣慰；我国虽消逝，他日必复生。看来，他是抱着希望而就义的。

黄文英13岁从兄文金参加起义，原做后勤事务，不预军政，黄文金死后，他就带兵保驾为大将，但实在缺少阅历，早就悲观失望。供24说，他“因堂兄身故，身无依靠，本欲寻死，被手下人劝止。”到手下只剩下三个人时，他叫三人逃去，“小的实不欲生”、“意欲寻死，就下山来见那官兵”而被擒。他在南昌巡抚衙门供词26说，他记挂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我王兄（黄文金）抚养之恩未报”，二是“儿子六岁，不知死活”，说“那天朝我是不愿跟他了。我是无用之人，投诚也无用处，放我回去也无家可归，只愿死了。”

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巡抚衙门的供词有他“愿跟唐老爷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等语。沈葆桢《席军生擒首逆折》中说，“席宝田以幼逆之尚无踪迹也，十六日移驻石城，派谢兰阶、唐家桐……四山搜捕”；《讯明首逆供情折》说，席宝田“派训导唐家桐等将洪福王真护解到省”。幼天王愿跟的“唐老爷”，即是此唐家桐。洪天贵福其他供词中数次提到他，还有写明送给他的诗。洪天贵福供10这样说：他被俘后，“有一人带我到老爷（按指唐家桐）这里。我先是幼天王，今是跟老爷的人。我做唐老爷弟弟，我年轻，到这里，道理我有些不晓，望大人老爷怜我年幼，莫怪我。今蒙唐老爷待我甚好，我就放心了。”又说，“我今来到大人老爷这里，万望大人老爷带我到老，我感大人老爷恩于世世靡暨。”又做诗：“老爷见识高，世世辅清朝；文臣兼武将，英雄盖世豪。”并题“右颂唐家桐老爷”。洪天贵福被解送到南昌，经南昌府、江西巡抚审讯，先于洪仁玕等被处死。到南昌后自是另行关押而与护解人唐家桐分离，但他在被处死前还想通过唐家桐而寄存幻想。据供17，“甲子年十月初四日夜五更”，他写了诗句，称“右送唐家桐哥哥诗三首”。诗云：“跟到长毛心难开，东飞西跑多险危；如今跟哥归家日，回去读书考秀才。如今我不做长毛，一心一德辅清朝；清朝皇帝万万岁，乱臣贼子总难跑。如今跟到唐哥哥，惟有尽弟道恭和；多感哥哥厚恩德，喜谢哥恩再三多。”所谓诗三首，就是这些吹捧清朝、痛骂长毛的不大通顺的顺口溜12句。初六日，他又写“右颂唐家桐哥哥诗三首”，文句全同，只是“送”、“颂”混写。这天，他就被凌迟处死了。他的遗留文献，特别是这些诗句，其文体似乎有父风而陋；从行止来看，洪秀全是否可算“虎父”，或有不同意见，但如称洪天贵福是“犬子”，大概可以“众论咸同”。

七　洪秀全父子的家庭和生活

洪秀全父子的家庭、生活，资料很少，所幸这些新发现能增加一些前所不知的情况。

洪仁政供21称，他和洪秀全、洪仁玕都是堂兄弟，“祖居广东嘉应州，迁居花县石坑地方。”洪族是客家，康熙年间自嘉应州迁花县，此供明确说明了洪家的祖籍。但花县石坑之说微误。洪氏自嘉应州迁至花县官禄埗；石坑堡在嘉应州，是洪氏老家所居之地。此或系书吏录误。

洪天贵福供12：“老天王的父亲名叫洪镜扬。有个细阿妈未出。”考洪氏族谱，洪镜扬娶王氏、李氏，李氏或云为侧室，或云为继室，非洪秀全之生母。细阿妈，似应指李氏。

洪秀全之小名为火秀，系据洪氏后人之说，见简又文《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今洪天贵福供10：“老天王名叫洪秀全，此名是天安的，本名叫洪火秀”。这是最可靠的根据。所谓“秀全”之名“是天安的”，意谓洪秀全魂梦升天时上帝对他的称呼，洪仁玕供7也说“梦上帝叫他作秀全”。此事并见《太平天日》记载。

洪秀全有88妻，已刊于《太平天国》之供19及今之供18均同。洪秀全多妻，似始于起义前或起义之始。据简又文研究，起义之始，洪秀全驻跸江口圩石头脚陈公馆时已有15妻；至永安州时，可能有36妻。建都南京后，官书称“娘娘甚众”，盖88妻之制实行已久。但实际或是87妻，其“正月宫”即“正宫”或称“正东宫”，似指其在天上之妻；在人间的“又正月宫”赖氏，即实际的正宫，在洪天贵福供中称为“第二房”、“第二个”，是洪天贵福之生母。供18云：“我系第二房赖氏名莲英所出，现年四十多岁”。从这里我们确切知道赖氏之名。以洪秀全终年52岁而赖氏40余岁推测，赖氏可能是继配；如是，则所谓的天上之妻或非子虚，而是指洪秀全已死之元配。

中国帝王后妃嫔成群，洪秀全的88位分为几级，有哪些称谓，今不甚了了。他对后宫管束要求甚严，《天父诗》500首多是教导后宫之训条，亡友吴良祚先生早年考释这些诗句甚详。虽条禁森严，但内部纠纷仍时有发生。幼天王供词18云：“我称母为妈，我妈与第四母余氏不和，父亲因将俩母均锁闭了好些时。那时我年纪小，不见母常行啼哭。”

供18谈了一些洪秀全的生活习惯：“平日常食生冷，自到南京后以蜈蚣为美味，用油煎食。”“我父亲不吃猪肉的，并不准众人吃酒。”洪天贵福说。“所以从前我只吃牛肉，不吃猪肉。如今也吃猪肉并常吃酒。那洪仁玕是好吃酒的。”

洪天贵福出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被俘时16岁。洪仁玕供4：“伪天王的儿子名贵福，诞生时有群鸟集于屋上飞鸣数日，众人皆知。伪天王因要把儿子取名，小的就预写纸条多张于筒内，用筷钳起，得天贵二字，伪天王不知何意，改取贵福二字。”幼天王供18亦称：“我名贵福”；但供19则说：“自少名洪天贵，数年前老天王叫我加个福字，就名洪天贵福。”

供18又称：“父亲先封我为真王，外人误传真王二字为王真。”按封为“王真王”事，据郭若愚编《太平天国文物图录》，现存一方玉玺的玺文中有“救世幼主”、“真王贵福”句，此“王真王”常被理解为“真正的王”之意。但供18称“封我为真王”，则“真王”应是王号。但上述玉玺中的“真王”二字直写，人们不可能将“真王”二字合认为“王真”字。供19则称：“登极后，玉玺于名字下横刻真主二字，致外人错叫洪福王真”。太平天国原有一方玉玺，玺文作“皇上帝基督带真主幼主作主”，其中“基督”、“真主”二字横刻。该玺是“父子公孙”三代之玺，该处“真主”是指洪秀全，应不可能引起是“洪福王真”之误会。洪天贵福供10摹写了这一玉玺的玺文，但将“真主”、“幼主”均直写，与原玺文格式不同，更不会误认“真主”作“王真”。上述玉玺早在幼天王登极前就存在了；如是幼天王登极后所刻的玉玺引起的误解，则为时很短，与上述“真王”“真主”引起误传之说不同。供词称因玺文而对他的名字引起误解云云，所说似欠明晰。

幼天王有二弟、二姊、三妹，都不同母。供18说：“我有两个兄弟，均系十一岁，一名天光，封为光王，系第十二母所生；一名天明，封为明王，系第十九母吴氏所生。”姊妹数人，只述及姊天姣，说：“我自五岁随父到南京，六岁时读书，同一个姊子名天姣系长我十岁的，教我读书，并无先生。”“我的姊子天姣许与广东人金王钟义信为妻，尚未成婚。”钟义信，其他载籍作钟万信，称“天二驸马”，似天姣在姊妹中行二。天姣长幼主10岁，至26岁尚未成婚，在当时似是少见之事。

洪秀全在洪天贵福9岁时就给他4个妻子，就不准他同母亲姐妹见面，做了“十救诗”给他读，解说男女隔别不准见面、包括老祖母不能与小孙子见面的道理。此“十救诗”太平天国有刻本，他是熟读的，在被俘囚禁中还默写这些诗句（今不录，不计入供词）。他说，9岁后想着母亲姐妹，都是乘洪秀全上朝时偷着去见。幼天王供13、18说，4个妻子年纪均与他相仿，一侯氏，安庆人，一张氏，湖北人，两个黄氏，广西人，均未生子。“我在南京夫妻五人住在宫内左殿，父亲住在前殿，生母住在右殿，天明弟住在我之下首，天光弟住在金龙殿，宫内共有七八个殿。”

洪天贵福原称幼主，洪秀全死后继位，“以后我就叫幼天王，我四个妻子都叫幼娘娘。”南京被湘军攻破时，幼天王往外跑，“幼娘娘拉住不放”，幼天王由忠王保护出城，家庭中其他人都陷于城内。供18说，“我的两个兄弟天光、天明及母、妻均在南京城内，并未携带一个妇女出来。一切各物亦未随带。城内还有七八万人。我的姊子天姣……亦在城内未出。”誉王李瑞生供28则说天光、天明“本年六月身故”，应是指城破后被杀。简又文先生推断赖后、光王、明王都逃出，并以为这些逃亡者后来到了南洋，似都无根据。

供词谈到了洪秀全规定的礼节和礼仪教育。据洪天贵福供18，“各王见我须跪礼，母磕头礼我的。”此处“母”字不知是否包括生母，如是，可说是独尊帝王的超常表现。洪天贵福供16写了四种“请安本章”格式。其“早朝请安本章”的文字是（照式）：“小子天贵福跪请（抬头二格）爹爹宽心安福坐，（抬头二格）爹爹万岁万岁万万岁。跪请（抬头二格）爹爹圣体安否，求（抬头二格）爹爹放宽圣怀，永坐天国万万年。”

其“早饭请安”云：“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食宴。”“午时请安”云：“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安福坐。跪请爹爹身安否，请爹宽心。”“夜饭请安”云：“小子天贵福跪请爹爹宽心食宴，食毕宴放宽圣怀安福睡。”从这些材料来看，洪天贵福每天至少三次向其父请安；如洪有早朝，还加一次“早朝请安”。既云“请安本章”，大概不是亲身去，而是送去本章请安。据供11，洪天贵福在四月十日天王坐殿时见到洪秀全，以后未见到他，直到十九日天王死，可见父子见面并不经常。另外，从请安的文字和有“午时请安”而不是“午饭请安”来看，洪秀全似乎只有早晚食而不进午饭。

洪秀全不准天贵福“看古书，把那古书都叫妖书”，只叫他“读天主教的书”。这是由于从建都南京以后洪秀全实行禁儒书、禁一切古书的政策。洪天贵福说，他偷看过30多本古书。供13说：

读过《十全大吉书》、《三字经》、《幼学书》、《千字诏》、《醒世文》、《太平救世诏》、《太平救世诰》、《颁行诏书》。前几年，老子写票令要古书，干王乃在杭州献有古书万余卷。老子不准我看，老子自己看毕，总用火焚。我见书这多，老子不知，我拿有三十余本，《艺海珠尘》书四五本、《续宏简录》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共二本，《史记》两本，《帝王庙谥年讳谱》一本，《定香亭笔谈》一本，又洋人之《博物新编》一本，还有十余本书。自我登基之后，写票要有四箱古书，放在楼上。老子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

从这段话看，洪天贵福被允许读的“天主教的书”即是太平天国自己编印的书。他举出的八九种，大多是宣传太平天国的宗教和伦理概念的小册子，它们虽有历史价值，但缺乏知识内容。他自己取得的书，《艺海珠尘》是内容庞杂的杂纂类书，《续宏简录》是一部杂史，《定香亭笔谈》是阮元谈诗文的笔记；《博物新编》是当时来华英国教士合信所著，以谈自然哲学为主，出版于1855年，算是一种新书。洪天贵福零乱地取这些书，有的只有片断残本，他从书中所能得到的知识是很有限的。

洪秀全在世时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五月初九日颁刻一道诏旨，有不少世人难懂的“天话”，其中有句“熊万泉，进鹦鹉，能言圣旨瑞祥吉。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鹦鹉所讲，上帝圣旨，诏称瑞鸟爷恩锡。”熊万泉，归降太平天国的清朝官员，后又叛归清朝。他进献的这只鹦鹉能说上帝的圣旨，说上帝的江山永远归“崽”即归洪秀全父子坐。洪秀全特别把这件事写进诏旨，颁布于天下，让大家知道。而那时13岁的洪天贵福对此印象深刻，铭记于心，故被俘后在供12、13中两次写道：“天朝内有一青鹦鹉，所住是银笼，他会讲话。鹦鹉唱云：亚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阔阔扶崽坐。”写这些话，不大可能是此时他还不忘江山归“崽”坐；此时他只是希望能活着去考秀才了。为何重复写这一细事呢？我想除了他对此印象深刻外，似乎也说明他头脑中可供回忆的东西之少。

洪天贵福几乎全无生活经验。供19云：“从来没有出过城门。”供10说，“我不晓我是那县人；干王是那县人，我就是那县人。”他即位后，“所下诏旨都是他们做现成了叫我写的”；但也懂得在可行的范围内自行其是，如父亲死后就开戒吃猪肉、喝酒，写条子要古书。从湖州、广德南奔，对于形势，他似是有所知、有所估计的，故在湖坊军败时想自尽，但被俘后，求生欲强烈，头脑也似十分不清。供10、19都说要跟唐老爷去读书做秀才；供10还说，“我有四个老婆。现在我不要妻，二十岁再要”。无异痴人说梦。

八　人事和制度

28件材料透露出某些过去不知或不详知的关乎太平天国的人事及制度。首先是洪秀全晚期重用了一位过去全不了解的人物：沈真人。幼天王供18称，他即位后，“一切朝政系信王洪仁发、勇王洪仁达、幼西王萧有和及安徽歙县人沈桂四人执掌。”又说，“那沈桂，人称他为沈真人。”供12又说：“我登大宝后，沈桂议封六主帅……”。“真人”，道教、道家对“修真得道”者的称呼。拜上帝教以反对释、道著，而朝中竟出现“真人”，并且掌权，真是奇事。不知何故，李秀成和洪仁玕供都未提到他。此真人在南京城陷时随幼天王等出城，“亦于那时被炮子打死”。

沈真人议封六主帅，看来是实行了。供12：“沈桂议封六主帅，忠王李秀成为大主帅，记王黄金爱为副主帅、顾王吴如孝为东方主帅、刘逢亮为南方主帅，吉庆元为北方主帅，西方主帅记不清是谁人。”但在幼天王另一件亲书材料15中写：“戴（王）黄呈忠　西方主帅”。这样，我们知道了太平天国末期封有六主帅及其人选。封六主帅时李秀成在京内守城，他被任为大主帅而在被俘后的供词中完全未提及此事，也许他以为这无实际意义，不值一顾。

幼天王出奔，军中有北方主帅养王吉庆元。幼天王供11：“尊王带我从淳化镇到广德，总是养王吉庆元带路。”供12：“未到州时，在半路遇一河，有炮船抵住。尊王、养王、巨王及各王亲率人交战。”但幼天王这些材料称吉为养王，未称为北方主帅。关于吉庆元，今人著作以为到广德州后事迹无考。但据供18，从广德州去江西，兵分三路，吉庆元为一路之首领：“养王吉庆元、堵王黄文金、昭王黄文英各带兵分三路走。”至宁国，黄文金伤病死；吉庆元的名字此后也未再出现。吉庆元虽封为一方主帅，但看来在行军中并不负总责任；论封王的前后和统下的兵力，他也都不及堵王黄文金。“南方主帅”在幼天王一行中有显赫地位。沈桂议封的南方主帅是刘逢亮，其名为前所未知，事迹不详。供12称刘在南京未出，幼天王一行中乃另有南方主帅。洪仁玕供7：“南方主帅的印是小老虎黄十四的，我们极重此帅印。若未给帅印，虽封王爵，亦无多兵。”幼天王供15：“奉（王）古隆贤　后黄朋厚即小老虎十四”。小老虎黄十四是堵王黄文金之侄，打仗勇敢，封奉王。他做了南方主帅，但此人后来降敌。何以极重南方主帅之印？是否由于军行南方之故？不能确知。据江西巡抚沈葆桢奏，在广丰、玉山间交战时清兵得胜，获“黄缎绣龙靴风帽全套并伪印二颗，一刊御赐统领南方主帅，一刊昭王黄文英各字样”，并说“提验袍靴风帽，绣金盘龙，备极精致，而统领南方主帅伪印非寻常伪酋所有。”（注：《沈文肃公政书》卷3，《广信地面一律肃清折》。）黄十四、黄文英在该处失落印信，为清方所得，沈葆桢曾以为其人已死，故提审时有所讯问，上引供7洪仁玕之言系答其所问。黄文英供26说：“若我及恤王的印只有双龙，并无双凤。我的印在徽州丢了，这广丰解来印双龙双凤，是刻好未发与我的。”他说，三等以上的王即带兵打仗、掌兵权、掌朝纲的王，其印有双龙双凤纹饰，他本是四等王，原只双龙纹饰。此次奔江西，他成了带兵一路的大将，故王印的体制升了格。可注意的是，在败亡相继的行军中，他们还随时可以刻印，必应有“镌刻衙”随行。据供25，黄文英封昭王，时在太平天国十三年七月三十日，颁到王印已是次年正月十八日。而此次换双龙双凤印则不过一两个月，快速多了。这应是以前升封的人多、刻印繁忙之故。

太平天国后期滥封王爵，许多论著都引用黄文英已刊的供词，即供26：太平天国的王有五等，共有二千七百多王。这是他在巡抚衙门的供词所言。他在南昌府的供25则说法有些不同，称：“贼中王有四等，这伪干王系一等王；那伪翼王、伪忠王、伪英王及伪恤王均系二等王；小的堂兄黄文金系三等王；小的是四等王。这干王洪仁玕系王宗，总理朝纲，所以职比伪翼王还大。”供24所说的王爵数亦与供26异：“贼营内的王职，现在约计有千余，多是有职无权的。”究竟有多少王呢？幼天王供12称：“南京有千多王未出。”可见京内聚集诸王众多，但由此似也可推知，王爵总数一千余人之说可能不确。但供24所说的一千多王，未包括无王号的“列王”，因而也许两说都不误。无论何说，王爵之滥是无疑的。据幼天王供12及15，天王的侍卫黄享乾也封作有名号的视王，可见一斑。

幼天王写了两份诸王名单，一份是随他从南京出走的王，一份是诸王，总数只写有百余人，但可资考镜之处不少。罗尔纲先生的大著作《太平天国史》（以下简称《史》）（注：《太平天国史》全4册，中华书局，1991年。）以表、志、传为主，广泛根据太平天国和清方文献记载，编制了太平天国前后期的王爵职官各表，并有各种人物传记，十分详尽，各种爵职表就有400余页。但其时未能利用本文所述20余件新材料，故今可供补充或纠正者亦复不少。据幼天王上述14、15两名单，王爵中颇有《太平天国史》“后期王爵人物表”所不载者，举数例如下：

著王许茂才（在《史》中列于“主将人物表”，作“陛卫主将”）、藩王黄万兴（《史》列于“安爵人物表”，作“×天安”）、拥王陈赞明（《史》“前期百官人物表”有陈赞明，为“副典圣库”）、为王侯裕宽（《史》列于“前期百官人物表·王殿同职官人物表”，作东殿户部二尚书）、有王黄盛乾（《史》列于“前期百官人物表·百工衙同职官人物表”，作天朝又正典铅码）、愉王宾福寿（《史》有传，于其履历称：庚申十年封为工部正冬官，后不详）、虔王姚克刚（《史》列于“后期六等爵人物表”二，作“见天安”）。

幼天王写出有名姓有王号诸王共95人，此处还有名单未载但在其他供词中述及者数人。《史》表列前后期有姓名有王号者137人，又在叛徒表、奸宄表中列有王号者25人，虽幼天王在囚禁中回忆，数量较少，但他写出的人，有不少是今之研究者所不知的。除上列数人外，还有：式王萧三发，浓王李秀辉，开王赖文扬，模王萧朝兴，依王张兆安，祝王卢文从，颂王张善超，播王练顺孙等，都不见于今之传志，限于篇幅，不一一详列。

另有一些王，幼天王所记与《史》表有差异。如幼天王供15中，卫王为洪仁闻，而《史》作杨雄清。我在1986年发表《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①（注：载《太平天国学刊》5辑。）一文曾指出，洪仁玕著《钦定军次实录》一书的国内常熟本、英国伦敦大学本有在辛酉十一年称赞“主将杨雄清”的话，而剑桥大学藏本则已删去这些字句和杨雄清之名；杨雄清后来可能发生了叛降之类的问题，故《钦定军次实录》后出本内的文字作了删改。杨雄清曾封卫王，而幼天王记卫王为洪仁闻，应即由此。洪仁闻其人无闻，或是洪氏之兄弟辈。又如幼天王记“勤王林始发”，《史》无此人，但有辛酉十一年封的“懽天义”林世发，而称勤王是对原九江守将林启容的追封。幼天王记“念王”为方营宗，而《史》记“念王”只有“方”姓无名。幼天王记“奏　苗沛霖　后封赖世就”，《史》作“奏王赖世就”，又“奸宄表”记“奏王苗沛霖”。对奏王，幼天王所记，首尾似较清楚：先封苗沛霖，苗叛后改以奏王封赖世就。提供2，有赖王赖桂芳，而《史》赖桂芳作莱王。供15，有从王陈得隆，《史》记有得隆、德隆两说而从后说。供15，有享王刘蔚鸠《史》作裕鸠，供15记启王为蓝成春，祜王的姓名空；《史》启王作梁成富，祜王为蓝成春。供15觐王黄秉忠，《史》作黄为正。以上有关启、祜、觐王的记载，幼天王可能有误记，似应以《史》为是。供15写出服，事、恭、学、欣、赓、歌、讴、捧、喜、如、是、云、劝诸王，但有王号，未写出人名。《史》表没有这些王。另外，恤王洪仁政供21称曾帮同韦十二即韦志俊出征湖北，并与其弟韦十四同攻武昌，并记陈玉成带领萧照山、杜日兴分兵攻德安。韦志俊、陈玉成手下的韦十四及萧、杜等留名人物，事迹均待查考。

较重要的有追封罗大纲等的问题。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写条询问诸问题，中有“曾天养、罗大纲何以未追封王爵”一问，曾的幕僚庞际云记录李的答辞：“其事甚乱，无可说处。”李的答辞似肯定了曾、罗未追封王爵这一前提。但幼天王亲书诸王名单有：“肺　罗大纲　死九江”，“腑　朱锡坤”。罗大纲，前期战功最著，只因非拜上帝会老兄弟，不得封侯；曾国藩等还以为死后也未追封为王。幼天王记北伐主将林凤祥、李开芳追封为请王、求王、王号均与其他记载一致；其所记罗大纲和另一北伐大将朱锡坤的追封王号，自值得重视，由此，似应重新考虑庞际云记李秀成答辞的含义——应该不是肯定曾、罗未追封，而只是说其事几句话说不清楚。太平天国所封王号的字义似都有联系，如李开芳、林凤祥、卢文从、卢六的王号为请、求、祝四字；陈荣、陈志书、罗大纲、朱锡坤的王号为感、誌、肺、腑四字，这种字义上的联系，特别是肺、腑二字本身具有的联系，增加了罗大纲等曾被追封为王的这一记载的可信性。罗大纲战死于何处，记载纷纭，有在江宁、江北、芜湖等各说，幼天王明确记死于九江，有助于澄清清方的上述各种含糊不清的报道。

在人名事迹方面，较重要的还有佑王李远继的结局问题。佑王，幼天王有时写作“祐”王，是幼天王等奔江西途中的大将，在洪仁玕和幼天王的供词中多次提到他。其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刘坤一在当年十月有致友人函，谓席宝田给他去信提及有李远继等来投之事，所述颇具体。但幼天王等的供词所说却不同。洪仁玕供6说，他和幼天王等被俘的前夜，“黄十四在前开路，伪佑王李远继保护伪幼天王行走，小的断后。”知李远继是同幼天王在一起的。幼天王供12：“佑王李远继在杨家牌被官兵杀了。”供18又称：“我在杨家牌冲散之时，佑王被官兵杀了。”幼天王的供词对李远继之死是说得明确的。沈葆桢《席军剪除湖逆搜获伪酋折》称：“席宝田提讯群酋，咸称佑逆已殒于阵。”又洪仁玕供2记，席宝田对他说：“今捉一人，不肯认为佑王，予既杀之”。这是说，他杀了一名他认为是佑王的人。这些材料，特别是幼天王的供词，似应肯定李远继已死。而刘坤一记席宝田之言如此不同，则李远继的结局似以暂时存疑为宜。

还有一些著名人物的事迹，据这些新发现供词可以澄清一些被清方记载欺瞒而造成的重要错误。如幼西王萧有和，李秀成称为后期朝中的第一当权人物者，城陷时随同幼天王出南京，而根据清方资料而写的传记，说他“突围至湖熟镇牺牲”。但带同他一起出奔的幼天王供12说，到广德后，“到有几天，幼西王萧有和亦病死。”供18亦同。可知根本没有在湖熟牺牲之事。王长兄信王洪仁发，据供12，是在出南京时“在西门跳水死”，其长子巨王洪和元到广德州后，“自己愁他父亲，乃吞烟死。”这与今之传记说洪和元在湖熟镇牺牲也毫不相干。顺王李春发，是后期朝中的显要人物，据称他也是“在湖熟镇力拒追兵牺牲”。而据幼天王供10，实际是，“顺王李春发是自己一人在南京逃出来，一路做暗哑到广德州的。”到广德以后的事迹则未见记载。曾国荃军攻破南京，湘军将领忙于抢劫烧杀，李秀成等乘间脱出城外，其时经幕下赵烈文力劝，曾国荃才派出一支队伍追袭，追袭将领回报说，出逃者已全部斩杀。这种材料明明不可深信，今由以上的供词可确知纯属子虚。养王吉庆元之子吉连旺，今之史传未见记其爵职，如上文已述及，他倒是在从南京去广德途中阵亡的。

对另一些人事迹也可据这些新材料有所补充。如吴如孝，是参与首义者，后期封顾王。《史》传叙其事至癸开十三年三月，称其后事迹不详。今据幼天王供12、11，吴如孝在末期被封为东方主帅，湘军攻入南京城时，幼天王在楼上看见“顾王吴如孝统兵来敌打不利”，故吴如孝至少是在城陷时仍作战斗者。关于偕王谭体元，洪仁玕供2、6等都说谭部数千人在威坪兵变投敌，不能渡河，因而只好转至上流而渡，半渡被截，损伤很大。又据幼天王供10，“偕王谭体元因埋银二万两，后变了百姓，想挖银子。”《史》传称谭“剃发潜藏”，投入汪海洋军中，后失败，就义于嘉应州。埋银变百姓之说正是“剃发潜藏”的说明。

关于剃发，太平天国以“长毛”著称，是蓄发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剃发以免被敌识破。前述李瑞生供28称，湖坊战败后，幼天王“即剃头装作难民”，即为在失败时装成难民作准备。供18称，他与洪仁玕失散逃下山时“央人剃了头”。被俘后，沈葆桢“察看该逆顶发翦断，仅留数寸”。这应该是李瑞生供说的原因及下山时又剃头所致。但幼天王供18却称：“我的头发是我父老天王在日叫我剪去，只剩了这些。凡我父面前的人都要一样剪去，不剪要打，究系什么意思，我也不知。”似所说也是实情，尤其是“不剪要打”之句，很符合洪秀全行文说话的习惯。今两录之以供研究。

太平天国有自己的历法，称为天历。据沈葆桢在“讯明首逆供情折”中说，洪天贵福“所供尚沿伪朔”。洪天贵福亲书供词中的日期，经核对，都是太平天国天历历法的日期不误。幼天王在供18说，“我所说的日期是我们那边的日子，较之大清的日子要迟十天。”天历迟十天之说，则不确切。此件是在南昌府的供词，作于他被俘的日期天历九月十三日至被处死日期十月六日之间，而此间，天历和清历相差十二至十四日。黄文英供25：“贼中的甲子与清朝不同，贼中的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大清的三月初二三。”实际上，太平天国甲子年二月二十二日，应是清历二月二十八日。从黄文英说“三月初二三”这一不确定的说法，和他推算的差误，可了解太平天国中人虽知道两种历法的大致差距，实则不知其详。

洪仁玕供和诗句，自书的日期都是天历。供4、5、6，自称小的，自是清吏录供，供末分署九月二十七日、九月二十八日，应都是清历。供2称，“甲子年重阳日在豫（按：应作赣）省广昌邑南失利，被……擒获受鞫”。他在清历九月初九日夜四更遭突袭失利被擒，故有重阳日被俘之说。重阳日是中国传统节日，与历法无关，但太平天国定天历的九月初九日为“哥降节”，看来并没有重阳节。洪仁玕供及于重阳日被俘，似乎他在记得天历日期的同时，也知道清历的日期。供4说“本月十三日，小的被官兵擒获”，此十三日则不确，与亲书供词抄件说的重阳日不同，亦与其他清方资料不同；又供6：“重阳日，贼之八月二十九日到石城”，此八月二十九应作二十七。此等处必系书吏录误。

太平天国有不少避讳字或特定用字。供词之亲书者大多仍用这些字。如洪仁玕亲书供词3，“统兵尚游”，“尚”为“上”之避改字；“保荃无事”，“荃”为“全”之避改字。洪天贵福亲书供词11，“宁郭”，“郭”为“国”之避改字；供16，“云人得升天”，“云人”为“魂”之自造字。又，数目字多用大写，如“三”作“叁”之类。但亦有不大写者，或遗忘避改者。如洪仁玕供2，“癸丑”，“丑”本应避改“好”；供3，“乙卯年”，“卯”本应避改“荣”。这些文件中，还有一个过去不常见的“别字”。洪仁玕亲笔驳李秀成供，述及林绍璋不守不战、私自回京，“又求英王阮其不力”；“阮”似应是“原”的别写。按李秀成供词的影印本有“秉直心阮”、“我心自院”等语，曾国藩改“阮”、“院”为“愿”。从文意看，曾的改动是对的。“原”即是“愿”。李秀成之外，有洪仁玕亦用“阮”表示“原”，可见并非李秀成写错别字，“阮”可能是太平天国避改字，其原因则不明。

附：《太平天国》刊“干王自述”主要错讹校正

前文已述，《太平天国》所刊的“干王自述”的原稿，就是本文所列出的供3，刊本较原稿有大小错讹50余处。今就其较重要之处作一校正，以便利用。

供3开始，自称“本藩”，首两句为：“本藩洪仁玕承　列位鞫问起义至今一切情由，姑举大略复问。恭维本藩，自幼读书，至廿八九岁，经考五科不售。”“自幼读书”前之语句，刊本无；而刊本之首句“现年四十三岁，广东花县人”句，亦为供3所无。刊本首句的事实，见于供1：“身是广东花县人，年四十三岁。”

刊本“遍游诸洋避祸，实因我主天王庚戌金田起义，各宪严查，不能家居也”句，供3原稿，“我主”二字，“主”前空格。供3原稿中，以下凡“主”“天朝”、“蒙恩”等均空格或提行。“辛亥年游广西，到浔州圩，寓古城侯姓之家”句，“浔州圩”原稿作“浔州蒙圩”。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