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史上，清朝占有重要地位。由于清朝，特别是清末所处的特殊历史时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清朝是我国档案事业或档案学形成的关键时期，或者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档案”一词的最早出现，古老档案学思想的总结和拓展，档案史料大规模的编纂和利用，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古老的档案成分及档案工作的变化，都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本世纪三十年代档案学的产生和构建提供了丰厚的基础。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为了巩固民族统治地位和皇权，实行了以文字狱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专制政策——本文所讲的文字狱，即是指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清朝大兴文字狱，无疑束缚和制约了当时思想和文化的发展。档案史料编纂（本文是指广义的档案史料编纂，包括汇编档案史料，利用档案史料修史、编志等），作为社会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影响。本文拟就清朝文字狱与档案史料编纂的关系，发表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清朝文字狱的形成及其对档案史料编纂的负面影响

清朝大兴文字狱，是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背景的。清兵入关以后，激起了汉族特别是具有封建正统治思想的汉族读书人的激烈反抗，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各地的反清复明运动此起彼伏。为了巩固和维护统治地位，清王朝不惜杀人盈城，实行血腥镇压，但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在长期的武力镇压过程中，清王朝意识到光靠武力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在思想文化上下狠功夫。于是大兴文字狱，试图通过整肃思想和文化，从思想和文化上解决民族矛盾，解决汉民族的“华夷之辩”，确立清王朝的合法、正统地位，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清王朝借用暴力大兴文字狱，在思想和文化界造成了一种“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制约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当然也对社会文化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史料编纂，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文化专制的大手笔——编纂《四库全书》。在清朝历史上，乾隆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文治武功”都有过人之处。他发明的征书——禁书——编书——文字狱四部曲，把清朝的文字狱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乾隆三十七年（1772），决定编纂《四库全书》。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加强和维护清王朝统治，实施文化专制政策，将读书人的思想纳入最高统治者的模式，即寓禁于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对一些清王朝认为有问题的档案史料，采取挖补、抽换、删改的手法。“辽金元的史书，凡有涉及北方边疆少数民族的事迹，都加以修改或抽毁。”（注：《禁书·文字狱》第93页、92页、318页。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 “明朝的野史所载的事实……，动涉清政府的忌讳，有碍于清朝政府的体面，所以到了清雍正、乾隆时，为不让野史荧惑听众，必须把这些书籍严加禁止”（注：《禁书·文字狱》第93页、92页、318页。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编纂《四库全书》，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档案史料编纂。但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采用了一些不科学、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不仅对其后的档案史料编纂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破坏了我国古代部分档案文献的完整性。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乾隆编《四库全书》是对古籍的暗杀。乾隆尽管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但他依然走不出历史怪圈。“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对档案史料编纂给予高度重视，其目的无非是把档案史料编纂当作一种炫耀文治、统一思想、维护政权的工具。”（注：《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夏宏图博士论文、未出版）

2.禁书运动销毁了大批有价值的档案史料，给后世的档案史料编纂留下了历史空白。清入关初期，汉族人民的拼死反抗，使清统治者大伤脑筋，甚至可以说留下了后遗症。清朝统治者时刻提防着汉族反清的民族主义思潮。在长期的斗争中，清统治者认为要一劳永逸地消除汉族的民族主义思潮，就只有将一切可能引发汉民族主义思潮和不利于清合法、正统地位的书籍销毁掉，才能从思想上，从根本上抹杀或缓解汉民族主义思潮。禁书运动自清初一直连绵不断，查禁、销毁了大批的极具史料价值的书籍。特别是明末清初的野史，因其记载了汉族抗清和明末小王朝的活动情况而遭厄运。从理论上讲，清朝是距现在最近的封建王朝，应当为后世的档案史料编纂留下了丰富详尽的档案史料。但是，由于清朝文字狱的实施，大规模禁书运动的开展，我们现在编纂清朝某一专题的档案史料时，仍难收集到充分详尽的档案史料。

3.文字狱对私家档案史料编纂的负面影响。清代，私家档案史料编纂较为活跃，但在文字狱的大氛围下，私家档案史料编纂必须臣服于清朝的文化专制政策，不能有半点抵触，否则就会大祸临头。同时，清政府也很注重加强对私家编纂的控制。“私人档案史料也受到皇帝的干涉，甚至内容也要受到皇帝的审查。乾隆四十四年，清高宗因黄检刊刻其祖黄廷桂的奏书时‘擅将皇考殊删改，且止载嘉奖而不载训饰，殊属谬毒’，因他谕令‘所有板片及刷存之本或已分送者查明解京销毁。’”（注：《清代档案史料编纂研究》夏宏图博士论文、未出版）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私家编纂档案史料的质量，主要是指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大打折扣。

二、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

如前所述，文字狱给当时的档案史料编纂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都要一分为二、辩证地分析。如果我们作反向推理，就不难发现，文字狱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开展。

1.为了整肃思想和文化，清王朝非常重视官方档案史料编纂，力图建立官方的思想文化体系。清王朝大兴文字狱的根本目的，就是整肃人们的思想，使之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在整肃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文字狱，故意从知识分子的诗文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迫害知识分子，以杀一儆百，另一方面则要建立官方的思想文化体系，以便臣民们参照执行。要建立官方的思想文化体系，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大规模地汇编与公布与之相关的档案文献，并颁行天下。清王朝一直把档案的汇编和公布作为强化统治的手段。“清以例治天下，一岁汇所治事为四季条例，采条例而为部署则例，新例行，旧例则废，故则例必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注：《中国档案事业史》第309页、310页、311页、312页。周雪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自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的文书、档案机构都汇抄文书、档案原文以形成档案或档案史料汇编。自康熙始，统治者为了炫耀武功，“每于重大军事行动或事件后，都要将每次事件的全过程所形成的重要档案按年月日次序汇编成书，称作《方略》或《纪略》，包括平定叛乱、削除割据、统一边疆、镇压农民起义等不同内容。”（注：《中国档案事业史》第309页、310页、311页、312页。周雪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此外，清政府还设置了许多档案史料编纂机构，或纂修皇帝实录，或纂修国史，或纂修志书。为了整肃思想，实现文化专制，清王朝的官方档案史料编纂，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无论是修史的次数、成书的数量等方面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注：《中国档案事业史》第309页、310页、311 页、312 页。周雪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尽管清王朝的官方档案史料编纂具有如前所述的阶段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为后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档案史料。今天我们拥有较多的关于清王朝的档案史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清王朝重视和支持官方档案史料编纂。

2.清王朝大兴文字狱，许多知识分子害怕“因文获罪”，不敢参政，不敢著书作文，转而扎进“故纸堆”。在某种程度上讲，清王朝大兴文字狱，达到了预期目的。“在压制人民思想的过程中，文字狱发挥了独具威力的，在这种漫无节制的文字狱的淫威面前，最高统治者的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提高……，几千年来淀积了涵养的中国士大夫所独有的气节被销磨殆尽，读书人只能钻进故纸堆而苟全于一锥之地。”（注：《禁书·文字狱》第93页、92页、318页。王彬著中国工人出版社）清人有诗句“数声哀怨半天闻，无限离愁寄白云，矰缴每从文字起，书空咄咄却忧君”，“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形象描绘了清代知识分子在文化专制高压政策下的忧虑和呻吟。知识分子既不敢参政，又不敢著书立说，但总是要找点事做，于是就扎进故纸堆，埋头整理和编纂档案史料。康乾之世考据学的兴盛，也与文字狱有关。考据需要档案史料，从而也推动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开展。清王朝为了不让文人们“惹事生非”，乐得来个“顺水推舟”，在中央和各级政府开展档案史料编纂，笼络大批文人参与其中，“康熙十一年，清廷谕令各州县分辑志书，二十四年，设‘一统志馆’……，雍正时规定：各省府州县志书，六十年纂修一次。”（注：《中国档案事业史》第 309页、 310页、311页、312页。周雪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大批知识分子参与档案史料编纂，不仅推动了档案史料编纂的开展，而且也提高了档案史料编纂在学术方面的质量，如考证、校勘、版本等方面。

3.大批优秀知识分子参与档案史料编纂，促进了档案史料编纂理论的发展。如前所述，由于害怕‘因文获罪”，许多知识分子都扎进故纸堆，从事档案史料编纂。这其中的一些人可谓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在史学、方志学、考据学、目录学等方面均颇有造诣。在长期的档案史料编纂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而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一些有关档案史料编纂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尽管这些理论并没有系统地表述出来，而是散见于他们的编纂著作和言论中，但随着它们的传播，促进了当时档案史料编纂的发展。在这方面，以章学诚为集大成者。”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人，乾隆四十三年进士，‘自以迂疏，不敢致仕’，一直从事讲学和编修志书，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方志学家。在长期修志实践中，他深刻认识到档案史料的重要性，因而十分重视对档案史料的收集、利用、管理等工作的研究，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注：《中国档案事业史》第309页、310页、 311页、312页。周雪恒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清朝大兴文字狱，对中华民族思想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束缚和阻碍作用，已成定论。但对社会文化活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档案史料编纂来说，文字狱具有双重作用，尽管它的积极作用是不自觉的。作者撰写此文，并无替文字狱翻案之想，只是从学术上、客观上来探讨问题。理解清朝文字狱对档案史料编纂的双重作用，对于研究清朝的档案史料编纂乃至中华民族整个的档案史料编纂，是有益处的。

（文章来源：《湖南档案》1998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