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历史源远流长，寺庙建筑恢宏壮观，佛教文化享誉世界。在中华佛教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五台山佛教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并遗留下丰富的文献典籍。

在大量佛教历史文献中真实记录清代帝王赡礼五台山的档案尤为珍贵，堪称精华。但是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清史学界关注得较少，有关西巡的档案史保存得很分散，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然而康熙皇帝五次西巡，并于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和九月一年中二次幸五台，乾隆皇帝六上五台，最后一次是在他七十六岁高龄时登上五台山的，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十分罕见，嘉庆皇帝也声势浩大地驾幸过五台山。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次数之多，规模之大，在清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史称“西巡盛典”。民间广为流传的顺治皇帝出家五台山，和清帝西巡五台山是否有联系，更是值得探讨。从这些宫中秘藏的档案中，可以看出清代帝王西巡的目的和作用，他们对五台山佛教的重视，以及五台山佛教文化在清代安定社会，团结各兄弟民族，巩固边防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巡幸，即皇帝离京到地方视察民情，是古代帝王的一项重要礼仪。清代皇帝的大规模巡幸活动以南巡江浙影响最大，康熙和乾隆二帝分别各南巡六次，主要意图是视察黄、淮河务和浙江海塘等水利工程，了解民情，维系民心。而康熙和乾隆二帝西巡五台山，次数仅比南巡少一次，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南巡低，但是史学界对它的评价大多认为只是进香拜佛而已。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档案中可以清楚地说明，清帝西巡五台山的用意决非仅仅是礼佛。

康熙皇帝先后五次巡幸五台山，康熙二十年（1683年）二月首次幸五台山，同年九月陪同其祖母大皇太后再次幸五台，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第三次幸五台山，皇长子允提、皇三子允祉随驾，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第四次幸五台山，皇太子允礽、皇四子多罗贝勒（后为雍正皇帝）、皇十三子胤祥随驾，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第五次幸五台山，皇太子允礽、皇三子和硕诚亲王允祉、皇八子多罗贝勒允祀、皇十子多罗敦郡王允俄、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题随驾。康熙皇帝五次巡幸五台山，后三次的行程活动安排大体相同，沿途召见官员和接驾人员、祭陵、阅武、视察水利工程等，和历次南巡基本一样，但是康熙皇帝第五次西巡，也是他最后一次上五台山，有六位皇子随行，这在他历次巡幸活动中是很少见的。尤其是康熙皇帝第一次和第二次上五台山，一反皇帝出巡的惯例，沿途除召见接驾人员外，历来巡幸活动必不可少的项目都被省略了。一路直奔五台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十二日自京城出发，二十日到达五台山菩萨顶，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康熙帝巡视了东西南北中五个台顶，二月二十四日自菩萨顶返京。三月初六日回到宫中后即拔巨款修建五台山寺院及幸五台山的道路，同年九月康熙皇帝陪同其祖母太皇太后再次巡幸五台山。太皇大后博尔济古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顺治皇帝的生母，曾辅佐顺治和康熙二帝。康熙皇帝从小由祖母抚养，对太皇太后的感情十分深厚。康熙二十二年二月康熙帝第一次上台山，可以说是去探路，是为了太皇太后九月幸五台山作准备，这年太皇太后已是六十九岁的高龄，且身体并不太好。九月十一日康熙帝奉太皇太后诣五台山，九月十三日过涿州后，“以长城岭一路山径险峻，特先往亲视所修道路，命和硕裕亲王福全、恭亲王常宁随太皇太后行。”十九日康熙帝到达菩萨顶，二十二日“自菩萨顶出迎太皇大后圣驾，留内大臣国舅佟国维、公福善率侍卫等修治菩萨顶至长城岭一带道路。”由于山势陡峭，经康熙帝再三劝阻：太皇太后谕日：“岭路实险不可度，吾及此而止，积诚巳尽。五台诸寺应行虔礼者，皇帝代吾行之，犹吾亲诣诸佛前。”康熙帝重返菩萨顶，“承太皇太后慈旨，代礼诸寺”。康熙皇帝于一年之内三上五台，这在中国帝王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据清宫存档案记载，康熙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山之素心，以求慰圣怀，茂绥弗禄。”这就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顺治出家五台山的传说。顺治出家五台山的轶闻很多，其中不乏颇有见地的论述，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指出：“谓顺治果已出家者固非，然谓绝无其事者亦为的论，”从清官藏五台山档案史料中，也许您能发现一些感兴趣的材料。顺治帝是否出家五台山虽然是一个谜，但是康熙皇帝因“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山之素心”而开始的西巡，却对推动五台山佛教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五台山于东汉永平年间修建了我国最早的一座寺庙大孚灵鹫寺，与洛阳白马寺同为我国最早的两座官建佛教寺庙。唐代鼎盛期五台山共有寺院300多座，被誉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之后，几起几落，至明末“寺废僧残，梵宇为墟。”康熙第一次登临五台之后，拔巨款修建五台山寺院。据《山西通志》和《五台山县志》记载，显通寺、文殊寺、广宗寺、望海寺、法雷寺、灵应寺等都是康熙二十二年重修的。随着康熙皇帝以后的几次西巡，五台山陆续重修和新修了一批寺院。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最后一次西巡，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西巡（雍正皇帝在位时没有举行过西巡），中间相隔36年皇帝没有到五台，五台山的寺院又多有损坏。从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西巡五台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乾隆皇帝第六次上五台山，清廷不断修葺扩建五台山的寺院和五台山行宫，使五台山形成宏大的建筑群，再度成为中国佛教建筑的精华和典范。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皇帝西巡五台山，从嘉庆九年（1804年）起就有修建五台山庙宇、行宫及道路的密折不断上报朝廷。嘉庆十六年以后清帝再未举行西巡。五台山佛教也逐渐衰落。清官存五台山档案史料中，修建寺庙的文件数量最多。这些档案记录了历次修葺寺庙的名称、数量、时间、工程作法、银两开销等详细情况，是研究五台山历史的可靠依据。清帝西巡五台山，不仅使五台山寺庙的发展再创辉煌，同时对弘扬佛教，通过佛教维系与蒙藏等民族的团结，安定西北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台山是四大佛教名山中唯一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道场的佛教圣地。明永乐以后，蒙藏黄教（属喇嘛教）进入五台山，菩萨顶成为喇嘛庙之首。康熙皇帝第一次西巡五台山，重建菩萨顶文殊院五顶殿宇，加盖黄色琉璃瓦，拨五台县正供的十分之一作为菩萨顶和射虎川处喇嘛日常之用。菩萨顶大喇嘛由清廷直接委派，赐封爵位。康熙、乾隆、嘉庆三帝历次朝拜五台山，都住在菩萨顶，并陆续改建和新建了一批喇嘛庙，封镇海寺为章嘉活佛住锡之地。四大活佛皆来此诵经传法，蒙藏信徒更是岁时来叩，使五台山成为蒙藏信徒朝礼的圣地，出现了汉、藏、蒙、满等民族僧众和睦相处的佛地风貌。乾隆皇帝在《海望寺》诗中明确地表明他的看法，“蒙古诸藩皆尊佛法重黄教，我皇租于此建寺居于喇嘛，内外各扎萨克岁时来甲，允神遭设教之意也。”兴黄教以安边是清廷的重要国策。康熙皇帝西巡五台山，蒙古厄鲁特亲王随驾同行：乾隆皇帝到五台山，参加了在菩萨顶章嘉活佛主持的析愿颂经大法会，并亲到普乐院看望章嘉活佛。清朝皇帝崇奉黄教，优礼活佛的举动，加强了与蒙藏地区的紧密联系，推动了五台山佛教的发展。五台山感召了众多的佛教信徒，包容着各族信徒的虔诚和团结。

清帝西巡不仅促进了五台山佛教的发展，并对西巡所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康熙皇帝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经常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兴利除弊。西巡中康熙帝要召见所经地区的官员，了解情况，考察官员。他特别对山西的巡抚指出：山西民风淳朴，为官的更要作表率。要持巳廉洁，兴利除害，使小民各得其所。当他发现当地百姓贫穷，与巡抚所奏截然相反时，严厉地给予训斥。阅武也是西巡的一项重要日程安排，清帝要京师派武艺高强者与当地军队比武，并阅视各项作战技能。视察水利工程，召见一批闲居在籍的士大夫和文人学子，增加科举考试的名额，减免赋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无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当然清帝西巡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和积极作用，由此引伸可以说五台山佛教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佛教本身。希望清帝西巡五台山史料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文章来源：《佛教文化》1998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