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先后编纂过《义和团档案史料》、《筹笔偶存》（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编）两种史料专书。这两部史料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的充分重视，同时，许多史学工作者还要求对馆藏的这部分档案文件作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以便更完整地保存和更充分地利用这批专题史料。为此，我们清查了清档中的各种有关卷册，将一批反映义和团运动的档案文件搜集成书，定名为《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以下简称《续编》）。这里，我们先对此书略述梗概，并就这些史料探讨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几个问题，以求教于读者。

一、新编史料的概貌和价值

《续编》共辑录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档案文件一千余件，起自1896年，迄于1903年。此外，为满足史学界研究义和团组织起源的需要，还辑录了一批关于清代义和拳等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共一百余件，作为本书的附录。全书所辑文件共一百多万字，大多系初次公布。

《续编》所辑文件，分别选自馆藏的以下各全宗档案和文种：上谕档、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军机处杂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外务部档、刑部档、内务府档、神机营档、清代各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醇亲王府档和端方档。这些文件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是清王朝各级统治机构之间的往来文书，这在全书中占大部分，包括谕旨、各衙门及驻外使节的奏报、各衙门之间往来的电报、咨文、移文、札饬、通告暨禀、呈、申、详等各式文书。第二是外交文件，如国书、照会、函牍、条约、合同和会谈记录等等。第三是官员们的私人信函和其他属于私人性质的文件，但为数较少。这些文件，从广阔的范围和不同的角度，记录了义和团运动的史实。

和以往出版的两部档案史料相比，《续编》的史料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而确切的依据。《义和团档案史料》对运动发起阶段的史实虽有所反映，但内容单薄。《筹笔偶存》的记事起于1899年6月，也没有涉及在此前几年的有关史实。《续编》辑录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等有关文件，弥补了前两书的不足。这批约计二十多万字的文件，比较详尽地反映了甲午战后国际帝国主义特别是德国一步步加紧侵略山东，扩大殖民权益的各种事实；反映了山东各阶层人民凭借着各地现成的会、社、团、门起来抵制外国侵略者，逐步把斗争推向高涨的事实。同时，也记录了朝廷和山东、江苏、直隶等省的地方当局对于这一系列事变的政策和态度。这批文件以其自身的完整性，相当清晰地展现了义和团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于研究这场运动的社会成因、组织起源及其初期的特点，对于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外关系、清王朝的政策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都有重要的价值。

第二，对于义和团运动高潮及慈禧出逃与“回銮”的史实作了多方面的增补。鉴于《义和团档案史料》业已比较集中地辑录了这一方面的文件，因此，《续编》是在前书的基础上，就有关史实的过程、情节或结局作了补充，因而使各该史料更加完整。同时，《续编》收入的这一类文件中，也不乏前书所没有充分反映或者是基本上尚未涉及的内容。如：关于义和团某些基层坛口的史料，记载一批坛口的缘起、组织、人数和斗争事迹，有的并记有参加过某些重大斗争的拳首和拳民的姓名、职业以及在团内的职务，为其他史籍所未见；关于某些地区的义和团“查抄地亩”、毁坏田契或“攻城戕官”的记载，反映了这场将主要打击锋芒指向外国侵略者的运动，也对封建秩序进行了冲击；关于庄王府总坛的史料，记载了北京“官团”的组织、规模、分布及其活动的宗旨；关于清朝官兵抵御八国联军和他们大批阵亡、殉难的史料，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人在这次运动中的政治动向。史学界多年来众说纷纭的北京义和团捕杀白莲教的事件，也将由于官方档案的公布而使事实趋于清晰。因此，本书和《义和团档案史料》相互补充，可以更完整地反映这场运动的各个侧面和涨落过程。

第三，为考察义和团运动中地方性的群众斗争和运动的余波提供了佐证。《辛丑条约》签订和慈禧“回銮”以后，清朝外务部和不少地方当局还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继续同侵略者议结各地的庚子教案。这个交涉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文件，不仅是中外反动阶级进一步勾结的记录，也保存了各地义和团斗争的许多史实和数据，而这些情况，往往是事变当时的有关文件所不可能全面反映的。同时，伴随着屈辱的教案议结，许多地区的民众和义和团余部，掀起了抗摊赔款和反对教会反攻倒算的斗争。《续编》辑录的清王朝勾结帝国主义，镇压景廷宾、邓莱峰、唐云卿、贺金声、东北忠义军和四川拳民等反抗斗争的档案文件，反映了这些历史事变中民众斗争的新动向。

第四，为探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提供了线索。《续编》辑录了一批清代各朝镇压民间会社的档案文件。这些文件所记载的民间会社的名称，有不少是与义和团运动初起时的群众反侵略组织雷同的，如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还有一些名称，则是史学界在探讨义和团的组织时经常论及的，如金钟罩、顺刀会、义和门以及义和团练等。义和团的源流是长久以来为史学界所注意，但迄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结论的问题。这批档案的公布，为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新的佐证和踪迹。

二、义和团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兴起

随着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都在探索这场运动为什么首先从山东掀起，但并无一致意见，也鲜有专论述及。从《续编》所提供的史料看，我们认为这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和宗教侵略相结合，把山东变成了全国民教矛盾最尖锐的地区。

《续编》一开始，就展现了山东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浪潮。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所促成的民众反侵略斗争，以粗糙的“闹教”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义和团运动勃起时的主要特点。

根据一些教会书籍的统计，当时的山东并不是教堂和教民数目最多的省区，然而，自从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割据胶州湾以后，却将宗教侵略提到了一个新水平。德国军队不仅在占领区暴行累累，而且和传教士勾结在一起，越界直接用武力镇压民众的反教会斗争。《续编》详尽地反映了德国占领者出兵日照、火焚兰山的种种事实，记录了他们在胶东和鲁南地区连续制造的十二起血案。这种超越外交程序，“无论城乡，派兵自办”（《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毓贤致总署电。）的暴行，在教案史上是空前的，也为当时其他省区所未见。正象一个官员愤愤不平所指出的：“民教不和非一日，亦非一省，从无有以兵据城克期责办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二日高燮曾折。）。德国这种军事殖民主义的行径，一方面鼓动起他们庇护下的天主教圣言会的侵略狂热，另方面也使山东的各国教会群起效尤，无休无止地向清当局索要更大的权益。教务交涉的档案，在当时山东巡抚衙门档的各类文件中占据最大的分量。可见，甲午战后山东的民族矛盾，突出地表现为各阶层人民和教会侵略势力之间的尖锐冲突。

教会势力日益猖獗，使山东教民中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巨野教案以后，山东的“教堂日增，教民日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1887年教民仅一万多名，至1900年即激增至近十万名（《外务部档》，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吕海寰与安治泰谈话录。）。涌进教会的庞杂的人群，大多是感受到教会的权威而去寻求庇护的，入教动机复盖着鲜明的政治和经济色彩。1898年夏天，臬司毓贤到曹州查办教案时，比较深入地了解到这一大批新教民的严重性，他报告说：“抢劫之犯入教者有之，命案之犯入教者有之，负欠避债入教者有之，自揣无理恐人控告入教者有之，抢劫杀人、亲友弥缝入教者有之。……因而良民负屈，官吏莫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总署收张汝梅文。）。传教士这样放手容纳中国的社会渣滓而形成为地方行政所无法控制的恶势力，实质上是反映了德国变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的迫切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会、教民欺压平民的现象普遍地严重化了。当时无论是“仇教”的还是“护教”的山东官员，几乎众口一词地指出这是激化社会矛盾的直接原因。他们说，教民在传教士的纵容下，动辄借故甚至无故地向人民挑衅，肆行勒罚，“或罚银钱，或罚屋宇，或罚酒席，或罚钟，或罚席，或罚油，不餍不休”（《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毓贤致总署文。），“甚至罚席时不以人视平民，责令头顶杯盘，膝行而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民间蓄仇忍辱”，“万众一心，待机而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山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激化起来的，绝非偶然地将主要锋芒指向教会。

为了进一步探讨山东义和团运动的成因，我们在编辑本书时，顺便对山东及其邻省的教案作了比较。从1896年到1899年，查到的经总署归档的重要教案，在直晋豫三省是二十四起，东北三省是十七起，山东一省是三十五起。这四年的山东教案，超过同期华北其他三省教案的总和，相当于东北教案的两倍。而且，山东教案的规模又比较大，例如沂州教案漫卷六个州县，1899年秋冬神拳在济南、东昌反洋教一案，其明细案件多达一百六十四起（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署收袁世凯文附单统计。）。可见，这几年的山东教案实居北方各省之冠。

我们还将山东教案和南方的教案作了比较。据有关文书统计，从1896年到1899年，全国爆发教案最多的是四川和山东。四川教案遍及四十余州县厅，约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的三分之一。山东在同一时期有近六十个州县发生教案，占全省州县总数的一半以上。两省相较，四川的反教会斗争相当集中，规模一度超过山东。但是，由于长江流域的洋务派官僚厉行镇压反洋教运动，四川的斗争风潮被隔于西南一隅。当著名的余栋臣起义和邻省响应他的几次斗争失败以后，四川教案于1899年明显减少。与此相反，这几年山东的反教会斗争却由小到大，逐年递增，并与反抗德国经济侵略的路案、矿案相交错，在全省范围组成多头并进的群众运动。这个逼近京畿的反侵略风暴，就是北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的源泉。

第二，甲午战后的一个时期，山东人民反教会斗争的组织程度在北方各省中是最高的。

鲁西南、鲁西北和直鲁交界一带，在历史上就是宗教结社和民间拳会密布的地区。这里的不少民间会社，在甲午之后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相继转变为山东下层人民反洋教的战斗团体。不管这类团体在组织和思想上是怎样的落后，但毕竟不失为聚结民众力量的温床。综观当时的官方文书，当山东人民凭借着这些会社起来斗争的初期，北方其他各省人民对教会的抵制，基本上还停留在民教诉讼或自发骚动的水平上。例如，甲午战后直隶、山西一带最激烈的民教冲突，是口外的法国教堂和当地垦户的争地案。1897年法堂借口购买蒙古旗地，把口外农民垦熟的成千顷耕地划入教堂，并连续出动武装，驱逐垦户，逼死多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日总署收胡聘之文。）。但是，这些流离失所的垦户没有组织，只有靠文生武举进京告状，最后在官府的制约下被迫承认了既成事实。又如这几年东北影响较大的教案，是奉天省兴京厅、怀仁县等地由乡团组织的向教民的索欠斗争。团民结伙诉讼，聚众数千，“其势汹汹”。然而由于乡团受官府控制，地方官软硬兼施，使一场“居民积忿成仇”的斗争不了了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总署收张文兴文。）

这样，在民族救亡运动的客观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山东人民有组织的斗争，必然成为更大规模的反侵略风潮的酵母。1898年3月，即在山东的拳会刀社活动了两年之后，直隶大名府第一次出现了大刀会定期闹教的揭帖。当时山东东昌府知府洪用舟禀报了这一事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署收张汝梅文附件。）。这一事件，标志着山东民众的反侵略组织形式突破了省区的界限。半年之后这个地区的义和拳起义，就正式揭开了运动的第一幕。

第三，山东地方当局在一个时期内对反侵略的民间会社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运动的兴起。

《续编》所辑史料表明，李秉衡、毓贤等山东巡抚虽然以“仇洋”著称，但在当时还不能说是极端的排外主义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通商传教，主要是企图抵制洋人侵犯利权和洋教干预政务。围绕着这个中心，几任山东巡抚形成了一种带有连续性的政策，而随着事态的发展，又有不同的实行重点。

大体上讲，从李秉衡主政到张汝梅就职后的一段时间，他们的教案政策可以概括为“持平办理”四个字，即企图以封建政权为民教争端的调节机器，既不过于迁就教会的无理要求，又对人民的反教活动加以遏制，力求“寓调和于保护之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传教士根本无视清当局的法律权威。特别是德据胶澳并开创了用刺刀来干涉教务的先例以后，凡是地方官认为已经“持平”的教案，传教士都由于没有满足贪欲而斥为“不平”。他们通过公使，压迫总署，接连将斥责和指令撤换官员的文件寄向山东。张汝梅在1898年4月向总署抱怨说：“地方官一遇教案，非偏袒教民，即受谴责。所谓持平办理，已行不下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署收张汝梅文。）

在“持平办理”困难重重的时刻，山东巡抚寻求着充实政权力量的措施。开始，张汝梅请求把以“仇教”和强悍著称的甘军调驻德州，但没有获准（《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总暑致张汝梅电。）。于是，他把一个举办团练来“调和民教”的计划上报朝廷。当时，企图用练团来抵制教会并自认为业已取得成效的，不止于山东一省，张汝梅和毓贤的练团政策区别于他省的地方，在于他们企图把那些在反洋教斗争中活跃起来的拳会刀社也收编为乡团。而在其他省，这类团体是被残酷镇压或严行查禁的。

有关官方文书透露了山东当局旨在推行这样一个“改会为团”的计划；第一步，承认民间拳会为“自卫身家”的乡团，“意谓寓兵于农，正可备御侮之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总署收彭虞孙函。）。第二步，指令各地官吏对这些“私团”加以甄别，“概行归官督率办理，以杜流弊”（《筹笔偶存》，第44页。）。可是事态的发展表明，这个计划在实际上只实行了第一步，许多拳会刀社在“奉旨练团”的旗号下取得了合法或半合法的地位，他们“自夸奉山东巡抚之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德署使致总署照会。），四出闹教，而地方官却根本没有“督率”他们的能力。

因此，山东巡抚这项在主观上是用以加强封建政权并遏止民众闹事的计划，在客观上却使民间会社赢得了发展实力的时间和空间。1899年秋冬，神拳和义和拳掀起的反侵略浪潮汹涌澎湃。尽管毓贤对“闹教抗官”的拳会动用了兵力，并提出“区分良莠”、“拿首解从”等等的措施，直到在离任前明令禁止拳会，但是，拳民运动这时已经越过最困难的时期了。

以上几点，虽然不能说是义和团首起山东的全部原因，但至少是十分突出的并且制约着运动进程的事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三、源多流杂的反侵略斗争群体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是一个饶有兴味而众说不一的老问题。近年一些论者倾向于用多来源、多渠道的方法考察义和团的组织来源和形成过程。《续编》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和线索。

《续编》对多数论者认为是义和团的重要组织来源的曹单大刀会有详细揭载。该会成立于1894年，以习练“金钟罩”为主要形迹。在“多盗之乡”的鲁西南，大刀会最初的宗旨是护村捕盗。由于屡屡“捕盗送官”而得到村民的拥护和官府的褒奖。这就使大刀会的势力迅速发展，在鲁苏豫交界拥众二三万人，随之就掀起了反教会斗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总署刘坤一文附清单。）

有些论者据此指出大刀会是属于乡村团练一类性质的组织，而《续编》提供的史实却要复杂一些。大刀会的主要首领是曹县监生刘士端，他确是鉴于“海疆不靖”、社会动荡，联合一批富户集团自卫。然而大刀会里传法的师傅，却是一位“行踪飘忽”的神秘人物。山东当局开始对他的来历讳莫如深，后来说他叫赵天吉，是苏鲁两省的“多年巨患”（《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张汝梅致刘坤一电。）。传教士薛田资则说赵是来自湖北的歌老会会员。正是赵天吉这类人物，赋予了大刀会一整套类似于会道门的条规和仪式，如宣誓、纳钱、习咒、各立门户、定期集会等等（《续编》详细记录了这套仪式。另据日人末光高义《中国的秘密结社和慈善结社》一书收集的咒文，曹单大刀会崇拜天地日月和李廷玉等五大教主，其信仰当是天地会和八卦教的融合。）。同时，也促使貌似团练的大刀会在阶级构成上发生了变异：一大批为封建官府视为“不逞之徒”的游民、绿林和会道门分子“附入其中”。这批人适应乡村豪富和自耕农“学习拳棍、自卫身家”的需要而进入村落，传习技艺，“煽惑聚众”（《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五日毓贤致总署电。），从而延伸了大刀会的活动方向——由打土匪发展到打击比土匪威胁更大的洋教。这样，大刀会就表现出下列鲜明的特征：以“杀洋灭教”为宗旨，以村落结构为依托，而以会道门的信仰和师承关系为纽带。乡团和会道门这样两种成分在大刀会内相交织，反映了在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衣冠之族”和“无业莠民”这两个通常是对立的阶层暂时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类似于大刀会的组织形式在直鲁一带的许多地区迅速蔓延。如《续编》所载：某些江湖拳师在庄子里来“夸炫技勇”，在村长社首的认可下设立坛场，号召徒众，然后一个村一个村地传播开去。许多义和团的坛口就是这样建立的。因此，如果把义和团组织的形成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考察，我们从曹单大刀会那里已经看到了义和团坛的某种雏形。

紧接着大刀会兴起的反侵略组织，是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续编》记载了甲午前后这一带的梅花拳等拳场在反教会斗争中演变为义和拳的史实，为一般史籍所未见。

据载，1892年，威县沙柳寨一带的“梅花队”应冠县习红拳的十八魁之约，进攻梨园屯教堂。这是梅花拳在近代的反洋教斗争中第一次显示力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四日总署收张汝梅文。）。至1897年4月27日，梅花拳两千余人再赴梨园屯，“执持刀械”，将教堂拆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法使致总署照会。）。证之口碑，这时十八魁中阎书勤等人已投拜梅花拳首赵三多门下；在拆堂的前一个月，赵三多曾号召拳民三千多人，赴梨园屯“亮拳”示威。可见，冠、威一带的拳民这时已经以梅花拳为主体、以赵三多为首领而初步联合起来。这次拆堂之后，地方官曾作出一个基本上为民教双方所接受的调解：把庙基归还村民，另为教民觅地建堂并赔偿损失。但是，随后的胶澳事件改变了整个局势。法国公使和主教“乘德焰”“顿翻前说，婪索多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十五日总署收张汝梅函。）；教民也以请洋兵相威胁，这就使直鲁交界地区的民教矛盾再度激化起来。于是，这一带的拳民被迫在1898年2、3月间重新集结。“盖梅花拳本名义和拳”。这些聚结的拳民为对付官府禁止梅花拳聚会的晓谕，“遂讳言梅拳，仍旧立义和名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署收张汝梅文。）。清代历史上同农民起义关系密切的义和拳再次崭露头角。同年10月25日，因地方传闻要拿拳民，加之保护教堂的营兵又到沙柳寨闹事，拳首姚洛奇、阎书勤遂将赵三多挟持到两省交界，“逼胁出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义和拳起义（《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曹倜电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总署收裕禄文。）。

义和拳的组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义和拳为民间各种反侵略力量的联合提供了组织形式。义和拳系“取朋友以义合之义”。这一组织形式，在普遍结会自卫的直鲁农村突破了乡社、拳场之间的门户之见，把那些各有师承的拳场集合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反侵略团体。起义前的义和拳，是由梅花拳、红拳等不同拳场“义合”而成的庞大的斗争群体。起义之后，他们进一步用义和拳的名义去会集和容纳民间的反侵略力量，包括一部分秘密结社的势力。据官方文书，当时的拳民动辄千百成群，甚至数千上万，此呼彼应，致使“直东交界到处有事”（《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38页。）。这样，义和拳就把辽阔的直鲁交界地区变成了民众反侵略运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第二，义和拳提出了标志着运动主攻方向的政治口号。据住在梨园屯附近的天主教神父伊索雷日记：1898年10月25日上午十时，义和拳已经起事，他们的旗帜上写着“顺清灭洋”（《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1期第35页，原译：“顺清朝，杀欧洲人”。）。证之前述史料，日记显系指赵三多、阎书勤的起事。按“顺清灭洋”这个带着时代烙印的爱国反侵略口号，是由同年七月的余栋臣起义所提出的，它是对多年以来反洋教经验的朴素的总结。冠、威义和拳接受了这个口号，并使之以类似的语言在华北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因此，义和拳起义，标志着在长期反洋教斗争中形成的爱国口号，和新兴的民众反侵略的组织形式——拳民联合体——衔接起来了。这种衔接，就使蔓延起伏了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发展到了义和团运动的新阶段。

如果说大刀会是甲午战后第一个组合起来的以灭洋毁教为宗旨的民间会社，义和拳以其名称和口号，进一步体现了民众反侵略力量更广泛的联合，那么把它们的组织和信仰加以容纳，并且用当时下层民众最容易接受的语言和服装来进一步装扮，则是由神拳来完成的。

神拳是义和团的来源中地位重要而为研究者较少述及的一种民间结社。据《续编》附录载，清代从康熙到光绪各朝都有神拳的踪迹。最初的神拳似为巫术，一些迷信职业者借此卖艺，敛钱谋生。当神拳聚结了一定的力量以后，往往在社会危机的促动下产生反抗要求。而为了加强组织的凝聚力，这类造反的神拳又往往同庞杂的民间宗教系统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从后者那里吸取维系组织的信仰、习俗和条规。这时，神拳就由巫术发展为以会道门信仰为纽带、具有浓厚巫风和武风的秘密结社。如《续编》载，北京的神拳崇奉红阳教，滇、蜀的“少林神打”崇奉青主教（青莲教），关外的“六合神兵”信仰金丹道、混元门，山东的神拳和九宫门、八卦教结合在一起。而“少林神打”、“六合神兵”和鲁西北神拳这三种在形迹上几乎雷同的团体，就是四川、东北和华北的义和团的重要来源。

鲁西北的神拳兴起于1899年春天。这些神拳，具有乾嘉以来各地神拳在信仰和形迹上的共性，又带着同鲁西北的乡土迷信相结合的个性，用预言灾劫、崇拜乡土偶象和“刀枪不入”来吸引群众。同年7、8、9三个月，拳民们在平原、恩县、莘县等地掀起了打教浪潮（《外务部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九月法使致总署照会、函件。）。10月到11月，这个浪潮冲向茌平、博平、聊城、禹城、高唐、齐河等十六个州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总署收袁世凯文附清单。）。这是山东拳民运动的黄金时代。

鲁西北是一块贫瘠的刚刚被黄水冲刷过的土地。神拳的打教热浪立即吸引了大批的饥民、游勇和各种反洋教的民间会社。据载：“济南、临清、庞庄等处，红拳会聚集日多”（《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总署致毓贤电。）；“高唐、茌平等州县，有哥老、大刀各会滋事”（《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烟台英领事致毓贤电。）。这些组织在反侵略反洋教的旗帜下日益走向溶合。

首先是由曹州、济宁一带北上的大刀会加入了神拳的队伍。平原、茌平的神拳中均“多曹州一带刀匪”。拳民们“从前学过神拳，近又从曹州人……学大刀会”（《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1—12页；第245页。）。本来难度很大的金钟罩术借着“神”的外衣被简单化了：习练者“捏称神来，各执双刀乱舞”（《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544页。）——这正是紧迫的斗争形势所需要的。义和团坛中通行的所谓“神术”，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同时，神拳与义和拳也在这个时期彼此混合。至少在1899年秋冬之交，直鲁交界地区的一部分义和拳，业已由冠县传到堂邑、聊城一带，同茌平的神拳在名称和风习上互相混杂，再向北往临邑、平原等地铺开。有一个材料说，1900年3月，威县义和拳首领王玉振和博平神拳首领徐福共同率领一股拳民，由茌、博长驱武城，一路与官兵冲突。据被俘拳民称：“从匪首王玉振学神拳”（《筹笔偶存》，第263页。）。可见，这时的义和拳也已经复盖上了其起义时所没有的神秘外衣，这当是“义和神拳”的由来。

这样，在鲁西北反洋教的高潮中，以神拳为主干，大体上完成了各种反侵略的民间会社在组织和风貌上的溶合过程。诸神救劫的观念、习拳练气的活动、附体扶乩的风习，在这些组织中混成一体。这就形成了为以后各地义和团所共同尊奉的神秘性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

在探索义和团的起源时，还有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这就是乡团在运动中的地位及其民间会社的关系。从《续编》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乡团有着以下明显的活动轨迹。

当运动初起时，特别是在民间会社的力量尚未长足发展的地区，有一部分乡团参加了反侵略斗争，甚至在某些地区一度成为斗争的骨干。例如，胶东一带的团练比较完备，驻防登州的总兵夏新酉为此受过朝廷的表扬（《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军机大臣字寄张汝梅。）。这里的民众，曾多次凭借乡团同德国侵略者相对抗。1899年春，即墨民团“鸣金聚众数千”，逼退强占民产的德兵（《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五年三月胶澳军情探禀。）。稍后，一批团民又“拥入教堂、学堂，搬抢一空”（《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总署致毓贤电。）。同年6月著名的高密大吕庄拔标斗争，也是由团总发动的（《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四日彭金山禀毓贤文。）。又如冠、威拳民的前两次武装护庙，也得到过乡团的支持，在档案中出现了“拳民、团众颇固结”的记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总署收张汝梅函。）

然而，当拳民运动勃兴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清当局一面派兵干涉弹压，一面派人游说劝禁。这些前往游说和瓦解拳会的人，不少是前一段时间参加过斗争的绅董、团总。由于他们中途妥协，使乡团纷纷站到了官府一边，冠、威绅董阻碍过义和拳起义，因此，义和拳同乡团决裂了，他们抗击“护教”的营、团，“不准十八村及威县、曲周附近各村练团”（《山东义和团案卷》，第381页。）。在大刀会和神拳活跃的地区，拳民抗拒和击败团勇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这些民间会社初起时，有的貌似团练（如曹单大刀会），有的同团练一度合作（如义和拳），有的“附入民团”以求得发展（如济宁红拳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总署收法使函。），因而使人们一时不容易看清楚它们的性质和面目，以至把它们也误认为乡团，而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民间会社突破了团练的外壳之后，才造成了拳民运动的热潮。民间会社日益发展并摆脱团练影响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下层民众冲破官方控制，而形成独具风貌的反侵略运动的过程。

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后，团练的政治态度更加复杂。在封建当局支持这场运动的省区，有不少乡团回到反侵略斗争，出现了一批“富民出财、贫民出力”的“练团”，称义和团（《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六日攀桂折；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准良折。）；但也有些乡团“相戒不仇洋教”，在民族斗争中徘徊观望（《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九日王乃徵折。）。而在清朝地方当局抵制或镇压义和团的省区，如1900年6月以后的山东省，各州县村寨的团练，几乎都成了官军屠杀拳民的帮凶。

可见，义和团运动中的乡团，虽然不乏有参加反侵略斗争的，但直接成为义和团者，在运动高潮以前十分罕见。而在高潮之中，乡团又依各地封建当局的不同态度而产生了多走向的分化。因此，乡团不是义和团的主要组织来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

（一）义和团运动从其初期开始，就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山东腹地和直鲁交界的多种会、社、团、门，成为集结民众反侵略力量的组织形式，并且在斗争的发展中相互交融。因此，不能说义和团就是来自乡团或是来自某一种秘密结社的支派，它们乃是源多流杂的民众反侵略斗争群体。

（二）义和团组织上的源多流杂，反映了这场运动在阶级结构上的广泛性和特殊性。义和团的阶级结构大体表现为两类形式：或者象曹、单大刀会那样，由殷实富户出资立会，而社会底层的斗争骨干从中起着重要作用；或者象义和拳和神拳那样，以劳动人民为主体，在斗争中把其他阶层的爱国分子吸引过来。

（三）大刀会、义和拳和神拳的领导成分，有一个逐步递降的趋势。刘士端是地主，并无迹象表明他本人参加过打教斗争。赵三多家道小康，在起义的紧要关头几经动摇，才摆脱官府、绅董的羁绊而走上反抗之路。朱红灯是游离于封建统治秩序之外的赤贫，神拳在这类赤贫分子的领导下，溶合了大刀会和义和拳的成分，象旋风一样发展起来。民间会社领导成分的逐渐下降伴随着反侵略风暴的日益高涨，体现了劳动人民在义和团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与此相适应，来自社会底层、带着浓厚神秘性和乡土气的神拳，做了义和团组织上的主干。

四、清当局同义和团之间关系的多样性

《义和团档案史料》及其《续编》集中地辑录了清王朝及其各地方当局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和态度。本文限于篇幅，不拟论述清朝中央政府的政策，只想就北中国各地方当局在运动高潮中的动向及其对义和团斗争的影响作一些探讨。

如果说，在当时的社会矛盾错综交织的背景下，清朝中央政府中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的政见杂陈、争论激烈，而使慈禧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陷于含糊矛盾、动摇不定的话，那么，作为统治中枢的这场大争论的延伸，就在各地方督抚中出现了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特殊局面。抛开南方各督抚不论，即使是运动高潮波及的北方，各省当局也出现了不同的应变政策和措施，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场运动的地区性的特点和风貌。

第一种类型，是封建当局不同程度地支持义和团运动的省区，如直隶、黑龙江、蒙古、山西、河南等地。直隶是反侵略前线，总督裕禄对拳会的政策直接为清廷所左右。黑龙江将军寿山是一位主张抗俄御侮的爱国者，他向全省“通行告示，内言关内中外失和情形”（《外务部档》，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萨保咨外务部文附件。），积极备战。山西巡抚毓贤“力主剿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比较圆滑的河南巡抚裕长，可以说是督抚中最早嗅出慈禧对外态度发生某种变化的一个。1898年11月，裕长出任豫抚辞行时，刚刚扑灭了变法运动的慈禧就告诫他：“嗣后办理外洋交涉事件，务须据理辩论，不可稍涉迁就，使彼族得步进步”（《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一日裕禄折。）。清廷宣战后，裕长一面应付“互保”，一面又“招集成团”。一个河南官员讲他亲自检阅团民，“省中习者已遍街衢”；藩、臬“皆不谓然，而中座则深信之”（《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这几个督抚支持义和团的动机虽然不同，而结果则促成了运动在这几省的迅速高涨，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封建官府同义和团联合对外的局面。

过去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中，往往较少涉及清朝文武官员参加反侵略的事实。有些论者即使述及，也仅是指出清军中有一部分下层官兵参加了战斗。这是不够全面的。《续编》表明，确有一批高级官员和将领，虽然对义和团的态度不尽相同，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还是毅然参加了反侵略行列。最早同义和团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联合抗战的是天津的官兵。直隶提督聂士成和他的继任者马玉□，虽然先后与义和团发生过冲突，但都不失为主战派。前者英勇战死，后者直到1901年春在山西各口布防时，仍和宋庆请旨力战挫敌，而和朝廷所谓“有守法，无战法”的投降政策发生分歧（《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宋庆、马玉□折；《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86—987页。）。在黑龙江省的抗俄斗争中，寿山殉难，副都统凤翔以下官弁七十二员、兵丁近千人战死（《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达桂片。）。有的论者叙述了北京保卫战时团民的英勇，这当然是事实，但还应该加以补充的是，有一些清军将领也率部作了最后的斗争。从清朝官员及其眷属大批殉难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八国联军在进犯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直到紫禁城的各门时，都受到了清军的节节抗击。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在东便门御敌失利，“曰：……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投井中死”（《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三日袁世凯折。）。原吉林将军延茂在安定门阻击未遂，从容留下遗折，“举家自焚”（《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延茂遗折。）。镇守正阳门的副都统普徵额在联军逼近时“具衣冠危坐官厅”，中炮阵亡（《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二日昆冈折附录。）。这些高级官员、将领和他们的弁兵，在民族战争中表现了高风亮节。他们的事迹，应该在义和团运动史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当然也应该指出，在上述省区，封建官绅大批参加义和团运动，又有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他们总是力图对义和团进行组织控制和思想渗透，用本阶级的政策来左右运动的方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由于封建阶级排外主义的理论政策同运动高潮中日益激化的小生产者的狭隘报复情绪相结合，使义和团迸发了强烈的笼统排外狂热，而尤以杀逐教民的极端行动最为突出，

本来，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初级形态的民族救亡运动，是由武装抗击侵略者的战争和更广大地区的反洋教热潮所共同组成的。这两种斗争形式之间既有联系，也应有深浅和主次之分。在运动初期，拳民们向教会所作的清算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很难设想，不经过这样一种能直接满足农民切身利益的斗争方式，就能把群众普遍地动员起来。但是，当运动进入武装抗击侵略者的新阶段以后，客观形势的发展，乃是迫切要求把各地团民分散的闹教斗争集中起来，升华为有统一领导、统一意志的民众战争。然而，当时没有一种政治力量有能力完成这个升华。由于这些省区反教会斗争的无限扩大化，对待教民的极端行为普遍发生，反而冲淡了民族自卫战争的主题。《续编》有几件材料，详尽记载了京畿五个平民坛口的情况，这几个坛口都没有参加天津和北京的保卫战，而有四个以诛杀教民或攻打东交民巷为主要活动，其中的三个曾到庄王府挂过号。这几个坛口的动向，和载勋将京师数万团民的首要任务列为“攻剿住京洋馆”（《内务府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载勋等折。），有很大关系。这就是说，京师团民的笼统排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组织的；但在侵略者的武装进攻面前，却由于漫无组织而陷入被动。这种现象，在义和团运动史的绚丽画卷上留下了暗淡无光的一面。

第二种类型，是封建当局压制和反对义和团运动的省区。有一个官员在1901年评论说：“上年拳教相仇，山东抚臣则有袁世凯，陕西护抚臣则有端方，均严遏拳风”（《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八日锡良片。）

袁世凯有一套“理论”。他在一份给全省官员的通饬中，将山东教案的责任完全推到地方官头上。通饬不点名地抨击毓贤及其僚属“非视教如仇，即畏教如虎”，不懂洋务，激成变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袁世凯咨总署文附件。）。所以，他一方面调来荫昌等所谓明达洋务的官员，和德国占领者谈判路矿细章，企图遏制德国人漫无边际的勒索。对于德国人制造的命案，他也曾认真交涉，要求查办。但另一方面，袁世凯绝不允许人民群众超越法律去和洋人拚命。他在接印的两天以后，就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坚决取缔拳民运动。

正如一些论者指出，由于各种政治因素的制约，袁世凯在一个时期内并没有敢大规模地屠杀拳民，而是基本上执行了其前任的“拿首解从”等政策。问题在于，毓贤的政策往往是官样文章，而袁世凯却是三令五申，认真查禁。据统计，济南、东昌、泰安三府的教案数目，1890年11月为九十七起，12月为三十起，次年1月下旬以前减少到了八起。可见袁世凯一上任，就使山东的拳民运动严重受挫。

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大规模屠杀，是在1900年6月以后。特别是由于天津失陷，败局已成，袁世凯动员了各防营、练勇和民团，一齐扑向拳民，捣毁坛场，血洗村寨。仅曹州府各属，“一月之中大小接仗二十余次”，拳首、拳民近千人被杀，五百多人被俘，大小拳场全被平毁（《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张人骏折。）。只此一例，可以推见山东全省拳民的命运。事后，有的廷臣给这个大屠夫下了一个断语：“袁世凯者，素日以威猛为能，以杀人为快”（《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昆冈等折。）。这是切中要害的。

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的态度同袁世凯类似。他在运动高潮中“三令五申，饬令力加保护”（《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端方折。）。遇有教案，立即派兵镇压，撤任地方官，“勒缉首要各犯”。因此，他被反对义和团的人称为“满中之铮铮者”（《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帝国主义的外交官也对他的“保护认真”特加褒扬（《宫中朱批奏折》，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八日岑春奏折。）

这两个省的政策虽然相似，但局势却很不一样。陕西民众在当局的压制下，没有普遍地以义和团的名义组织起来。1900年7月至8月，该省只有边远的燕子碥和宁条梁发生过两起主要由绅士或下级官弁组织的打教斗争，普通民众是这些斗争的追随者。而拳民运动发源地的山东则是另一种情况。这里不仅不同于陕西，也不同于直晋诸省。山东义和团在运动高潮中没有取得“官团”的地位，大部分官绅由于当局政策的改变而退出了斗争。因此，山东义和团的成分远此前述第一类省区单纯，绝大多数的拳首。拳民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在运动高潮中仍然比较多地保持着农民反侵略斗争的质朴品格。这里烧打教堂是激烈的，但在山东腹地很少发生大批杀戳教民的事例。另一方面，对于凶残的官府，拳民们也以刀兵相向。有的义和团中出现了“元帅”、“先锋”这类通常是农民起义中才有的称号。不少团坛抢夺豪富之家，个别地方（如高唐州）发展到没收、变卖地主的土地（《山东巡抚衙门档》，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李恩祥禀。）。拳民和营兵、民团的战斗遍于各地。有两个知县在拳民的反击中丧命。这样，山东就成为拳民运动最早和封建当局决裂的一个省。这里的“闹教抗官”的拳民运动，是1901年以后那种既反洋人又反朝廷的民众斗争的先声。

第三种类型，是封建当局见风转舵、用反动的两面政策对付义和团的省区，以吉林、奉天最为突出。东北史学界的同志对这两个省的当权者“招集成团”而又暗中破坏的两面政策有过许多论述，这里只补充一点：在“奉旨练团”的各省中，吉林将军长顺是明令撤团的第一个。长顺在招团之初，就认为拳民“到处起衅”，“未可深恃”（《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323页、251页。）。而当7月俄军入侵，特别是当他在8月初接到“如与俄兵接仗，务令拳民前驱，我军不可明张旗帜”的密谕（《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29页。），从而摸清朝廷的招团政策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后，就乘机唆使官团和弁兵，杀死了不服约束的奉天义和团法师敬际信。而后，他又借口“义和团良莠不齐，自相攻杀”，于8月18日请旨“撤去义和二字，专办团练”（《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长顺等折。）。长顺的理由是：“义和二字，伪者固足扰民，真者亦适以招侮”。就是说，不服官府控制的义和团扰乱了封建秩序，即使是“奉旨练团”，也会给侵略者提供口实。这个颠倒是非、把战祸的责任推到义和团头上的奏折发出时，长顺还不知道慈禧已在三天前从北京出逃，他是在京师告急、东北危亡的关键时刻，用拳首的鲜血向侵略者作进见礼的。

在吉林和奉天，义和团的斗争走了迂回曲折的路。他们得到过一些主战将领的支持，也连续遭到主要当局者的破坏和愚弄。在敬际信、刘喜禄等著名团首遭到杀害，特别是长顺、增祺的投降面目完全暴露以后，义和团的余众和其他的民间武装联合起来，向封建统治者谓之的“华俄各军”作了英勇的斗争。《续编》对这一段史实有比较详尽的反映。

综上所述，北中国各省综错微妙的政局，规定了义和团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各地封建当局基于不同环境和不同的派别利益而在政策上各行其是、相互抵牾，反映了封建阶级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政权危机。然而，义和团由于其信仰落后和组织散漫，却不可能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在民族斗争中形成对付封建当局的统一意志和有效办法。在某些地区和场合，他们为反抗镇压而同封建势力相对立，在另一些地区和场合，他们“见纵拳之官吏，颂为神明”，又接受其控制和影响。这样，从总体上看，在义和团同清王朝这个相互依存、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和影响的矛盾统一体中，团民们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上。

五、走向末路穷途的封建王朝

义和团运动的风暴造成了清朝深刻的政治危机，把这个政权固有的那种愚昧、肮脏、黑暗的阶级品格进一步暴露出来。《续编》收录的一些清朝官员的私人档案，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这类官员的社会联系广泛，消息灵通，仕途又不甚得意，他们带着对“国难、家难”的一腔愤懑和牢骚，在私信中把当时的政局动乱、吏治败坏、社会荡佚的情况描述得细致入微。这类随闻随作而未经事后加工的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官方文书所未载的史实。

我们可以看到，清王朝对于这场违背自己本来意愿的防御战争，既无准备更无信心。除了用各种两面政策来保全自己，就是祈祷于“神术佛法”来欺骗自己。为了阻止洋兵，慈禧竟下过这种荒谬得连上谕档都未便收录的谕旨：“五台山南山极乐寺住持僧普济戒律精严，深通佛法。现在天津事机紧迫，所到夷船甚多。……著即联属义和团设法御击剿办，灭此凶夷”（《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紧接着，在官方战报上，居然出现了“各国海口兵船全行浅住”的奇闻（《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张守炎致吴重熹函。）。鬼神迷信伴随着战事失利弥漫于各王府官邸。醇王府里接二连三地扶乩问卜：“问迁都”，“问西什库几时方能攻破”，问何时“洋夷灭”、“复太平”（《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乩语。），从诡秘的乩语中寻找精神慰藉。河南靠近京畿，警报频传，但裕长在军事上“毫无布置”，“兵饷皆虚”，惟筹千金，作抚署官团“焚香焚表之费”（《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等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官场为之哗然。

这样一个腐朽的政权，当然不可能把自卫战争坚持下去。刚毅“初主战甚力，津门失守后，乃放声大哭”（《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二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随着，就从各种渠道传出朝廷要“西狩”的风声。或谓进陕，或云入汴，搞得人心惶惶。于是大小京官纷纷外逃，“络绎不绝”于南北通道（《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

抗击八国联军的战争中涌现出一批有气节的官绅将士，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体早已丧失了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北京失守以后，许多达官贵人投敌保位、卖国求荣。直隶布政使廷雍曾以“助团”著称，他在署理直隶总督后，陆续收集天津淮练各军编成步马三十二营又六个旗，并将保定练军三营编为十营，故京津失陷后，保定仍有重兵屯守。可是，廷雍却一连上了八通奏折，将各军饬往“剿拳”，自己率僚属开门揖盗，“欢迎”联军入城。此人被侵略者辱杀，完全是咎由自取。又如盛京将军增祺在辽阳失陷后，“闻警先逃”，不久又被俄军诱胁回省，私签使奉天殖民地化的《暂且章程》。消息传出，“增名之恶遍天下，各省人谈者，莫不以为耻”，直呼为“俄将军”（《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廷宪致九弟函。）。全权大臣李鸿章鉴于舆论压力，表面上放出口风：“决志与俄争回东三省，不成必与之战，各国亦有许助者”，而暗中却向沙俄“输诚”：“此次须暂让，以与各国一律，过后再行自取”（《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三日廷宪致九弟函。）。其他当政诸臣对东三省的得失漠然处之。奕□惟“蒙旨行事”，王文韶“又默不赞词”，“虽任全权，直是置局外”；荣禄“于三省之让毫不介意”，“除日奔鬼境取媚求容之外，亦绝无别举动”（《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廷宪致九弟函。）。还有些廷臣不顾国难，仍沉缅声色、巧于钻营。如裕德于“西幸之后八月间，渠仍向西城妓馆买妾”；明某“备贿谋奉尹”，“荣仲华处钻狗洞而已”；恩寿擢漕督，“无他，庆邸之亲家故也”（《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廷宪致九弟函。）

上行下效。大批中下级官员和八旗子弟不顾民族尊严，纷纷为敌效劳。东北一些官员“盛服前导，为俄送匾伞”，“颇以增之另约为是”，“当国处丧乱之际，而万分高兴”（《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五等日廷宪致九弟函。）。北京沦陷后，“附洋势、食洋饭者多，所以安本分不忘旧者仅仅矣”。许多世家子弟为侵略者“充警务巡街”；有人为“得日本宠，直以日本之新民自居”，甚至“为子取号东民”。联军退出后，奕□改外国占领者的警务机构为协巡局，“其人与事仍旧也”。于是这批投敌者“又扬扬得意，车马仆从，夸耀于市”。一个名叫朱嵩生的人公然宣称：“有钱就好，无论俄华”（《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等日廷宪致九弟函。）。道出了这批纨绔子弟的丑恶心声。

面对山河破碎、社会动荡的严重局势，许多清朝官员对国家前途和本阶级政权的统治能力丧失了信心。一个时任道员旋擢臬司的官员致函戚友时悲观地说：“处此地者，不知死所”。对方回函云：“当此之时，固无论处于何地，人人皆不知死所”（《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张守炎致吴重熹函。）。有的官员称：“此心久已灰冷”，“直觉置身无地”，“此后不但身事莫可知，即世变又不知到如何景象”（《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六等日廷宪致九弟函。）。有的官员被义和团搞得焦头烂额，自谓庚辛两年，“须已半白”，乞上司“拔出水火，便求无拳便是福地”（《清代各衙门档》，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恩铭致俞廉三函。）

清朝官场中的悲观情绪，为北京的“回銮”仪式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正阳、大清各中门均已修竣”；“各大门户类皆新饰”，“重画桃符”；五城练勇新衣貂尾，“旧制依然”（《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四等日廷宪致九弟函。），但这些耗费了巨大的民力和财力以粉饰太平的表象，都掩盖不住清王朝丧权辱国后的颓丧。一个在北京“跪迎銮驾”的官员用近于白描的笔法记下了他目睹的场景：“（皇上）目不傍视，……前引十骑亦不分行，只乱聚轿前而已”；“太后亦到，相去不过半里。似是起身未言定，而急急欲追随也。太后……面比前过觉狭长，且黄黑无腴润之色，两目无光，上眶深陷……”（《醇亲王府档》，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廷宪致九弟函。）。这，实际上是整个大清王朝的形象，它正在无可挽回地崩毁下去。

总之，《续编》的内容相当丰富，我们作为编者，不揣陋浅，先对其中的几个问题作些探讨，这当然远远不能反映此书的全貌。好在书稿已经整理完毕，并将由中华书局付印出版。我们相信，它必将有助于推动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工作，而本文及我们在整理史料过程中的那些缺点和错误，也必将得到史学界和档案界的批评指正。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