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旧有的礼俗，有所谓“请安礼”、“抱见礼”。请安礼在入关后一直实行，且广泛施用于君臣之间、官场之中及一般旗人之间。而抱见礼，则“以抱不雅驯”而遗弃，只在某些礼仪中保留一点形式，作为满族君臣在特定场合中的一种礼节。另外，入关前的满族，在礼节上也没有汉族那种严格的男女之别，入关后也逐渐循从汉俗。正是这些已被遗弃的礼俗，体现着满族不同于汉族的习俗观念，表达情感的方式及男女之间原始自然的关系．这些礼俗，尤其是所谓“不雅”的抱见礼，究竟是怎样的行礼动作，在什么场合中施行，具有怎样的礼意。作为礼仪，它又是怎样施用于政治生活中，体现了怎样的政治意义?由于它早已成为满族早期的历史，入关后的文献也少有记录，人们已不明其详情。然而在入关前的档案中却有不少记录，使今人仍能窥其一斑。抱见礼，是满族入关前一种在礼敬程度及规格上都比较高的见面礼节。亲人久别相见，或迎接尊贵的客人，多行此礼。其中的“抱腰接面”式的抱见礼，更表达了深忱的礼敬及亲近之意。从入关前档案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它多施用于较隆重的礼仪场合，行礼的方式，也因双方的等级及应表达的亲近程度而有多种。

如《盛京满文逃人档》记载，天聪元年七月初五日，后金汗皇太极与诸宗室贝勒迎接举部投附后金的敖汉、奈曼两部的蒙古贝勒，皇太极以他们“远来归附，跋涉劳苦”，而不让他们叩拜，想与他们“互相抱见可也”。蒙古诸贝勒坚持先叩拜，于是“趋前拜汗，时汗及诸贝勒大臣为之起，蒙古诸贝勒叩拜。汗及诸贝勒迎面抱见，毕，汗复答拜，与来归蒙古为首三贝勒抱见。”以下，“汗复位，蒙古众小贝勒依次叩拜汗，行抱见礼”。接着，“大贝勒（代善）、贝勒阿敏，以兄礼至洪巴图鲁（笔者按；此人即奈曼部的衮出斯贝勒）座，叩首抱见，洪巴图鲁亦迎面跪叩抱见。”随后“大贝勒、贝勒阿敏复位，杜棱、塞臣卓礼克图二贝勒来叩首抱见”。①这段史料所记述的，可以说是抱见礼中的最高规格礼仪，主要表现在，身为后金汗

的皇太极，与对方互行抱见礼，即“互相抱见”，如文中所述的，汗先对向他叩拜的蒙古贝勒“迎面抱见”，然后再“答拜”而与他们“抱见”。后金当时的大贝勒代善、阿敏等人，甚至先向奈曼部蒙古贝勒洪巴图鲁“叩首抱见”，然后洪巴图鲁“迎面跪叩抱见”。汗皇太极及代善等大贝勒们所以要以抱见礼相迎，而且给以如此高的礼遇，是因为来附的蒙古贝勒原来地位就高，是某部落的首领，而且他们是前来投附后金，这对于壮大后金势力及对付察哈尔蒙古与明朝，都有重要意义。类似的情况及迎接礼仪，在《盛京满文逃人档》中还有两处记录：天聪元年八月十八日，察哈尔蒙古阿喇克绰特部的麻哈萨图等三个台吉率家口逃归后金，麻哈萨图朝见汗时，皇太极及诸贝勒“离座受礼。跪见汗时，汗亦迎面跪拜抱见。次见三大贝勒，其礼如上。”以下，麻哈萨图三人与诸小贝勒台吉如济尔哈朗等相见时，也是“互相跪叩抱见”②。十月初七日，察哈尔蒙古的贝勒昂坤杜棱携三子同来投归，皇太极与诸贝勒、台吉们出城相迎，近前时，是“互相叩首抱见。次，诸台吉依次抱见。”③

下面叙述的几种抱见形式，在礼仪规格上便等而下之了。仍是《盛京满文逃人档》的《两汉旗值月（档）》记，天聪元年十二月初一日，察哈尔蒙古的阿喇克绰特部台吉多尔济伊尔登来朝，皇太极及诸贝勒升殿后，来朝的蒙古台吉“率众遥拜，复近前叩拜一次，抱汗时，汗起立迎之，复屈膝坐，来朝台吉抱汗大腿相见，次抱三大贝勒小腿相见，其礼如汗。次与贝勒费扬古耳行叩拜，抱腋相见。”④从行礼动作看，来朝的蒙古台吉是跪着抱见，且有区别，汗与三大贝勒皆屈膝坐，蒙古台吉对最高的汗是抱其大腿，对三大贝勒是抱其小腿，汗与三大贝勒也不还礼而互相抱见。与一般贝勒费扬古，则是先互相叩拜，然后互相抱见。

与汗所行的抱见礼，相当多的情况又是抱汗之膝。如《内国史院档》记，天聪七年二月初一日，阿禄科尔沁部的头领率众来归，便是先向汗皇太极跪拜一次，接着“抱汗膝面见”⑤。同月十六日，阿禄部的达喇海台吉等蒙古来朝，这些人也是先向皇大极“遥拜一次，复近前跪拜一次，抱膝而见。”⑥后金内部君臣之间行礼也是如此，如皇太极迎接出征的楞额礼等，楞额礼与另一将领石廷柱便“抱汗膝见”⑦。

迎接外部首领的抱见礼，除施用于蒙古外，亦施之于汉人。《内国史院档》载，天聪七年六月初三日，皇太极与诸贝勒出迎来降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其时，“汗率诸贝勒出德胜门十里外，迎于浑河岸，中设大黄幄，两侧各设五青幄”，然后与孔、耿二将及众降官等“谢天，行三跪九叩头礼”。接着，皇太极与诸贝勒商议与孔有德相见的礼仪．皇太极“欲令行抱见礼。诸贝勒曰：“为汗者恐不宜抱见，以礼相待即可耳。”皇太极对他们讲了一番二将来归之重要意义，及应该予以高待遇的道理，最后说：二人“采归于我，功有此大者乎！因此朕意当行抱见礼。”仪注确定后，孔、耿二人先以汉族臣见君之礼跪拜，然后又走近皇太极御座前“叩头，抱膝见，”以下再“与大贝勒行跪拜抱见礼，次与诸贝勒以次抱见。”⑧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这种抱见礼，虽然被允许或者是说是赐准抱见的孔、耿二人，是叩头后抱汗皇太极的膝而见，但在后金的礼制中，因属于抱见礼，所以，这种可以抱汗之膝的行礼方式，已是对行礼者的较高的礼遇。这种礼遇，在以后仍可看到．如《内国史院档》记，同年九月十二日，孔有德于东京养伤痊癔后来朝，也是孔、耿二人对皇太极先“遥拜一次，复近拜一次，抱膝相见”⑨。次年四月初十日，皇太极与诸贝勒出迎来归之明副将尚可喜，同样是共同拜天后，汗皇太极“坐毕，尚副将遥拜五次，近前复拜二次。抱见时，汗起还礼，尚副将抱汗膝见，毕退行一拜礼。”以下，又“与大贝勒行一拜礼抱见，其余诸贝勒以齿序抱见。”⑩

后金（清）政权行凯旋郊迎礼时，由于当时的战事频繁而经常举行，且多行抱见礼，按照汗、大贝勒、一般贝勒、大臣等不同身份地位之间的等级差别，又分出不同的抱见方式，体现了抱见礼中的等级性。如《满文老档》载，天聪元年四月十八日，汗皇太极率诸贝勒远迎出征朝鲜归来的大贝勒阿敏及台吉济尔哈朗等一行，阿敏进见时，汗与大贝勒代替、莽吉尔泰是“离位迎之”，以下则阿敏“跪拜，汗答礼抱见”，对大贝勒阿敏，汗皇太极不仅起立相迎，而且以站立抱见阿敏，作为对阿敏叩见的迎礼。被迎接的济尔哈朗诸台吉们，则是向汗及两大贝勒“遥拜一次，又进前跪拜之，行抱见礼”，汗等也不答礼。出迎的诸台吉德格类等人，对阿敏是“叩首抱见”，对凯旋诸台吉则只是“抱见”，当是站立而互相抱见，而领兵的大臣扬古利等人，则是向汗及两大贝勒跪拜，并“与汗及两贝勒抱膝见。”11天聪二年三月初七日，是皇太极率贝勒们出征蒙古凯旋，留守的大贝勒阿敏，台吉杜度等出迎，其礼仪是，阿敏等“依次跪拜抱见汗，次，出征诸贝勒大臣及来迎诸贝勒大臣按次相互跪拜抱见”12。

从上所述还可看出，抱见礼的行礼动作方式及所表达的礼意，可算是多种多样，既可先抱见而表示对对方的礼敬，也可用抱见作为对对方的还礼即答礼，诸多情况下，又是身份地位相当之人，同时互相抱见，相互表达亲近与敬意。身份地位高的汗或大贝勒等允准抱他而见，这表示对被允准者的礼遇。其中又按被允准者的身份等级或允准者对对方的礼遇程度，而分为允予抱大腿、抱小腿或抱膝等等方式。抱见礼还既有站立抱见，又有跪着抱见，这两种抱见又都有单向抱与互相抱的不同。此外，还有在马上行抱见礼者，如天命二年正月初十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远迎朝见的科尔沁部蒙古的明安贝勒，就是“与明安马上抱见”的。13

清入关前，妇女也参加朝廷的某些礼仪活动，如《内国史院档》载，崇德三年七月二十日，多罗郡王阿达礼的岳父乌珠穆沁部蒙古的多尔济来，至演武场相迎的便是诸王贝勒贝子及他们的福晋，其中有：礼亲王代善及其福晋，豫亲王多铎及其福晋、郑亲王济尔哈朗及其福晋，睿亲王多尔衮及其福晋等等，共7个福晋出迎14。崇德四年正月，宴请来朝的蒙古贵族科尔沁部的福妃、次妃及卓里克图亲王、巴图鲁郡王，皇太极是与他的王宫后妃一起，在崇政殿设大宴款待的15。同月二十一日，福妃等以立碑谢恩，在崇政殿摆宴，仍是皇太极后妃相陪。皇太极的后妃们还参加谒寺庙的活动。崇德四年正月初三日，皇太极以新年礼率王公入实胜寺行拜佛礼，回宫后，又由其皇后与东、西宫福晋“入拜实胜寺佛，免冠行九跪九叩头礼”16。满族的抱见礼可以施用于男女之间，天聪九年九月，察哈尔蒙古林丹汗的妻苏泰太后归附后金时，以及同年十二月、崇德三年十二月，皇太极的岳母来朝，皇太极都是与她们“行抱见礼”17，“互相抱见”18，这是基于满族男女之间的抱礼俗。如崇德二年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班师，他的同父异母姐妹们如董鄂公主（嫁何和理）、占河公主（嫁达尔汉）等向他庆贺时，也是与他行抱见礼。据《内国史院档》记载；“董鄂公主抱见圣汗，次占河和硕公主、章嘉和硕公主……行礼万福，再行三叩头礼，礼毕，圣汗皆抱见”19。崇德三年八月，皇太极的女儿归宁，进宫时，与其父“行交抱礼”，随后又“与诸王迭相交抱。”20

清入关后，抱见礼在满族旗人的社会生活礼俗中基本消失，妇女出外抛头露面与男子一起参力口某些礼仪活动之事也极少见到。满族这些礼俗的变化，应该说是汉化的结果。具体说，是受汉族礼俗及伦理观念影响所致，汉族人际交往礼俗，讲究含蓄而不外露，温文而不狂热。所以双方行礼，也从来不用身体的某些部位互相接触，如拥抱、接吻等等，且视这些举止为“不雅”。清入关后，生活于广大的汉族中的满族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因而遗弃了以前礼节中的互抱、搂腋、接面等等举止习俗。至于男女之间的互抱，在具有“男女授受不亲”伦理观念的汉族人看来，更属行为之大忌，简直是伤风败俗。妇女参加男女混杂的社交礼仪活动，同样是汉族人之所不耻。看来满族人是接受了这种观念，对自己入关前的举止行为持否定态度，因而在社会生活中也将它悄悄除去。其实，满族的这些礼俗，就现在看采无可厚非，某些举止如无论男子与男子还是男女之间，都用互抱来表达强烈的亲近之情及礼意，以及妇女参加社交礼仪活动等等，颇有些“不封建”的意味。但无论如何，这些正常的礼俗行为，却被其汉化所“化掉”了。这种被汉族文化反征服而化掉的东西，以及这种现象，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它，看来是值得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注释：

①②③④151618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8、8、124、119、119页。

⑤⑥⑧⑨9⑩141719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5－6、32、19，35、75、337、216、253页。注⑧并见《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六月癸亥条。

111213见《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年版，下册第841--842、881页；上册第49页。

20《沈馆录》卷1。

（文章来源：《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