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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布的档案史料谈同治帝死因

刘耿生 张大君

同治帝载淳,是清王朝建立后的第八代皇帝,咸丰六年(1856)叶赫那拉氏(慈禧)所生,他是咸丰帝奕詝唯一的儿子。载淳六岁(1861年)登基称帝,十七岁(1873年)亲政,未及二年,即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病逝,时年十九岁。

关于他的死因,传闻很多,十分离奇,广为流传的是说他因行为不检,染梅毒而死。尤其一些野史小说,无中生有,添枝加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影响很大的《清史演义》第七十九回写道:“同治帝一意寻花……受了淫毒”,并将其死因归于“御医未识受病缘由”蕴毒深而死。

另部影响亦很大的《清宫历史演义》卷十二第九十六回也称:“穆宗(同治帝)一向在外胡闹不已,早就沾染了淫毒”,并在该书《编辑大意》中讲:“本书事实,或采辑名人文集,或依据私家笔记,语有来因,事可微信,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之作品所可比拟。”这样,百年来就给广大读者一个印象:同治帝确系死于梅毒,“绝非凭空结撰、向壁虚造”。

广为流传的台湾作家高阳写的长篇巨著《慈禧全传》第二部《玉座珠廉》(下)的《恶疾初起》一节中,认定“是杨梅!”。

特别是电影《一代妖后》的公演,片尾说明同治皇帝本患梅毒,但在慈禧授意下,外称“天花”,还篡改档案,将御医们写的“脉案”。(即诊断记录及处方)篡改成天花病症。使得同治帝患梅毒致死之说,尽人皆知。

若说文艺作品不是历史著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虚构和夸张的话,那么,一些论著亦持此话,其影响非同小可。如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1989年第6期载李镇同志文章《同治究竟死于何病》。李镇祖上“数代为御医,高祖李万清是咸丰皇室太医,曾为懿嫔(那拉氏)遇喜诊脉,确定慈禧怀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给同治看病的主治御医,李德立的长子、李镇的祖父“曾任光禄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1938年,他曾告诉李镇:“同治确是死于梅毒”,“同治梅毒溃烂后,流脓不止,奇臭难闻,曾祖父(李德立)每日必须亲自为他清洗敷药,一个多月来受到强烈恶臭刺激,从此失去了嗅觉”。至于为什么在诊治同治帝的脉案上写为“天花”,李镇解释说:“据祖父面告,曾祖父奉沼入养心殿请脉之初,已看出是梅毒之症,为了填重起见,曾约一位有名外科御医张本仁会诊,一致肯定是杨梅大疮。自忖若奏明载淳生母慈禧,她通晓医道,喜怒无常,如若一时火起,指责有辱九五之尊,必遭杀身之祸。倘若知情不报隐瞒病情,又怕责任重大,最终难免治罪,真是左右为难。经与右院判庄守和商议,认为反正是治不好的病,何况这是自古以来少见的帝王之绝症,难告于天下,不如装胡涂吧,既然宫中都说天子出水痘,就照天花来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同志为澄清历史事实,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七辑中编纂公布了《同治进药簿》编者根据宫中所藏《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中御医对同治帝临死前诊断记录(即脉案)及处方进行研究,认为“从这本进药薄的名称,以及从载淳患病到去世的脉案、用药处方,都可以证明是因患天花没有治好而去世的”。

第一,从理论上讲,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梅毒则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漫性传播疾病,患天花之初都要发烧,这是患急性传染病的规律,体温增加一度,脉搏增跳十次。从同治脉案可以清楚看到,从发病第一天就脉搏加快,发高烧达7天之久:十月三十日发病第一天,他“脉息浮数而细……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脉息浮数……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第三天因发烧而“大便四日未行”;第四天至第七天,天天皆“脉息滑数”、“脉息数大”,均为发烧导致脉搏加块症状,说明起病很急。

而患梅毒起病不急,无发烧症状,病情发展缓慢。

第二,天花发病带季节性,有严格的发病时间,一般在冬春发生,非其时不可能发生,同治帝发病在阴历十月末,死于十二月初,与天花冬季发病相符合。

而梅毒发病无明显的季节特点,一年四季均可发病。

第三,患天花开始还头痛、背痛、发冷、寒战等,皆为天花明显症状,在脉案中上述现象记录得相当详细:“十月三十日……发热头眩……身酸腿软”;“十一月初二日……腰疼胸堵”;“十一月初三日……呛咳腰疼”;“十一月初七日……腰疼腿酸,未能骤减”。皆为天花典型症状。

而梅毒发病缓慢,无明显全身症状,表面像个健康人。

第四,天花皮疹的形态,分布及转化时间有一定的规律性。在天花发病后的第一或第二日,皮肤上就可见皮疹,即斑疹,但数小时后即迅速变为丘疹,丘疹呈园形,边缘清晰。同治发病第一日,脉案记载:“皮肤发出疹形未透”;第二天为“疹形透出,挟杂瘟痘”,“头面周身疹中换杂之痘颗粒透出,系属天花二朝之喜”,“头面颈项颗粒稠密,颜色紫滞”,这里所说“瘟痘”,是指斑疹已转为丘疹。自这天御医确认同治帝患天花,在以后脉案中均记为天花。

天花皮疹光发于额部、发际、面颊、腕,逐渐延及臂、躯干而至下肢,疹多见于身体暴露部位,即呈离心型分布,这与同治帝发病第二天脉案记载相同,直到十一月初七日仍“蒙头盖面,锁项咽关”,这与天花的皮疹分布特点吻合。

天花在出疹后全身中毒症状显著减轻,脉案记:“十一月初三……颗粒渐长,紫艳稍化,胸堵烦呕俱退,大便已行,胃口渐开”;初四日“颗起长紫滞渐润,内症俱见稍减”;初五日“已有放白之势,饮食亦佳”;初六日“浆汁已行,饮食俱佳”。这些记载与天花症状极为相似。

天花出疹后二至三日,丘疹开始灌浆,成为疱疹,疱疹中央凹下呈脐形,周围有红晕。脉案中亦记载:十一月初三日疱疹颗粒“极实顶陷,攒簇紫滞”;初四日疱疹“色艳板实,顶平不凸”;初五日“顶陷渐起”,“惟形欠饱满”;初六日“浆汁已行”、“惟浆未充足,根晕未收”。上述症状说明天花疱疹顶陷为明显脐形。

天花发病的第八天至第九天,疱疹转为脓疱,脓疱形成二至三日逐渐干缩成痂,于发病的二至四周开始脱痂。同治帝脉案记载他皮疹转化始终都与天花症状一致:十一月初八日“浆渐苍老,盘晕赤色见退”;初九日“渐有收靥之势,惟收靥较迟”;直到十一月十八日“痂渐脱落,滑浊渐止”,说明天花病已基本结束。

但梅毒则没有如此明显的急性发病过程,它发的斑疹如蚕豆大小,呈园形或略带不规则形,初起淡红,二至三周后呈青色或绿色,并不是脐形,与天花疱疹有明显区别。

十一月十九日起,同治帝染上皮肤感染,这一天的脉案记载“发热头眩俱退,惟温毒乘虚流聚,腰间红肿溃破,浸流脓水……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毒”,这种“痘痈”即并发的皮肤感染。二十日“痘痂渐落,发热咳嗽俱减”,天花渐愈,乃正常现象,但“腰疼重软,漫肿流汁……头项、胳膊、膝上发出痘痈肿痛”,说明形成广泛皮肤感染的迹象;二十二日感染恶化:“溃破流汁……其余各处痘痈有已溃而毒未净者,有未溃而仍肿者”;二十三日虽然天花“痘痂俱落”,“惟腰间溃孔脓汁不减,红肿不消,臀肉左右溃孔二处流汁”;以后逐日恶化,说明他几乎没有抵抗力。

此时,又并发坏疽性口炎,俗称“走马牙疳”,此病一般发生在全身性重症疾病的末期,常于短期内因全身衰竭而死亡。从同治脉案看,他全身皮肤感染未得到有效控制,又并发了走马牙疳,导致他迅速死亡。

这种病在口腔坏死部分迅速向周围及深部发展,痛疼、恶臭。脉案记载:十一月二十九日“牙胀面肿”:三十日“面颊肿硬,牙浮口粘”;十二月初一日“面颊硬肿,牙龈黑糜口臭”;初二日“各处痘痈俱见正脓……唇腮硬肿,牙龈黑糜,舌干口臭,大便黑粘”,开始便血,死期已近;初四日“牙龈黑臭,势恐口疳穿腮,毒热内扰”,这一天,御医已确诊为走马牙疳;初五日酉刻死亡。

在社会上还有一种传说,李镇在文章中也加以重复:“据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经曾祖父精心治疗,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午后,阿鲁特氏(同治皇后)来东暖阁视疾,当时载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诉备受母后(慈禧)刁难之苦,皇帝亦亲有感受,劝她暂且忍耐,待病好之后,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可知载淳在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后的事,没有预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在窗外偷听的)慈禧听到此处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闯入帏内,一把揪住皇后的头发用力猛拖,一大撮头发连同头皮都被拉了下来,又劈面猛击一掌,顿时皇后血流满面,惨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监传杖,棒打皇后,同治大惊,顿时昏厥,从床上跌落在地,病势加剧,从此昏迷不醒。急传先曾祖入阁请脉,但已牙关紧闭,滴药不进,于次日夜晚死去”。

此说未见档案史料记载,其事有无策,姑不作评论,仅以脉案对照,可知:自十一月二十九日同治帝患走马牙疳后,御医们已经束手无策,脉案记载“正不制毒,症势日进,温补则恐阳亢,凉攻则防气败”,左右为难;到十二月初四日(即皇后挨打这一天)同治帝“脉息弦数无力,上唇肿木,腮紫肿硬……不能作脓,时流血水……毒热内扰,减食少寐,理必耗伤气血”。这样的状态,就不可能再经“精心治疗已有起色”,“神志清醒”,还能讲话更不可能有气力“从床上跌落在地”。

总之,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公布的《同治进药簿》研究,我们认为,同治帝因患天花而死,而非梅毒。

(文章来源:《吉林档案》199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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